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蒙古探险持续了大约十个月。
穆斯林的造反和起义阻止了我按原计划深入到库库诺尔（昆仑山青海湖日记）以及更远的地方。我工作的这些蒙古高原平均海拔一千米，人口极为稀少，动植物种类也不多。在这个地区，人们最常见到的典型动物有黄羊、一种类似美洲草原犬鼠的小旱獭——达乌尔黄鼠，还有沙鼠；此外还有黄鹀，以及随处可见的、尾巴有节奏摆动的奇特圆头蜥蜴（沙蜥）。
夏天的时候，大片区域几乎只覆盖着开蓝色花朵的鸢尾、甘草（胀果甘草）、多刺的锦鸡儿，或是黄刺玫。我在蒙古发现了一种野生的、非常稀有的美丽开花树木，北京人把它当作观赏植物来种植（文冠果），我成功地将它引入法国，它在这里能很好地适应我们的气候。正是在这次旅行中，我首次确定了野生骆驼的存在，后来俄国的普尔热瓦尔斯基也捕获到了这种动物。
我只能简单说一下我的第二次昆仑山旅行。在给博物馆的一份报告中，我是这样描述的：
“我对中国西部的考察持续了二十五个月。我原本打算用三年时间来进行这次考察，但我的健康状况明显恶化，迫使我缩短行程。这次我走过的路程总计两千五百里格，而日常详细的行程更是让这个数字大幅增加……
是被称为穆坪的藏 - 蛮地区为我的研究提供了最丰硕的收藏。这些原住民被几乎无法进入的山脉和汹涌的急流所保护，他们独立且排外，既不是汉人也不是藏人，但更接近藏人。他们形成了许多独立的小邦国（超过八十个），每个都有自己的组织，有时还有独特的语言。很奇特的是，其中一个邦国自古以来一直由一位女性统治。这片位于中国、西藏和蒙古之间的整个地区，荒野山脉到处都覆盖着原始森林。因此，我在穆坪公国获得的动植物，大多数对于科学界来说都是新物种。这个地区的最高峰（海拔五千米）有个独特之处，冬天时山顶裸露，而较低的地区却被积雪覆盖。但在离那里不远的地方，我看到了更高的山峰，它们被终年不化的冰层覆盖着，我觉得这些山峰可以与我们所知道的喜马拉雅山脉中最高的山峰相媲美！可惜我没能到达那里。
这次为期两年的考察充满了波折，我每天都写日记记录。期间我三次患上重病，生命受到威胁。但在我以为可以返回北京恢复体力的时候，却遭遇了一件特别痛苦的事情。我在天津大屠杀期间抵达那里，这是一段令人悲伤的回忆，如果我们的船没有幸运地晚点，我可能就会被卷入其中！”
关于我的第三次旅行日记，我就不再多说了，正如之前提到的，它已经出版发行。不过，在这篇以及前两篇主要包含自然历史信息的文章中，有些细节可能会让天主教传教使团的读者感兴趣，我在此提醒大家注意其中一些内容：在第一卷中有天津大屠杀、中国穆斯林、森林破坏、人口估计、中国音乐等；在第二卷中有海难、圣婴会、中国人的精神、茶叶造假、死亡危险等等。
在结束对我作为博物学家的漫长人生简述时，我有责任再次公正地声明，如果我能够顺利完成我的工作和探险之旅，这在一定程度上要归功于我在各地遇到的传教士们慷慨善意的帮助，也要感谢那些当地基督徒的无私协助。我穿着他们的服装，说着他们的语言，还不时以神职身份为他们提供帮助。
“万国啊，你们都当赞美耶和华！ 荣耀只归独一的神！”
结语
我们的读者会感谢我们完成了这篇（可惜太短的）作品，并在结尾处转载一些学者和权威人士对大卫先生为科学所做贡献的评价。我们也希望能经常有幸得到这位杰出传教士的合作。
以下是一些法国和外国作者发表的评价摘录：
M. 奥伯图尔在他精美的插画出版物的第十一期中，最近（1886 年）写道：
“我已经表达过我对这些精英人士的钦佩之情。他们身处最艰苦的工作环境中，那种孤立无援的状态足以让最坚强的人屈服，但他们却能找到足够的力量去关注自然科学，即便面临着当下的困难和危险。”
在第九期中，他又说：
“人类知识的任何一个分支都没有被这些精英人士忽视。尽管昆虫学对他们中的大多数人来说是新事物，但我可以说，他们都以良好的意愿、勇气和智慧投入到这项工作中，对此我有责任公开表达敬意。”
在第六册中，他谈到远东地区的最新发现时说：
“我们要感谢我们的传教士们勇敢的努力，是他们推动了科学的进步。他们深入到这个国家的中心，在他们之中，大卫先生因其重要的发现和敏锐的观察，将永远占据一个荣誉的位置。”
而在特别谈到大卫先生的研究时，奥伯图尔先生在第二期里写道：
“这些天主教传教士中的一位，遣使会的阿尔芒·大卫神父，在中国进行了多次旅行，地理学会以其最尊贵的奖项之一对这些旅行予以表彰。作为杰出的博物学家、经验丰富的观察者、不知疲倦的探险家，阿尔芒·大卫神父将他的研究扩展到了自然历史的各个领域。这位博学的旅行者冒着难以想象的疲劳和危险，同时收集哺乳动物、鸟类、昆虫、植物和矿物。他为我们国家的博物馆带来了大量具有极高科学价值的标本。一想到要做出如此重要的发现，并从如此遥远的地区带回这么多动植物标本，需要付出怎样的热情和学识，我们就深感惊叹。作为法国人，我很高兴看到我们这位博学无畏的同胞的发现公之于众。”
另一方面，1882 年 11 月 12 日，在众议院发表的一篇大力支持天主教传教保护国的著名演讲中，雄辩的弗雷佩尔主教提到了阿尔芒·大卫先生的这些工作：
“你们知道你们的自然历史博物馆的一些最珍贵的收藏归功于谁吗？归功于遣使会的传教士们。这是科学院院长米尔恩 - 爱德华兹先生在一份关于博物馆工作的报告中所说的：
‘我们发现，作为遣使会成员的阿尔芒·大卫先生，是一位既积极又有见识的通讯者。他多次向博物馆寄送了大量的物品，而随物品附上的注释更增加了它们的价值。’”
从那时起，这位不知疲倦的传教士在动物学、植物学和地质学方面所做的贡献变得更多、更耀眼。正如法兰西学院的布朗夏尔先生在索邦大学的学术团体会议上发表的演讲中所说：
“博物学家们非常钦佩阿尔芒·大卫先生在远东地区所完成的工作。看到这位勇敢的传教士为我们的博物馆带来如此巨大的财富，他们不禁产生一种民族自豪感。对于亚洲广袤地区的动植物，我们以前几乎一无所知，而这些地区的地理位置使其格外引人关注。大卫神父去了那里，现在我们拥有了这些地区大部分的植物群和动物群。”
在《两个世界评论》上发表的一篇研究文章中，植物园的博学教授在总结大卫先生的工作时这样写道：
“这位堪称最令人钦佩的科学探险家之一的工作叙述到此结束。这位不知疲倦的法国旅行者所收集的标本数量庞大，如今它们构成了我们国家博物馆的珍贵财富之一，而且在很长时间里，我们都没有收到过可与之媲美的宝藏。”
想知道国外对这些工作的看法吗？以下是欧洲顶尖博物学家之一哈特兰的评价：
“1876 年 1 月（《彼得曼地理通讯》），他写道：‘作为观察者和收藏家，在中原帝国的动物学、植物学和地质学领域，大卫先生的功绩无与伦比，无论是从他知识的广度，还是从他工作成果的重要性来看都是如此。’”
在其他地方，这位德国学者还说：
“这位法国传教士寄来的收藏，无论是数量还是新物种的数量，都超过了以往任何一个人在这方面所取得的成就，它们的科学价值再怎么高估也不为过。”
在对这些工作的钦佩中，身为新教徒和普鲁士人的哈特兰博士，在长篇分析接近尾声时，毫不犹豫地得出结论：传教士们当之无愧地被称为文明的先驱。
我们还可以转载许多同样赞誉有加的外文评价。在此，我们仅提及 1877 年在维尔茨堡由杰出的天主教作家卡尔·贝托尔德博士发表的一篇长达六十页、分析精彩的关于我们这位传教士三次旅行的文章。他在完成这一重要作品时说，大卫先生的例子再次证明了梵蒂冈会议这句话的正确性：“信仰与理性之间永远不会存在分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