不是我要替王莽洗白，人家“加九锡”，称“宰衡”、“摄皇帝”、“假皇帝”，但都没有篡代的野心，而那些高喊“王莽篡汉”的人步子迈得可比他大多了。
王莽没有野心？请别急着拍砖，且听我细细掰扯那段历史。
王莽创造的“历史第一”太多了，以上四个称谓就是其中的一部分，其中后三者没第二个人用过，绝迹了。
先说“加九锡”。
元始五年（公元5年）五月，以富平侯张纯为首，汇集九百零二名公卿大夫、博士、列侯、议郎等，搞了个联名上疏，说王莽德比伊周，应该给他加九锡。
“锡”通“赐”，就是天子赏赐给臣子的九种器物，包括：车马、衣服、乐县、朱户、纳陛、虎贲、斧钺、弓矢、秬鬯。
这玩意儿有什么意义呢？意义老深了，它代表“九德”，即九种最高的德行，也代表“九命”，即天子对臣下最高的九种赏赐。
不过，历史上即便周公，也仅获得了“八命”，从来就没有人获得“九命”，王莽的“加九锡”开创了历史，也被后人纷纷效仿。
再说“宰衡”。
元始五年（公元5年）秋，老天给大汉帝国降下“祥瑞”，有个叫王嬿的女孩儿“有子孙瑞”。所谓“有子孙瑞”就是指王嬿来月事了，成年了，可以生孩子了。
呃……什么鬼？这种屁事也叫“祥瑞”？对一般女孩儿来说当然不算事，问题是王嬿身份不一般，她是王莽的女儿，还是汉平帝的皇后，大汉帝国的国母。
大汉连续两位皇帝汉成帝、汉哀帝都绝嗣，你说王嬿“那事儿”是不是值得普天同庆？王莽得到消息高兴得差点飞起来，他下令，将新修筑的从长安到汉中的栈道取名为“子午道”，以示纪念。
面对老天送来的贺礼，大臣们也开始发狂：安汉公（王莽）真是我大汉的拯救者、德比周公的自古第一圣贤啊，咱得给他加尊号。
孔夫子不是说了嘛，名正则言顺，咱不能委屈了安汉公，既然他是“空前圣贤”，那就得给他一个独一无二的称号。于是大臣们绞尽脑汁，结合历史上的两位圣贤，周公的“太宰”和伊尹的“阿衡”，创造了“宰衡”的称谓授予王莽。
再说“摄皇帝”。
元始五年（公元5年）底，王莽获得了第三个开历史先河的称号——摄皇帝。
虽然前面有个限制性修饰，但毕竟用了“皇帝”，如此操作置汉平帝于何地？原来，王莽才为女儿的祥瑞高兴了几个月，女婿“跑了”，13岁的汉平帝驾崩了！
大汉连续三任皇帝都绝嗣，臣民们一片惶恐，很多人都认为这是不祥之兆，大汉怕是“天命已绝”。
天下不可一日无主，大臣们集体商议，并呈报太皇太后王政君同意，让王莽以“摄皇帝”的称号暂行皇帝的权力，年号也更改为“居摄”。
所谓“摄皇帝”，相当于后来的“摄政王”，只是他叫“摄政皇”，身份其实是“臣”。
再说“假皇帝”。
居摄元年（公元6年）五月，王莽再次获得一个新的称号——假皇帝。
“假”不是“非真”的意思，而是“借”，意思“借用皇帝称号”。它跟“摄皇帝”不同，“摄皇帝”是以臣子身份代行皇权，“假皇帝”其实就是皇帝，只不过属于“临时租借”，“有效期”满了要归还。
还存在“有效期”？当然。彼时朝廷立了新太子，那就是1岁的孺子婴。由于太子年幼，如果他登基，王政君就得抱着他临朝，这对八旬老人来说实在是个折磨。
反正朝廷大权都已经交给了王莽，莫不如让太子暂缓登基，将皇权“借给”王莽，等过几年小家伙坐得住龙椅了再还回来。
结果大家都知道了，王莽有借无还，两年半后，王莽撕毁协议，龙椅成了王家的宝贝。
于是，聪明的后人们都看清楚了，所谓的加九锡、宰衡、摄皇帝、假皇帝，原来都是王莽的“切香肠”手法，篡国大盗的阴谋而已。
那些野心家们更是崇拜得五体投地：王巨君你太高了，拉周公为你站台，用道德给自己拉选票，用称号悄悄挪屁股，作业拿过来，咱照抄。
于是从曹操开始，“加九锡”就成了权臣改朝换代的标配，谁都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谁也都装聋作哑。可奇怪的是，宰衡、摄皇帝、假皇帝这些步骤竟然被省略了，这是为什么呢？
一般认为，王莽的“香肠切得太细”，底裤都露出来了，偏要装模作样，没必要嘛，费时又费力，莫不如简化程序，四合一，一步到位。
其实不然，至少在曹操那个时代，他们虽然嘴上喊着“王莽篡汉”，其实他们很清楚，王莽头顶“四冠”时还没篡汉的心思。
我之所以将加九锡、宰衡、摄皇帝、假皇帝交代得如此详细，就是想用王莽的心路历程来还原真实的王莽。
加九锡的时候，王莽刚刚嫁女，加宰衡时，王莽正为自己要升级为“姥爷”而开心得不得了，哪来的野心？
事实上，王莽是一个有伟大理想的政治家，他和刘歆等当时的社会精英都有一个共同的理想，那就是拯救濒临破产的大汉帝国，用“周礼”恢复盛世，创建万世太平。
为此王莽可谓兢兢业业，处处表率，这就是王莽的人格魅力所在，也是动辄几十万人为他上书的原因。您可翻阅五千年的历史，还有谁的声望能超过王莽？
即便在加“摄皇帝”、“假皇帝”的时候，王莽依然坚持“周公”的定位。
很多人认为，王莽扶立孺子婴就是为自己篡位做准备。我只能说，这些人根本没仔细研究那段历史。
王莽之所以立孺子婴，原因有两个，一是在汉平帝的后代中，孺子婴就是当时宗室子弟中最年长的一个，也极有可能是唯一一个。
您可能说，可以“兄终弟及”嘛，为何非要选择下一代？这就是第二个原因，后人对继承法的突破。
按照古代礼法，“父死子继”是第一原则，除非不得已才会实行“兄终弟及”，因为自古就有“兄弟不相入庙”的规矩，即哥俩都是皇帝，那就意味着皇嗣发生了转移，前任皇帝就没资格入庙。
这种事在后来其实不算啥，经常被打破，在“昭穆”排序中，哥俩通常挤在一个位置，也没见他们“打架”。
不过我们得承认，规矩是慢慢突破、创新的，那时候还比较死板。比如清朝的“两宫太后”，以前就不行，以至于汉哀帝的奶奶用尽洪荒之力，最后才得到了一个“帝太太后”的古怪称号。即便汉哀帝以及马屁精们都不敢突破规矩，搞出两个“太皇太后”。
孺子婴为何不直接称帝，而是仅是个太子呢？因为皇帝必须临朝，他才1岁，做不到。王政君又太老了，折腾不起。
还是因为规矩的死板，你看清朝，很多政事在偏殿举行，太后跟大臣们谈事，小皇帝满地爬，也没人在意。
所以，我们看待历史要回到当时的环境，不能以今天的视角看待。
王莽的“假皇帝”称号源于一件事——翟义起义，这件事让大臣们认为，王莽的权力还不够大，以至于依然存在反对的声音。所以，翟义起义被平定后，他们再次请求王政君给王莽加“假皇帝”称号。
我们可以嘲笑古人的“迂腐”，但绝不能否认事实，非要将王莽的“四顶帽子”看作是野心的暴露。
当然，我这么说，并不是否定王莽“篡汉”的事实，而是告诉大家，在加九锡、宰衡、摄皇帝、假皇帝时，王莽确实还没有改变自己的“周公”定位。
王莽的改变发生在初始元年（公元8年）九月，也就是加“假皇帝”后的四个月。那个月，他的母亲去世了，王莽处理完后事回到家乡“闭关”了一个月。
再次回到长安的王莽变了，他从“周公派”变成了“代汉派”。
其实早在汉平帝时期，朝中就有两种声音，一种以刘歆为代表，认为大汉气数已尽，王莽应该代汉，完成改朝换代，尽管刘歆也是个宗室子弟。另一种声音反而以王莽的堂弟王舜，以及甄阜为代表，认为王莽应该做大汉的周公。
两派的斗争很激烈，到翟义起义后进入高潮，王莽也因为“汉室将亡”所表现出来的“天命”而改变了立场。
当然，你也可以说他此时野心暴露，我不大喜欢用这种不够客观的字眼。
其实原本王莽代汉的时间表最快也要到第二年，却不料一个叫哀章的家伙假借高祖刘邦的托梦，逼得王莽仓促上阵，在当年年底完成了禅代仪式。
好了，讲完王莽代汉的全过程，我们不难看出，其实包括“加九锡”在内，它原本就是国君对臣子的奖赏，跟所谓“篡位”没一毛钱关系。
因为后来王莽取代了大汉，曹操的儿子也取代了东汉，司马家如法炮制，逐渐“加九锡”就变味了。
既然“加九锡”已经从臣子的待遇变成了“准皇帝”，摄皇帝、假皇帝还有意义吗？每加一次尊号都需要经过繁琐的程序，难道生怕别人不知道自己的野心？
就曾经有“直率”的人连“加九锡”都省了，比如后梁朱温。一开始他也很“规矩”，向大臣们暗示：是不是该给我加九锡了？
岂料有人反对：时机不成熟。朱温火了，刀片子舞动，人头耍耍落。大臣们怕了：强烈要求给梁王加九锡。
朱温鼻子冒气：加九锡？那破玩意老子不稀罕，龙袍呢？
有权的人根本不需要扭扭妮妮，程序从简！你看，规矩就是这么被突破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