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帝驾崩，昭帝即位，轻徭薄赋，恢复经济，稳定政局，开启了昭宣中兴，西汉避免了秦之覆辙，其统治得以再延续百年之久。汉昭帝在位十三年，虽未能亲政，但若只将其视为“充位”君主，不甚恰当。他与当时的政局变化息息相关，对西汉中后期政局的影响颇大。
一、“尧母门”与“巫蛊之祸”
汉武帝共有皇子六人，即卫皇后子卫太子，王夫人子齐怀王闳，李姬子燕王旦，广陵王胥，李夫人子昌邑王髆，以及赵婕妤子弗陵。诸子之中，汉武帝最后选定幼子弗陵为继承人。刘弗陵既非嫡子，又非长子，且在其之上，还有卫太子，弗陵继位，面临两个问题: 卫太子因何被废? 幼子为何得立?
卫太子于元朔元年( 公元前 128 年) 出生，武帝时年二十九岁，甚为欣喜。卫太子“少壮诏受《公羊春秋》，又从瑕丘江公受《穀梁》。及冠就宫，上为立博望苑，使通宾客，从其所好”，武帝对他的宠爱可见一斑。但是，随着卫太子年岁渐长，武帝对他颇为不满，“嫌其才能少，不类己”。不仅如此，武帝与卫太子在施政理念上很是不同，在诸如治民、征伐等问题上有较大分歧，此乃不可调和的矛盾。当初，武帝为了培养卫太子，特意立博望苑，鼓励他结交大臣，熟悉朝政，从而卫太子得到了一批“宽厚长者”的亲附，拥有了自己的势力，二人原本因理念不同而产生的分歧上升为政治势力的对立。然而在皇位继嗣方面，武帝仍然属意于他。
当他察觉到卫皇后母子因皇子陆续出生，恐恩宠有所衰减时，向卫青传话安抚二人; 在朝政方面，仍然重用太子，赋予他颇重的权力，维护有加。为何武帝仍属意卫太子为皇位继承人呢?究其原因，即为“欲求守文之主，安有贤于太子者乎”。武帝五子( 当时刘弗陵尚未出世)，或早夭，或因事见罪于武帝，或性格暴戾，有违君主之德，只有卫太子，性格宽仁，且从小接受储君教育，因此尽管武帝对其不甚满意，但在当下，却是最为合适的继承人。
不过当昭帝出生，这一情况就发生了改变。太始三年( 公元前 94 年)，昭帝刘弗陵“任身十四个月乃生”，与传说中尧母怀孕十四个月生尧一样，武帝因此将其母赵婕妤所居住的钩弋宫宫门命名为“尧母门”。可以说，昭帝的出生令武帝看到了新的希望。汉武帝是一位非常迷信的人，他对于方士之学、神仙怪谈等都十分热衷，花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在修仙问道、封禅活动中。昭帝母赵婕妤便是因为自身带有的传奇色彩而得幸于汉武帝，“武帝巡狩过河间，望气者言此有奇女，天子亟使使召之。既至，女两手皆拳，上自披之，手即时伸。由是得幸，号曰拳夫人。”而刘弗陵的出生让武帝更为惊奇，他成功地取代了卫太子的位置，成为武帝心中最佳的皇位继承人，赐名“尧母门”便充分表明了武帝这一想法。
“尧母门”是武帝发出的一个强烈信号，太子尚在，武帝却将幼子与古帝王相联系，这足以表明武帝起了换嗣的念头。司马光对此评价道: “当是时也，皇后、太子皆无恙，而命钩弋之门曰尧母，非名也。是以奸人逆探上意，知其奇爱少子，欲以为嗣，遂有危皇后、太子之心，卒成巫蛊之祸，悲夫! ”而江充等人以此揣测出武帝的想法，最终酿成了“巫蛊之祸”。
“尧母门”之后仅三年( 征和二年)，“巫蛊之祸”起，戾太子惨死，卫氏 一 族灭。不得不说，“尧母门”与“巫蛊之祸”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关联。如上所述，武帝与戾太子之间存在着治国理念的分歧，武帝较为激进，而戾太子更为柔和。但是随着二人在朝中各自拥有的势力，原本的理念分歧逐渐上升为政治权力的对立，并且原本仅仅局限在武帝与戾太子父子之间的矛盾扩大成了两大权力集团的斗争，尽管卫太子还不足以威胁武帝的地位，作为一位看重君权的帝王，武帝仍是不喜。
在这样的情况下，武帝与戾太子的矛盾随时都有可能被触发，造成较大的动荡。但其余诸子难堪大任，没有一个比卫太子更加适合成为一位“守文之军”，因此武帝仍然将其视为继承人，这乃不得已的选择。而“尧母门”即刘弗陵的出生，让武帝找到了最佳的选择———一位和传说中的古帝王尧一样怀胎十四个月才出生的儿子，对于“好鬼神”的武帝而言是继承未竟事业的最佳人选。“尧母门”是武帝发出的一个信号，即想要立刘弗陵为嗣，而卫太子也失去了最后的依仗，最终在“巫蛊之祸”中以自尽惨淡收场。
在这之后，武帝为幼子的继位做了很多安排。“钩弋子年五六岁，壮大多知，上常言‘类我’”，这与戾太子长大后，武帝评价其“不类己”形成鲜明对比。为了避免昭帝继位后出现主少母壮的情况，重蹈当年吕后的覆辙，武帝不惜借小过赐死昭帝之母赵婕妤。后元二年( 公元前 87 年) 春正月，武帝在甘泉宫朝会诸侯宗亲，罗义俊将此次朝会理解为为昭帝继位做准备。春二月，汉武帝行幸五柞宫。病笃，立幼子弗陵为太子，以侍中奉车都尉光禄大夫霍光为大司马大将军、侍中驸马都尉光禄大夫金日磾为车骑将军、太仆令上官桀为左将军，共受遗诏辅佐少主。汉武帝就这样将偌大的帝国交付给了年仅八岁的幼子。
二、“燕王旦谋反”事件中昭帝的考量
尽管武帝尽己所能地为昭帝做了较为妥善的安排，但年仅八岁的幼子即位，仍然面临很多问题，其中最为紧要的就是如何稳定政权。昭帝即位之初，燕王旦便私与宗室刘泽等人策划谋反。然而该计划被缾侯刘成告发，时任青州刺史的隽不疑立刻逮捕了刘泽。最终该谋反计划破产，刘泽等人被处死，因昭帝初即位，为避免事态扩大，再加上燕王旦姐鄂邑长公主权力颇大，燕王旦未被追究。但数年之后，燕王旦再次谋反，事态更为严重，最终得以平定，昭帝发挥了最为关键的作用。
元凤元年( 公元前 80 年)，燕王旦伙同鄂邑长公主、左将军上官桀、桀子骠骑将军上官安、御史大夫桑弘羊谋反。此次谋反事件发生的主要原因除了燕王觊觎皇位之外，还针对霍光。组织谋反的燕王、鄂邑长公主、上官桀父子及桑弘羊均怨恨霍光，在上书汉昭帝诬陷霍光的阴谋没有得逞的情况下，他们制定了新的计划，即由长公主设酒宴邀请霍光，以伏兵诛杀之，再废昭帝迎立燕王。然而事泄，上官桀父子、桑弘羊、丁外人及其宗族皆被诛杀，燕王、鄂邑盖长公主自尽，上官皇后因为年幼未参与此事，且为霍光外孙女，未受牵连。
在燕王旦第二次谋反行动中，汉昭帝是一个至关重要的人物。燕王旦等人为了扳倒霍光，最初采取的手段是上书诬告霍光，但被昭帝识破，未果。史学界多将其归咎为昭帝对霍光的信任，笔者认为这并不是主要原因。《汉书》卷三八《霍光传》就上官桀等人诬告霍光是这样记载的: “于是盖主、上官桀、安及弘羊皆与燕王旦通谋，诈令人为燕王书，……候司光出沐日奏之。桀欲从中下其事，桑弘羊当与诸大臣共执退光。书奏，帝不肯下。明旦，光闻之，止画室中不入。上问: ‘大将军安在?’…… 有诏召大将军。光入，免冠顿首谢，上曰: ‘将军冠。朕知是书诈也，将军亡罪。’…… 而上书者果亡，捕之甚急，桀等惧，白上小事不足遂，上不听。
后桀党有谮光者，上辄怒曰: ‘大将军忠臣，先帝所属以辅朕身，敢有毁者坐之。’自是桀等不敢复言。”通过这段记载可以看出，对于燕王一党诬告霍光，汉昭帝的态度是有变化的。最初，昭帝收到上官桀等人以燕王名义控告霍光图谋不轨的奏书，他的反应是“不肯下”，即留住奏书不肯批复下发。第二天，霍光得到消息，不敢入殿。昭帝召见他，指出奏书系伪造的事实，并令官府紧急搜捕已经逃亡的上书之人。上官桀等人因惧怕东窗事发，妄图劝阻，昭帝此时的反应是“不听”。
之后上官桀一党再诬告霍光，昭帝的反应是“辄怒”，明确表示霍光是忠臣，再有人诽谤霍光就判他的罪。在霍光一党与燕王一党等人的对立中，昭帝的态度是从最初的“不肯下”，即不作任何表态，转变为就事论事，指出奏书作伪，最后才强烈地表示支持、相信霍光，而不是从一开始就明确站在霍光这方。如果昭帝在此次谋反事件中维护霍光是基于对他的信任，为何不在接到奏书时就表明自己的态度，而是经过一番波折，才明确维护霍光呢? 必须注意的是，作为当时的皇帝，昭帝并不仅仅只是一个符号，他的态度影响是很大的。在燕王旦集团与霍光集团的斗争中，昭帝采取何种措施或者站在哪一方，其结果都将截然不同。昭帝为何最终选择支持霍光? 笔者认为，这是昭帝在权衡各方政治势力后，出于稳定自身政权的目的而决定的。
武帝临终托孤，以霍光、金日磾、上官桀三人为辅政大臣，“兼领尚书事”，构成了内朝的核心。后由于金日磾早薨，内朝实际的决策者为霍光与上官桀，其中尤以霍光为主，“总领尚书事”。对于外朝的安排，则是以桑弘羊为御史大夫，田千秋为丞相，其中田千秋为人敦厚老实，并不以才能谋略见长，而御史大夫桑弘羊乃是武帝一朝的肱骨大臣，掌管财政大权，保障了武帝对内对外诸多政策实施的财政来源，能力颇强，因此外朝的决策者为桑弘羊。这是昭帝一朝主要的政治势力，燕王旦第二次谋反正是当时各势力集团矛盾的产物。
首先是上官桀父子与霍光之间的矛盾。武帝临终之际，霍光、上官桀、金日磾三人接受遗诏，共同辅佐幼主。金日磾于始元元年 ( 公元前 86 年) 九月去世，辅政大臣只余霍光、上官桀二人。本来二人的关系十分亲密，却渐生嫌隙。上官皇后为上官桀子安和霍光女所生，上官安想通过霍光使其女入宫，霍光以该女年纪太小为由不答应。后上官安通过鄂邑盖长公主的内幸丁外人达成所愿，其女入宫，初为婕妤，数月后立为皇后，年仅六岁。上官桀父子因此与长公主交好。之后，上官桀父子数次为丁外人求爵求官，霍光皆不应，因此遭到怨恨。上官皇后册立之后，上官桀父子并为将军，又有椒房之重，不满霍光独揽朝政，日渐对立。
其次是霍光与桑弘羊之间的矛盾。霍、桑二人在国家政策方面分歧巨大。霍光作为武帝临终之际的托孤大臣，奉行的是武帝晚年所制定的安定民生、与民休息的政策; 而桑弘羊乃是武帝一朝的首席财政大臣，为武帝北伐匈奴、扩大版图保证了财政来源，强调的是扩军备战，巩固边防，增加财政收入。二者施政理念的分歧在始元六年( 公元前 81 年) 召开的盐铁会议上表现得淋漓尽致。而就在盐铁会议召开这一年，杨敞被任命为新的大司农。虽然桑弘羊为御史大夫，但大司农一职，实际上仍然由杨敞掌管。杨敞原为霍光的大将军府中的军司马，后迁为长史，甚为霍光亲信。这一举动无异于夺走了桑弘羊的部分权力，两人矛盾愈加尖锐。
面对共同的敌人，桑弘羊与上官桀父子、鄂邑长公主走到了一起。而这两大集团的对立，最终变成了昭帝与燕王旦之间以皇位为焦点的斗争。昭帝以庶子身份继位，年龄尚小，不具备威慑力，因此燕王旦蠢蠢欲动，企图皇位。燕王曾为争夺皇位，与刘泽等人勾结谋反，事败，虽未被问罪，但仍“常怀怨望”，对辅佐昭帝的霍光也颇为不满。燕王旦为鄂邑长公主的同母弟，与上官桀父子、桑弘羊日益亲密，最终合作，该集团的目的也由扳倒霍光变为废昭帝，改立燕王。
在以霍光为首和以燕王为首的这两大权力集团的斗争中，昭帝面临站队，选择任何一方，权力都将失控，他左右为难。霍光大权在握，但并不会从根本上威胁到昭帝的政权，而燕王一党则是抱着颠覆政权的目的，二者性质完全不同。权衡利弊之后，他最终选择了支持霍光，消除了燕王对皇位的威胁，保证了皇位的稳固。这也充分表现出他作为人君的政治智慧。
汉昭帝就“燕王旦谋反”一事的处理，稳定了政权，但客观上造成了朝中权力失衡，霍光一家独大，对后世影响深远的后果。
三、汉昭帝与霍光的关系问题
元凤元年 ( 公元前 80 年) 所发生的“燕王旦谋反”一事是昭帝与霍光关系的一个重要转折点，在该谋反事件之前，昭帝颇为信任霍光。受武帝遗诏的辅政大臣共三人，其中以霍光为主，“帝年八岁，政事 一 决于光”。始元元年( 公元前 86 年) 九月，金日磾薨，其子金赏袭爵，昭帝想要让日磾子金建也封侯，便询问霍光，霍光解释说金赏封侯是因为继承其父的爵位，“上笑曰: ‘侯不在我与将军乎?’”可见当时昭帝对霍光的亲近。燕王旦上书昭帝为丁外人求爵位，“书奏，上以问光”，由此，亦可知昭帝对霍光的信任。但是，燕王旦一党谋反事败之后，辅政大臣仅余霍光一人，政敌桑弘羊伏诛，内外政权由霍光独揽。霍光一家独大，再无牵制。二人的关系还会这般和谐吗?
元凤四年( 公元前 77 年) 春正月，“帝加元服”，举行成年礼。然而“昭帝既冠，遂委任光，讫十三年”，也就是说，昭帝成年后，仍然由霍光代为理政，一直到其驾崩，都未能亲政，这一点颇令人生疑。
首先，昭帝作为武帝的继嗣者，武帝对其甚是看好。这固然与昭帝“任身十四月乃生”有关，但也是由于武帝看到了昭帝的潜力，“钩弋子年五六岁，壮大多知，上常言‘类我’”，这也在昭帝即位之后有所体现。元凤元年( 公元前80 年) 春，宗室泗水戴王前薨，因为没有后嗣，封国被收回。其实，戴王本有遗腹子煖，只是王国的相内史未曾上报，才导致其因无嗣而国除。昭帝得知这件事后，立煖为泗水王，并使该相内史皆下狱。由此可看出昭帝的果决。也正是这一年，燕王旦、上官桀等人谋反。桀等以燕王旦名义上书，诬告霍光，被昭帝识破，“是时，帝年十四，尚书左右皆惊”。
李德裕也因这一事件对昭帝称赞曰: “人君之德，莫大于至明，明以照奸，则百邪不能蔽矣，汉昭帝是也。周成王有惭德矣; 高祖、文、景俱不如也。”并且在燕王旦谋反一事中，昭帝透过燕王、桀等人构陷霍光看到了自己与燕王因继嗣问题产生的矛盾，选择支持霍光，这足可以表明他颇具政治智慧。试问，昭帝这样一个聪慧、果决、具有政治谋略，且被武帝视为“类己”的君主，怎会甘愿在位十余载而不亲政?
其次，霍光入侍武帝二十余年，因性格“小心谨慎，未尝有过”得武帝信任，但值得注意的是霍光性格的多面性。昭帝薨后无嗣，霍光等人商议迎立昌邑王贺。昌邑王到达京师不足一月，霍光又以其行淫乱为由，提议将其废除，并号召群臣联名奏书给上官皇后。但在殿前宣读的这封联名奏书中，各大臣名字的顺序为“丞相臣敞、大司马大将军臣光……”，发起人霍光竟排在了其亲信杨敞之后，并且在奏书最后，众臣请求废昌邑王，都未曾出现霍光之名，变成了“臣敞等谨与博士臣霸、臣隽舍、臣德、臣虞舍、臣射、臣仓议……臣敞等昧死以闻”。
霍光本为废昌邑王的提议者，但在上书上官皇后中将自己撇了个干净，由此可见霍光颇有心计。除此之外，霍光还极为看重自己的权力。宣帝即位，时年十八岁，霍光表示自己想要归政，“上廉让不受，诸事皆先关白光，然后奏御天子”，乃至霍光临终，都不忘为自己的亲眷求爵位。由此可见霍光对于权力的执著。因此，从昭帝与霍光二人的性格因素分析，昭帝绝不会主动放弃亲政的机会，而霍光也异常看重自身的权力。
再者，昭帝、霍光二人的势力有着显著的差别。昭帝即位之前，武帝为了防止主少母壮的情况发生，借小过将昭帝母赵婕妤赐死。昭帝即位，年幼不能亲政，又无外戚的支持，孑然一身，势单力薄。而霍光执政多年，“自昭帝时，光子禹及兄孙云皆中郎将，云弟山奉车都尉、侍中，领胡、越兵。光两女婿为东西宫卫尉，昆弟诸婿外孙皆奉朝请，为诸曹大夫、骑都尉，给事中。党亲连体，根据于朝廷”，在这种情况下，昭帝完全没有能力与其对抗。
以上可推断出，昭帝委任霍光执政十三年，并不是出于自愿，乃是君权与臣权失衡下的无奈之举。
燕王旦谋反一事后，昭帝一朝的事迹史载不多，较为值得注意的是《汉书》卷六七上《外戚传》中的这样一段记载:光欲皇后擅宠有子，帝时体不安，左右及医皆阿意，言宜禁内，虽宫人使令皆为穷裤，多其带，后宫莫有进者。
霍光身为昭帝臣子，竟插手昭帝宫闱之事，其擅权可见一斑，也从侧面反映了昭帝与霍光的激烈冲突。因为君权与臣权的失衡，昭帝在位十余载，终究没能单独执政，一展抱负。而霍光作为辅政大臣，帮助昭帝改善民生，维护统治，功勋卓著，但不能否认他专擅弄权，架空君主的罪责。霍光擅权，一直延续到宣帝一朝，决定了两位皇帝的废立，开启了外戚干政之风，对后世影响深远。
综上所述，昭帝并不是 一 位“充位”的君主，相反，他对西汉中后期的政局发展变化影响甚大。昭帝的出生使得武帝看到了新的希望，不再将“不类己”的卫太子看作皇位继承人，从而加速了“巫蛊之祸”的发生。在燕王旦等人谋反事件中，汉昭帝识破了燕王旦等人的阴谋，运用自己的政治智慧，较好地处理了该事件，维护了政权的稳定，但也因此使得霍光无人牵制，一家独大，其影响颇为深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