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队与地方属于两个系统，尤其是野战军与地方几乎没有业务联系，反倒是省军区与地方联系紧密一些，有些省军区领导甚至兼任省委常委等职。

作为野战军，是不兼任地方职务的，尤其是八十年代以后。

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从六十年代中后期，军队为支左，不少野战军，主持一省军地工作，如47军驻守湖南，军长黎原担任革委会主任，12军军长李德生调防安徽，主持军地工作等。，这样的现象一直持续到七十年代后期，不少军队干部身兼军地职务。很多大军区首长兼省里主要负责人。到1977年以后，部队将领开始专职于军队工作。

那时候，部队首长负责军地工作，对于军队干部来说，在处理问题中就比较方便一些。当军地分开后，没有隶属关系，地方找部队协商工作，或者部队找地方协商工作，都变得复杂起来。

在八十年代改革开放之初，厦门被定为经济特区，地方要发展经济建设，需要招商引资。作为旅游城市，在建设中遇到很多需要与部队协商的问题。如厦门驻守31军，哨所或营地如今都是热门景点。当时地方希望部队把它们让出来，而去在讨论撤军不撤军问题上意见不一致，地方认为撤军为好，而部队任务对面就是金门，对方有驻军，厦门没有将来国防如何保障，不能因为要发展而不要国防。

对于军队驻守的据点可以协商，能撤离的尽可能撤离，但不能影响部队的警卫驻防布局。大军区与省委以及驻军负责人进行协商。为了经济发展，部队作出很大让步，31军政委宋清渭表示驻军不能撤，但可以商量据点撤离，移交地方负责，支持地方经济建设。

从这一点可以看出，野战部队要与地方产生联系，需要大军区出面，不然很多问题不容易处理，因为地方管不了部队，部队也没办法干预地方。

宋清渭在担任军政委时，还遇到一个问题就是过路过桥收费问题。当时，无论是军队还是地方通过泉州大桥都要缴费，31军几个师分别驻防在大桥对岸几个地方，军部以及下属单位每天要通行几百次，一年下来过桥费都是一笔不小开支。

军队哪里有这么多额外支出，尽管当时部队允许经商，可后来指示军以下单位不能经商。这就让部队很被动，他把这个问题在一次会议上直接反映给军委领导。军委领导希望他先给省委书记协商，同时也记下来问题。

因为地方与部队不产生联系，地方开会作战部队不会去，部队开会地方也不会去。他因没有机会见到省里负责人。他也把困难说出来，还希望军区能与省里沟通。最终上级针对部队过路过桥问题下达指示，此后一律免费。

1985年，宋清渭从31军调任济南军区副政委，1987年担任政委。在日后与地方沟通时，因为级别不一样了，处理一些与地方有交集的工作都是让人通报一下，地方需要部队时也会通知他。

作为大军区首长，与省军区司令都有一个任务，就是与地方搞好军民关系，一般作战部队不会直接与地方产生交集。

宋清渭曾经说，那些年济南军区与鲁豫两省的军政关系是历史最好的时期之一，每次中央领导以及军委总部领导来山东、河南和济南军区视察工作，军地主要领导都是一同接待，一同汇报工作，一同陪同领导视察工作。中央首长来之前，省里主要领导亲自打电话给他，有时候来军区面告，军委、总部来军区坚持，他们也会提前通知省委主要领导，有时候登门告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