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本希望也有意能更早地前往巴黎，但从那座首都收到的信件很快让我得知，那里正准备应对围城；所有对这座大都市日常事务并非不可或缺的教友都在别处寻找避难所，而我也得考虑去我认为合适的地方等待事态平息。
于是，我决定回到我的家乡，下比利牛斯省，希望在那里能更好地恢复我仍严重受损的健康。
但在前往巴约讷之前，我想满足长久以来的愿望，再次看看萨沃纳，这座利古里亚的美丽城市。在去中国之前，我曾在那里生活过几年。
在我们那所古老的学院里，我精心收集了一批重要的自然历史藏品。作为我的个人财产，它得以从财政查封中保全下来。我希望能在一次短暂的访问中亲自查看，这个收藏对于教学是否仍然有用，或者是否在其他地方能发挥更大作用，比如在北京——我打算康复后回到那里。我也担心以后可能再也没有闲暇时间来游览这片美丽的意大利，这里有我那么多美好的回忆和深厚的友谊，时间和距离都未曾使其褪色。
天意似乎要让所有法国人为前所未有的灾难而蒙羞受苦！我刚离开当时只通到芒通的铁路，跨越意大利边境，就收到了色当惨败以及我们各大城市开始出现民众运动的消息。
我们的情绪极度低落。一位可敬的老人，想必是第一帝国的退伍军官，像孩子一样哭泣抽噎，而我徒劳地试图仍抱有一丝希望。
从那一刻起，我预感到自己在意大利的停留时间可能会比预期的更长，而我很快收到的家乡父母和朋友的来信也表达了同样的意思。此外，地中海迷人海岸的气候无疑有利于我恢复体力，所以我不再需要匆忙赶路。
沿海的铁路尚未完工。我乘坐一辆曾经名为“帝国信使”的马车，沿着海岸前行。人们还没来得及把公共车辆车身上的“帝国”这个形容词擦掉，换上“国家”这个词，但一块红色的布已经匆忙地盖在了这个带有贵族、君主、专制意味的称呼上……
唉！我记得当时我暗自脸红，回想着我们这些频繁而幼稚的名称和政权更迭，为此我们成了各国的笑柄……
不过，确实那些喜欢指责我们善变和轻率的外国人没有注意到，并不是同一批人、同一个家庭，总是随时改变他们的政治观点，然后又很快接受新的观点。恰恰相反，我们的革命主要是因为分裂法国的各个党派过于坚持自己的理念，并且过于执着地试图让这些理念占据上风，有时甚至不择手段。这就是我们的不幸。我们必须承认，我们这些自认为是具有慷慨情怀典范的民族，却用事实表明，我们甚至不愿意为了国家的共同利益而牺牲个人的情感。那些制造革命的人是他们国家最自私的敌人，因为他们没有考虑到，总是有办法在不推翻现有政府的情况下解决问题；暴力动荡通常弊大于利，只有逐步、缓慢引入的变革才是有益且持久的。知识界、道德界、政治界在这方面不应与自然界有别。但奇怪又令人痛心的是！通常情况下，那些最焦虑的改革者、最狂热的革命者，恰恰是那些社会最需要他们进行个人改革的人；这些人是最缺乏美德的，对他们的同类最没有用处。
但有一件事我永远无法认同，那就是每当政府形式发生新的变化时，就以各种理由更换街道、机构和组织的名称，而这些名称当初的命名是恰当合理的。关于这一点，我不禁思考，拿破仑三世究竟为“信使公司”做了什么，才使得“帝国”这个词被用在拉菲特和卡亚尔公司的车辆上。如果一位皇帝、一位国王，或者任何一个人，亲自创立、资助或建立了对国家、对民族、对人类有重大、光荣、有益的事物，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将他的名字永远与他的功绩联系在一起是非常自然且合理的，这是公众感恩的一种见证：任何革命都无权更改这个称呼。但是，尽管我非常尊重权威，甚至为了维护至高无上的权威，我认为那些并非在政府直接参与下产生的事物，绝不应该借用政府的名号：阿谀奉承最终总是有害的。
我的脑海里充满了这些或多或少有些悲伤的思考，这些思考是由当时的形势和我的病情引发的。第二天一大早，我抵达了奥内利亚。我在这个离毛里求斯港不远的小城下了法国马车，据说这里的居民对法国怀有好感。
在那里，和整个利古里亚地区一样，阿勒颇松、海岸松和冬青是装点山峦的主要树木，而最干燥的岩石上则点缀着一丛丛长着大荚果的角豆树、阿月浑子树、鼠李和野葡萄。但所有沿海的山丘都覆盖着大片繁茂的橄榄树种植园，这些橄榄树能产出大量优质的橄榄油，其忧郁的深绿色树叶，特别讨习惯于此的人喜爱。
庞特韦德拉海岸最著名的产油山谷之一是迪阿诺 - 马里纳山谷，那是一个迷人的小镇，我曾经在那里有几位值得敬重的朋友。我在那里稍作停留，在受人尊敬的阿迪松家族，我受到了最诚挚、最愉快的款待。离开中国后，人们才更能体会到友谊的珍贵！好几代以来，这个荣耀家族的所有年轻人都在我们萨沃纳的教育机构中接受培养。每当有机会，他们都乐于向昔日的老师表达感激之情！所以，我在这最负盛名的橄榄树之乡、在迪阿诺宜人的气候下度过的两周时光，在我心中留下了无比慰藉的回忆，尤其是当我们亲爱的法国正被更阴霾的乌云所笼罩的时候。
然而，在那些日子里，尽管从战争前线传来的消息极为严峻，我们仍然对自己遭受的挫折抱有幻想，还指望命运的逆转能很快重振法国国旗的荣耀。
我在此必须指出，在这种情况下，我发现我所见到的几乎所有意大利北部人和我读到的报纸，都真诚地祈愿法国取得胜利。只有那些煽动性的报纸为普鲁士人的胜利，尤其是为拿破仑的倒台和屈辱而欢呼雀跃。对它们来说，罗马——首都，应该从法国的失败和皇帝的覆灭中获益……
普鲁士战争的持续以及巴黎的动荡让我在意大利一直待到巴黎公社失败。尽管那个冬天格外寒冷，我还是在教友们的不同住所里逐渐恢复了健康。在热那亚，我经常有机会见到雅克·多里亚侯爵，一位老朋友。这位年轻而聪明的贵族，对动物学有着浓厚的兴趣。尽管体质柔弱，他还是完成了一次漫长而成果丰硕的波斯和婆罗洲探险之旅。此时，他正全身心投入到亲手打造一座民用自然历史博物馆的工作中。
热那亚市为他提供了一座位置绝佳的宫殿，它位于阿夸索拉的制高点附近，那是一座宛如空中花园般美丽的公共花园，是热那亚上流社会迷人的聚会场所。
这座民用博物馆已经是众多自然历史爱好者的聚集地。我经常去那里，而且更乐意前往，因为在那里，除了有趣的动物收藏外，还有 H. 多里亚丰富的科学藏书以及欧洲主要的学术期刊。正是在那里，我得以了解到近年来人们热烈讨论的自然历史领域的重大问题。
对我来说，尽管我拒绝接受达尔文主义者从他们对物种变异的观察中得出的那些极端结论（就我们目前所理解的而言），但我认为，基于科学已经掌握且每天都在迅速积累的大量事实进行的这类研究，对于解决最重要的问题必定会产生重大的成果。所有深入细致研究自然的人都能预见到这一点。此外，如果有人以无法理解为由拒绝接受物种变化的假设（他们同样也无法更好地理解简单变种的形成），那么人类的思维就无法找到任何解释，来理解博物学家所发现的地球上不同地方那些或多或少数量的、形态相近且相似的生物群体的当前分布情况，这些生物在世界的生态系统中似乎扮演着相同的角色。
最后，巴黎公社失败的消息传来，而我的健康也已基本恢复，我最终离开了意大利。1871 年 6 月 20 日，我乘坐穿越欧洲山脉女王——阿尔卑斯山的令人眩晕的铁路，抵达了巴黎。眼前是多么悲惨的景象啊！那么多废墟仍在冒烟！不过，我发现实际的破坏程度在某种程度上并没有我们从远方通过报纸和私人信件所想象的那么严重。确实，我刚从中国回来，不久前我还看到中国被那些长发的叛乱者折腾得狼狈不堪……
在巴黎，我自然而然地首先去参观了博物馆。我欣慰地得知，落在植物园的八十发普鲁士炮弹（看来并非所有德国人都热爱科学？），以及公社社员使用的汽油，都没有对我们这座伟大科学机构的丰富藏品造成太大破坏，尤其是我寄来的那些物品都完好无损。
围城一开始，博物馆就把收藏的标本（6.5 万个玻璃瓶！）转移到了地下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