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记·淮南衡山列传》记载刘安“时时怨望厉王死，时欲畔逆”，吕思勉《读史札记》指出:“汉人之重复仇，观淮南王事可以知之。……《史记》云安时时怨望厉王死，欲畔逆; 《汉书》云江淮间多轻薄，以厉王迁死感激安。此盖安谋反之由，他皆不足信也。”刘安谋反，与他的父亲淮南厉王刘长之死有着密切的关系。研究者多认为刘长也图谋造反，并因此招致杀身之祸。
胡适《中国中古思想史长编》第五章《淮南王书》称“厉王在文帝时谋反，发觉后定了死罪” ，朱东润《淮南王安及其作品》一文说“在史书所见的，当然都是淮南王长如何如何地骄纵不法，阴谋叛逆” ，王云度《刘安评传》称“刘长……网罗收纳各郡县和诸侯国的人以 及在逃犯人，进行谋反，‘自称东帝’”，马庆洲《淮南子考论》说“刘安身为‘叛王’之子，其出身决定了他一生都要背负图谋不轨的嫌疑”，都认定刘长有谋反的行为，并影响到刘安的一生。而事实上，《史记》并未记载刘长谋反; 相反，从《史记》记载的各种细节来判断，刘长的确没有谋反，他的死是汉文帝蓄意造成的。
一、《史记》并未记载刘长谋反
《史记·淮南衡山列传》记载“令男子但等七十人与棘蒲侯柴武太子奇谋，以輂车四十乘反谷口，令人使闽越、匈奴。事觉，治之，使使召淮南王”。汉王朝将刘长召至长安后，就召集大臣论议其罪状，并决定把他贬谪发配到蜀郡。《史记·淮南衡山列传》同时还记载了丞相张仓等人关于刘长罪状的奏议，全文如下:
淮南王长废先帝法，不听天子诏，居处无度，为黄屋盖乘舆，出入拟于天子，擅为法令，不用汉法。及所置吏，以其郎中春为丞相，聚收汉诸侯人及有罪亡者，匿与居，为治家室，赐其财务爵禄田宅，爵或至关内侯，奉以二千石，所不当得，欲以有为。大夫但、士五开章等七十人与棘蒲侯太子奇谋反，欲以危宗庙社稷。使开章阴告长，与谋使闽越及匈奴发其兵。开章之淮南见长，长数与坐语饮食，为家室娶妇，以二千石俸奉之。开章使人告但，已言之王。春使使报但等。
吏觉知，使长安尉奇等往捕开章。长匿不予，与故中尉蕑忌谋，杀以闭口。为棺椁衣衾，葬之肥陵邑，谩吏曰“不知安在”。又详聚土，树表其上，曰“开章死，埋此下”。及长身自贼杀无罪者一人; 令吏论杀无罪者六人; 为亡命弃市罪诈捕命者以除罪; 擅罪人，罪人无告劾，系治城旦舂以上十四人; 赦免罪人，死罪十八人，城旦舂以下五十八人; 赐人爵关内侯以下九十四人。前日长病，陛下忧苦之，使使者赐书、枣脯。长不欲受赐，不肯见拜使者。南海民处庐江界中者反，淮南吏卒击之。陛下以淮南民贫苦，遣使者赐长帛五千匹，以赐吏卒劳苦者。长不欲受赐，谩言曰“无 劳苦者”。南海民王织上书献璧皇帝，忌擅燔其书，不以闻。吏请召治忌，长不遣，谩言曰“忌病”。春又请长，愿入见，长怒曰“女欲离我自附汉”。长当弃市，臣请论如法。
汉文帝下诏说不忍心对刘长用法制裁，张仓等人又上奏议说:
“臣谨与列侯吏二千石臣婴等四十三人议，皆曰‘长不奉法度，不听天子诏，乃阴聚徒党及谋反者，厚养亡命，欲以有为’。臣等议论如法。”
根据这些奏议，刘长的罪名主要就是两条，一是不用汉朝的法度，不听汉文帝的诏令，具体包括住房和用车僭越制度、杀害无罪者、随意处置罪犯、不接受汉文帝赏赐、不配合朝廷办案等; 二是招揽藏匿“士五开章”等谋反者，给他们提供衣食寝居、俸禄甚至爵位。因为“士五开章”等人涉及谋反，刘长藏匿开章，不配合朝廷的抓捕，因而受到牵连。《史记·袁盎晁错列传》记载“淮南王益横。及棘蒲侯柴武太子谋反事觉，治，连淮南王”，也明确指出了刘长是受到了牵连，而不是自己要谋反。张仓等人的奏议并未指责刘长自己谋反，即使刻意去寻找其中接近于谋反的表述，也不过是一句“欲以有为”。由此可见，汉王朝对刘长的审判，其实是不包含谋反的罪名的。
据《史记 · 孝文本纪》，“六年 ( 公元前174年)，有司言淮南王长废先帝法，不听天子诏，居处毋度，出入拟于天子，擅为法令，与棘蒲侯太子奇谋反，遣人使闽越及匈奴，发其兵，欲以危宗庙社稷。群臣议，皆曰‘长当弃市。’帝不忍致法于王，赦其罪，废勿王。”根据这段记 载，似乎刘长确实“与棘蒲侯太子奇谋反”，罪名确凿。但是，《史记·孝文本纪》中的这一段记载存在疑问，应为后人补改。首先，《史记·孝文本纪》中“有司”提到的刘长罪名，除了缺少“大夫但、士五开章等七十人”等文字以及具体细节外，与《史记 · 淮南衡山列传》中张仓等人的奏议完全相同，出自同一原始史料，本来应该完全一致，而不是相互矛盾。
根据张仓等人的奏议，“与棘蒲侯太子奇谋反”的是“大夫但、士五开章等七十人”，与刘长不相干。而在《史记·孝文本纪》中，因为缺少了“大夫但、士五开章等七十人”等关键的文字，“与棘蒲侯太子奇谋反”的就成了刘长。这样，两段出自同一原始史料的记载就相互矛盾了，其中必定有一个失实。如果把张仓奏议中“大夫但、士五开章等七十人”等字删去，那么下文“使开章阴告长”一句的主语也就变成了刘长，逻辑上不对，文法也不通。张仓奏议中还提到“开章使人告但”“春使使报但等”，都说明“士五开章”的背后主谋是“大夫但”，与“大夫但、士五开章等七十人与棘蒲侯太子奇谋反”一句文义吻合。所以失实的是《史记·孝文本纪》中“有司言”的记载。第二，《史记·孝文本纪》中的这一段记载，称汉文帝刘桓为“帝”，与上下文体例不符，疑为后人补改。
《史记·孝文本纪》记载刘桓，在众大臣迎立其就天子位之前，一概称为“代王”; 迎立之后，多称呼为“上”，也称呼为“孝文皇帝”“皇帝”“帝”“天子”。“六年，有司言淮南王长废先帝法”一段前面，还有“五月，匈奴入北地”一段、“辛卯，帝自甘泉之高奴”一段、“济北王兴居闻帝之代”一段，总共 4 段相连的文字称刘桓为“帝”，这 4 段文字前后，称刘桓均为“上”或“天子”，显示出这 4 段文字可能有后人补改的痕迹。后人补改的时候，因为误解了《史记·淮南衡山列传》原文，错将谋反的主使理解为刘长，所以删去了“大夫但、士五开章等七十人”等文字，从而导致了这一段记载与《史记·淮南衡山列传》中的记载相矛盾。
综上所述，《史记》中其实并未记载刘长谋反，汉王朝给他定的罪名里没有谋反一事。
二、刘长的确没有谋反
根据张仓等人的奏议，谋反的首领其实是“大夫但”，和棘蒲侯太子奇谋反是他，派“士五开章”到淮南国的也是他。“开章之淮南见长”后，“与谋使闽越及匈奴发其兵”，刘长这才得知谋反的事情。据《中国古代道路交通史》一书的研究，汉武帝时任河内太守的王温舒开办有私驿，速度惊人，“自河内至汉都长安，直线距离也有 700 余里，50匹马接力往返只需两天时间”。秦汉时期一里大约相当于现在的 415 米，长安距离寿州约有900 千米，合 2168 里，即使以私驿的惊人速度，日夜兼程，一天行程也不过 145． 3 千米，走完 2168里约需 6 天时间。
“大夫但”等人图谋造反，未必有能力使用汉朝的公私驿站，再算上路途休息的时间，开章到达淮南国至少已在 10 天以后，所以“大夫但”等人开始谋反时，刘长是不知道的。开章联络刘长之后，本应即刻回程辅助大夫但，却被刘长留了下来。从刘长替开章“为家室娶妇，以二千石俸奉之”来看，刘长并没有参与谋反的打算。相反，刘长留住开章的举动，实际上阻碍了这次谋反的顺利实施，迫使开章“使人告但”，而不是亲自返回报告。淮南相春又“使使报但等”，终于导致汉吏发觉，阴谋败露。
大夫但等谋反案发后，汉朝“使使召淮南王。淮南王至长安” 。据《史记·高祖本纪》，“陈豨降将言豨反时，燕王卢绾使人之豨所，与阴谋。上使辟阳侯迎绾，绾称病。辟阳侯归，具言绾反有端矣。”《汉书·高帝纪》记载了刘邦的一则诏书，说“燕王绾与吾有故，爱之如子，闻 与陈豨有谋，吾以为亡有，故使人迎绾。绾称疾不来，谋反明矣” 。卢绾因为参与谋反，所以当汉朝召唤他的时候，他装病拒绝了。
刘长这么轻易地去了长安，显然是他并不认为自己参与了大夫但等的谋反。刘长在发配路上说:“谁谓乃公勇者? 吾安能勇!” 细读这句话，刘长是在抱怨一件需要勇力去做，以他的勇力可以去做，而他又没有做的事情。不用汉朝法律、不听皇帝诏令、椎击达官显贵、收容藏匿罪犯、随意杀人，这些无法无天的事情他都做了，还有什么事情是他没敢做的呢? 这件事情只能是谋反。显然，刘长直到临死，也拒绝认同汉朝把他和大夫但等谋反案联系在一起的做法。
另据《史记·汉兴以来诸侯王年表》，汉文帝六年淮南国 一 条仅记有“王无道，迁蜀，死 雍，为郡” ，而此表惯例，如果诸侯王谋反的话，应记“反”。例如汉景帝三年，表中记楚、济南、菑川、胶西、胶东、吴、赵等七国“反，诛” 。以此表为依据，刘长也没有谋反。
三、刘长“谋反”肇始于《汉书》
自《汉书》起，错误地将刘长与谋反联系在一起，把“男子但”等的谋反理解为受到刘长的指使。《汉书·淮南衡山济北王传》“令男子但等七十人与棘蒲侯柴武太子奇谋”一段虽然与《史记》相同，但其上多了汉文帝派薄昭谴责刘长一事和“王得书不悦”5 字，连着读起来，“男子但”等的谋反就好像是出自刘长的指使; 接下来对诸大臣奏议的记载，也在《史记》的基础上作了改写，首先是把“丞相臣张仓、典客臣冯敬、行御史大夫事宗正臣逸、廷尉臣贺、备盗贼中尉臣福昧死言”改作了“丞相张苍、典客冯敬行御史大夫事，与宗正、廷尉杂奏” ，由第一人称换成了第三人称; 其次是删去了“使开章阴告长”等事，于是奏议中的相关段落就变成了:
大夫但、士伍开章等七十人与棘蒲侯太子奇谋反，欲以危宗庙社稷，谋使闽越及匈奴发其兵。事觉，长安尉奇等往捕开章，长匿不予，与故中尉蕑忌谋，杀以闭口，为棺椁衣衾，葬之肥陵，谩吏曰“不知安在”。……
这样，刘长就被牵扯进了谋反的事情，好像刚开始谋反就有他一样。从《汉书》对《史记》的改写可以看出，班固是将“令男子但等七十人与棘蒲侯柴武太子奇谋”一事理解为出自刘长的指使，所以他把后面群臣的奏议作了改写，以与前文相符。荀悦《汉纪》因袭了《汉书》的理解，将此事记为“( 王得书不悦。) 复令人使闽越、匈奴，与棘蒲侯太子柴奇谋反”; 王云度《刘安评传》将此事记为“刘长让大夫但、士五( 但) 开章等 70 人和棘蒲侯柴武的太子柴奇一起商议”，都直接把谋反的主使说成了刘长，而与《史记》原文意思不符。
《史记·孝文本纪》记载刘长“与棘蒲侯太子奇谋反，遣人使闽越及匈奴，发其兵，欲以危宗庙社稷”，没有提及“令男子但等七十人”，存在后人补改的可能。而《汉书·文帝纪》将此事直接简单改写为一句“淮南王长谋反”，说明班固也注意到了《史记·孝文本纪》不提“令男子但等七十人”这个问题，为避免与张仓等人的奏议矛盾，只好加以改写。《汉书·五行志》又记载“文帝二年六月，淮南王……归聚奸人谋逆乱，自称东帝，见异不寤”，所以刘长“谋反”一说应该是肇始于《汉书》，而后世学者没有详查，就层层因袭了下来。
《汉书》等各家史书之所以把“男子但”等的谋反误解为刘长的指使，显然是因为错误解读了“令男子但”的“令”的意思。如果把这个“令”解读为命令、指派，那么联系上下文来理解，这个 下“命令”的人就只能是刘长。如上文所述，这种理解与《史记·淮南衡山列传》记载的张仓等人的奏议，以及《史记·汉兴以来诸侯王年表》等其他材料显示的情况相矛盾。
“令”在这里不应理解为命令、指派，而应与“大夫但”联系在一起，理解为官职。据《汉书·百官公卿表》，汉设置有“郎中令”，“掌宫殿掖门户”“属官有大夫、郎、谒者”。“令男子但”的“令”，应为“郎中令”的意思，“男子但”是“郎中令”的属官，官职为“大夫”，所以又称为“大夫但”。“男子但”的这一官职，正好能和他“以輂车四十乘反谷口”的谋反行为相符合。谷口在长安西北不远，地势险要，正处在长安北上代郡的路上，是长安的北大门。只有作为卫戍京师的官员，“男子但”才有条件在距离长安这么近的地方起兵谋反。据《史记·孝文本纪》，汉文帝即位后，“以张武为郎中令” 。据此推测，“男子但”应是张武的属官。
四、关于“大夫但、士伍开章等七十人与棘蒲侯太子奇谋反”的一些推测
由于史料缺如，现在对“大夫但、士伍开章等七十人与棘蒲侯太子奇谋反”一事已不可确知，只能根据当时的政治军事形势、当事人的身份以及他们之间的关系，作一些符合常理的推测。
据《史记 · 孝文本纪》，汉文帝 三 年 ( 公元前177年)“帝初幸甘泉”，又“自甘泉之高奴，因幸太原” 。甘泉、高奴、太原均在长安以北。也正是在这一年，“济北王兴居闻帝之代，欲往击 胡，乃反，发兵欲袭荥阳”。《史记·齐悼惠王世家》也记载刘兴居“闻匈奴大入汉，汉多发兵，使丞相灌婴击之，文帝亲幸太原，以为天子自击胡，遂发兵反于济北”。汉文帝经常到长安以北的代郡附近与匈奴作战，济北王刘兴居正是借着汉文帝离开长安北上的机会起兵造反。
“大夫但”谋反，应该也是看中了这个机会; 而选择在谷口起兵，是因为谷口地处长安北上代郡的要冲，可以乘汉文帝路过时加以突然袭击。张武在本次谋反中起着什么样的作用，史书没有明确记载。但属官在京城附近造反，作为“大夫但”的顶头上司，张武显然责无旁贷，甚至可能这次谋反原本就是出自他的授意。否则的话，仅凭大夫但的官职权力，要在京师附近集结人员车辆，是一件很难做到的事情。
西汉时在长安驻扎有南北 2 个中央军，负责京师内外的安全守备。汉文帝入主未央宫之后，“乃夜拜宋昌为卫将军，镇抚南北军”，宋昌是当时南北军的最高统帅。据白钢《中国政治制度通史》的研究，南北军内部又分为 3 个指挥系统，郎中令、卫尉率领南军的2 个部分，分别负责皇宫内外的警卫; 北军由中尉率领，负责长安城及周边地区的警卫。汉文帝三年刘桓与匈奴作战时，“发中尉材官属卫将军军长安”，指的应该就是北军。也有学者认为“汉初南北军并不涉及殿中、省中宿卫，领京师屯兵将军也未统率殿中郎官” 。汉朝这样设置京城的卫戍部队，就是为了让这些部队相互制约，所以即使是张武自己，也不能随意调动军队。作为郎中令属官的“大夫但”，能够在谷口聚集起 70 个人和 40 辆车，背后必然有更高级的官员指使。
“士五开章”的身份，和他们造反用的“輂车”的用途，也值得思考。《史记·淮南衡山列传》如淳注:“律‘有罪失官爵称士五 ’者也。 开章，名。”开章是一个因为犯罪而失去官爵的前官员。济北王刘兴居起兵后，汉文帝下诏说:“济北吏民兵未至先自定，及以军地邑降者，皆赦之，复官爵。与王兴居去来，亦赦之。”凡是朝廷征讨军队还未到达就投降的，或者是率领某支军队、城池投降的，不但予以赦免，而且官复原职; 跟随刘兴居造反而又投降的，也予以赦免，但官爵就没有了。
“士五开章”正符合后一种情况，他应该是刘兴居的残部，投降后被赦免死罪，但失去了官爵，成了“士五”。大夫但派开章去联络刘长，正是因为他有着跟随诸侯王反叛的经验，更容易说动同为诸侯王的刘长。“輂车”，据《集解》引徐广说，是“大车驾马曰輂”;《汉书·淮南衡山济北王传》“輂车”作“辇车”，据颜师古注，是“人輓行以载兵器也” 。王叔岷《史记斠证》指出:“案《汉传》輂作辇，《补注》引王念孙云:‘辇车，为人輓行之车，则不得言“四十乘”。“辇车”，当依《史记》作“輂车”。《说文》: “輂，大车驾马也。”…… 世人多见辇，少见輂，故輂伪为辇。’据师古注:‘辇车，人輓行以载兵器也。’是所见《汉传》已误 作‘辇车’。《通鉴》亦误从《汉传》作‘辇车’。”
根据《中国古代道路交通史》一书，汉代的车辆可分为大车、小车、手推车三大类，其中“大车即牛车，也叫方箱车。《易 · 大有》称:‘大 车以载，积中不败也’。……这种牛拉大车，可用于载人，但主要用于运载货物”。大车一般是用牛来拉，而辇车用的是马，所以徐广要特 别 指 出“大 车 驾 马”。大夫但等不仅有 70 个人、40 辆车，还至少有 40 匹马，规模不能算是太小。据颜师古注，这些车辆是用来装载兵器的。显然，“大夫但、士伍开章等七十人”用不了这多么兵器，那么，这些兵器是给谁准备的呢? 结合“士五开章”的身份来判断，这么多兵器应该是为刘兴居的残部准备的。
济北王刘兴居于汉文帝三年造反，距离“大夫但”的谋反只有两三年的时间，类似“士五开章”这样的刘兴居残部，流窜在长安附近的应该还有不少。把他们集结起来，配上兵器，就能迅速装备起一支小规模的军队。这是“大夫但、士伍开章等七十人”要费许多力气带上 40 辆辇车的用途。
棘蒲侯柴武在这起谋反事件中也起着重要的作用。《史记·孝文本纪》记载，济北王刘兴居起兵反叛后，汉文帝“于是诏罢丞相兵，遣棘蒲侯陈武为大将军，将十万往击之 ”。梁玉绳《史记志疑》卷七指出，“陈武，《史》《汉》中亦作‘柴武’。臣瓒曰‘武有二姓’，是也。”《史记·孝文本纪》中的“棘蒲侯陈武”，就是《史记·淮南衡山列传》中的“棘蒲侯柴武”。他在汉文帝三年将兵十万平叛济北王刘兴居，手握重兵，且距离长安不远。
他的太子柴奇正是因为有着父亲的重兵作为后盾，才敢于在京师附近兴风作浪。在长安及其周边重镇，虽然因为汉文帝抗击匈奴而相对空虚，但一直都有汉朝军队驻扎。除上文提到的南北军之外，济北王刘兴居反叛时，刘桓又任命“祁侯贺为将军，军荥阳” 。如果没有柴武的十万大军，那么大夫但与柴奇等的谋反简直就是白白送死，没有人会做出这种毫无胜算的蠢事。
综上所述，“大夫但、士伍开章等七十人与棘蒲侯太子奇谋反”一事，表面上看只是大夫但等几个小角色策动的一次不成功的造反，但背后却很有可能是出自郎中令张武、济北王刘兴居残部和棘蒲侯柴武的谋划。没有张武的默许，大夫但无法获取70 个人、40 辆辇车、40 匹马和大量兵器，并在长安附近集结; 没有刘兴居残部的参与，40 辆辇车所装载的兵器就没了用处，也就无法迅速组建一支小规模的军队，仅凭大夫但等人难以成事; 没有柴武的十万大军作呼应，就算大夫但等组建起一支小军队，也抵挡不住汉朝大军的镇压，而棘蒲侯太子柴奇也就失去了在这次谋反中的作用。
最后，如果主谋不是张武和柴武的话，以大夫但、士五开章的身份地位，不足以和身为诸侯王的刘长平等对话，更不具备足够的资本去说动刘长，与其共同联络闽越和匈奴起兵响应。纵观整个谋反计划，其实是分为两步。第一步以集结刘兴居残部为主，以柴武的军队为呼应，试图在谷口截击汉文帝; 第二步是联络刘长，试图利用刘长的影响力，说动闽越和匈奴出兵。由于长安距离寿州路途遥远，单人轻骑往返一趟也需 20 天左右，在这段不算很短的时间里，大夫但应该不会只是在等待开章的消息，他必然已经计划好在这段时间内该如何行动。刘长乃至闽越、匈奴，都是这次谋反中的长远规划，只是这些规划还没来得及实现，谋反就以失败告终了。
大夫但等人谋反案发后，汉王朝“尽诛所与谋者”，但张武却没有受到牵连。汉文帝十四年( 公元前 166 年)，张武作为车骑将军远征匈奴。汉文帝死后，张武受令为复土将军，为汉文帝营造坟墓。张武没有因为大夫但等人谋反而被处分，可能有以下 4 点原因: 第一，这次谋反张武没有直接出面，也没有造成严重的后果。第二，与汉文帝“专务以德化民”的施政方针有关。据《汉书·文帝纪》赞，“张武等受赂金钱，觉，更加赏赐，以愧其心”，张武曾经接受贿赂，有过违法犯罪的行为，但汉文帝非但没有追究，反而大加赏赐，通过这种手段来激发臣子的羞耻心，进而达到笼络人心的目的。第三，与他的出身有关。当汉文帝还是代王时，张武就是他的重要谋臣。
据《史记·孝文本纪》，汉朝群臣迎立代王，“代王问左右郎中令张武等” ; 代王决定进京接受皇位，“乃命宋昌参乘，张武等六人乘传诣长安”; 代王入主未央宫后，又“以张武为郎中令，行殿中” 。从这些事情来看，张武一直是汉文帝非常依赖的重臣，这是他没有受到任何处罚的又一个原因。第四，自刘邦起，汉朝就经常赦免一些造反的从犯。例如刘兴居兵败后，刘桓“赦济北诸吏民与王反者” 。济北王刘兴居的反叛，比“男子但”的谋反，规模要大得多，而除了刘兴居本人自杀之外，跟随他造反的人都得到了赦免。
据邬文玲《汉代赦免制度研究》，“汉代赦免的重要理念之一，即是布大德，赦小过，不求备于人，从而最大限度地笼络有用的人才。因此，皇帝经常通过赦免的方式，取消对触犯刑律的才能之士的处罚，以便重新启用。这一点，尤其体现在对高级官吏犯罪案件的处理上” 。张武没有因为其属官“大夫但”的谋反受到惩罚，也与刘桓的赦免政策有关。
同样，柴武也没有因为本次谋反而被治罪。据《史记· 高祖功臣侯者年表》，“后元年 ( 公元 前163 年 )，侯武薨。 嗣子奇反，不得置后，国除。”柴武在“男子但”谋反案发后，又过了 11年才寿终正寝。汉景帝刘启年间，有一个类似的儿子造反而父亲没有受到牵连的例子。据《汉书·景帝纪》，汉景帝三年( 公元前 154 年)，刘启下诏说:“襄平侯嘉子恢说不孝，谋反，欲以杀嘉，大逆无道。其赦嘉为襄平侯，及妻子当坐者复故爵。论恢说及妻子如法。”刘启的这道诏书很值得玩味。据晋灼注，“恢说言嘉知反情，而实不知也”;据颜师古注，“恢说有私怨于其父，而自谋反，欲令其父坐死也” 。这两种注解都有缺陷，不能解释刘启诏书的意图。
第一，按照晋灼的注解，襄平侯嘉确实不知道儿子谋反，那么恢说究竟和父亲有什么仇恨，一定要拉上他一起去死? 况且一旦襄平侯嘉被定罪，他的妻子儿女，也就是恢说的母亲和兄弟姐妹，都要受到牵连，恢说难道存心害死自己所有的亲人? 这是不可理解的。第二，按照颜师古的注解，恢说谋反只是为了害死父亲。如果是这种情况的话，简单直接的方法多的是，何必用谋反这种费时费力又把自己搭进去的办法?
细读刘启的诏书，先说恢说“不孝”，又说“欲以杀嘉”，似乎有替襄平侯嘉脱罪的意思。襄平侯嘉的情况，很可能与柴武相似，都是儿子出面造反，父亲在幕后支持，最后因为种种考虑，皇帝杀掉了儿子，赦免了父亲。柴武早年投靠刘邦，斩杀韩王信，诸大臣迎立刘桓时也有他。又据《史记·律书》，汉文帝即位后，柴武曾建议对南越、朝鲜用兵，“征讨逆党，以一 封疆”，可见柴武也是汉文帝极为依赖的重臣。刘桓可能同样出于笼络人才，培植心腹的考虑，没有对他加以制裁。
五、细节显示刘长之死为汉文帝蓄意为之
刘长谋反案主要见于《史记·袁盎晁错列传》《史记·淮南衡山列传》和《汉书 · 爰盎晁错传》《汉书·淮南衡山济北王传》。《汉书》关于刘长的记载基本与《史记》相同，主要材料均来自史记，只是个别字句有所改动。此外，《汉书·淮南衡山济北王传》中还多了“上令昭予厉王书谏数之”一段，是《史记》中所没有的记载。上述材料中记载的一些细节，显示出刘长之死为汉文帝蓄意为之。
细节之一，是汉朝将其定罪的理由。如上文所述，汉朝给刘长定的罪名就是两条，一是不用汉朝的法度，不听汉文帝的诏令，二是招揽藏匿“士五开章”等谋反者。在这两条罪状里，第一条更为主要。张仓等人第一次奏议共 458 字，其中涉及大夫但等谋反一事仅 146 字，其余列举的都是刘长平时的各种“擅为法令，不用汉法”的行为，可见汉朝对刘长的审判，绝不是大夫但谋反案发后才临时起意，而是早有预谋。
刘长椎击辟阳侯后，汉文帝派薄昭送去了一封谴责书，借薄昭之口历数了刘长的种种过错，其中列举了刘长的 8 条“危亡之路”:“且夫贪让国土之名，轻废先帝之业，不可以言孝。父为之基，而不能守，不贤。不求守长陵，而求之真定，先母后父，不谊。数逆天子之令，不顺。言节行以高兄，无礼。幸臣有罪，大者立断，小者肉刑，不仁。贵布衣一剑之任，贱王侯之位，不知。不好学问大道，触情妄行，不祥。此八者，危亡之路也，而大王行之。”张仓等人的奏议，几乎就是汉文帝谴责书的翻版，二者主体内容有许多重复，体现的是汉文帝的意志。汉文帝给刘长送谴责书的时候，大夫但等人还没有谋反，这就充分说明了汉文帝早已在酝酿刘长的罪状。
细节之二，是刘长在发配路上乘坐的车辆。群臣奏议之后，汉文帝虽然赦免了刘长的死罪，却决定将他发配到蜀郡，“载以辎车，令县以次传”。“辎车”，《史记·袁盎晁错列传》作“轞车”，《汉书·爰盎晁错传》作“槛车”。王叔岷在比较了《史记》和《汉书》中的相关段落后指出:“窃疑《史》《汉》上文‘辎车’本皆作‘槛车’，与《袁盎传》合。否则上文明作‘辎车’，孟氏何致释此车为槛车，裴氏又何必从其说邪?……《史》《汉》此传上文之作‘辎车’，盖后人所改，以为文帝讳。‘载以槛车’，当是群臣所为，非文帝意也。”又引《释名释车》说:“‘槛车，上施栏槛，以格猛兽; 亦囚禁罪人之车也。’槛车之折辱，远甚于辎车也。”
据《中国古代道路交通史》，“辎车也是一种有帷盖的车子，既可载物，又可作卧车。……豪贵出行，用辎车十分舒适方便，所以汉代有‘贵辎軿而轻轺车’之说”。袁盎称刘长被“暴摧折之” ，汉文帝说“吾特苦之耳”，恐怕一路上不会给他坐舒适方便的辎车; 为刘长准备的，应该如王叔岷所分析，是槛车。槛车是一种用栅栏封闭的车，用于囚禁犯人或装载猛兽。《汉书·张耳陈馀传》颜师古注称“槛车者，车而为槛形，谓以板四周之，无所通见” 。
宋杰《汉代的槛车押解制度》一文考察了刘长押解的情况，也认为“槛车的车厢是封闭的，并非为有空隙的阑槛所构成” 。所以曾经贵为王侯的刘长，是被装进全封闭的囚车里发配蜀郡的。王叔岷说“‘载以槛车’，当是群臣所为，非文帝意也”，这种理解可以商榷。刘长死后，“上即令丞相、御史逮考诸县传送淮南王不发封馈侍者，皆弃市”，《集解》引《汉书音 义》说“槛车有槛封也”。汉文帝既然知道不开启槛封的事情，就肯定清楚给刘长用的是槛车，说明使用槛车恰恰是汉文帝的意思，目的就是要折辱刘长。
细节之三，是袁盎谏词中对刘长之死的推测。关于刘长的死法，《史记·袁盎晁错列传》记载袁盎上谏说“淮南王为人刚，如有遇雾露行道死”，又记载“淮南王至雍，病死”;《史记·淮南衡山列传》中袁盎的谏词变成了“淮南王为人刚，今暴摧折之，臣恐卒逢雾露病死”，又记载刘长最后“不食死”。“遇雾露行道死”和“逢雾露病死”，都是袁盎的推测之辞，并且“遇雾露行死”也可以理解为半路上遭遇风寒而“病死”，这样“行道死”其实就是“病死”; 但是，“不食死”和“病死”显然是矛盾的。
袁盎说“淮南王为人刚，今暴摧折之，臣恐卒逢雾露病死”，这句话值得推敲。第一，袁盎明确指出刘长受到了“暴摧折之”的非人待遇，并指出这种非人的待遇可能会造成刘长的死亡。第二，刘长性格刚强，遭遇摧残，与半路上受风寒侵袭而生病，之间没有丝毫联系。刘长“有材力，力能扛鼎”，应该比常人更能抵御风寒疾病。所以袁盎所说的“逢雾露病死”，只是一句掩饰之辞，掩饰的是刘长因为“暴摧折之”而死的真相。第三，即使刘长路上真的会病死，袁盎又怎么会未卜先知，提前说了出来? 唯一的解释是，袁盎已经推测出，或是早就知道，刘长一定会死在路上。
《史记·袁盎晁错列传》又记载刘长死后，袁盎劝说汉文帝:“且陛下迁淮南王，欲以苦其志，使改过，有司卫不谨，故病死。”而《史记·淮南衡山列 传 》则记作“盎曰:‘不可奈何，愿陛下自宽。’”“有司卫不谨”与“病死”也没有丝毫关系，这都是袁盎的托辞; 而“不可奈何”一句，更有刘长自己咎由自取、不可救药的含义。这些细节，都显示出刘长之死并非出于意外，他的死在他被发配的同时就已经注定。
细节之四，是关于槛封的开闭。刘长被发配的路上，“县传淮南王者皆不敢发车封” ，一直到了雍县，“雍令发封，以死闻”，汉文帝于是下令“逮考诸县传送淮南王不发封馈侍者”。槛车是全封闭的，又加了槛封。“不发封馈侍”，说明不打开槛封就无法递送饮水和食物，那么“不敢发车封”的行为就不符合常理; 况且别人都不敢打开车封，为什么到了雍县就敢打开了? 这些都只能用汉文帝在暗中操纵来解释。雍县在今陕西凤翔县南，距离长安约有 160 千米，合汉制 385 里多。蜀郡严道即今天的四川省荥经县，距离长安约有 900 千米，合汉制 2168 里多。刘长只走了发配全程的不到五分之一，就死在了路上。槛车沉重，又有随行的押解人员，速度不会很快。
按一天 50 里的速度来计算，从长安到雍县约需 7 ～ 8 天的时间。根据张爱珍《医学营养学》，成人每天出入体内的水量约为 2000 ～ 2500 毫升，即 2 ～ 2.5 千克; 而当失水超过体重的 5% 到 8% ，即可发生口渴、疲乏、尿少、脉搏加快、体温升高等情况。刘长孔武有力，以体重 100 千克来算，8% 为 8 千克; 按每天失水 2千克来算，4 天就会出现失水症状，7 ～ 8 天的时间足以令其死亡。槛封到雍县被打开，是算好了刘长死亡的时间; 雍县距离长安并不太远，也方便汉文帝掌握消息并做出指示。据此判断，刘长既不是受风寒侵袭病死的，也不是自己绝食而死，而是被关在全封闭的囚车里，由于无人打开槛封供应食物饮水，导致饥渴而死，正符合袁盎所说 的“暴摧折之”。假如真的像汉文帝诏书所说的那样，“计食长给肉日五斤，酒二斗” ，即便是关在囚车里，恐怕也谈不上是“暴摧折之”。
细节之五，是汉文帝在刘长一案前后表现出的态度。《史记·淮南衡山列传》记载刘长椎击辟阳侯后，“当是时，薄太后及太子诸大臣皆惮厉王” 。这句记载虽然没有提到汉文帝，但既然太后、太子都忌惮刘长，他们的态度终究也会影响到汉文帝。汉文帝在给刘长的谴责书里，警告刘长再不改过，则“高皇帝之神必不庙食于大王之手”“行之有疑，祸如发矢，不可追已”，语气强硬，已经有了将其治罪的念头，是刘长最终受到制裁的前奏。刘长定罪后，袁盎上谏说“陛下为有杀弟之名，奈何”，直接指出了汉文帝有杀害刘长的嫌疑，但汉文帝却并不感到意外，只是说:“吾特苦之耳，今复之。”
然而也并没有收回成命，说明把刘长折磨至死正是出自汉文帝自己的授意。刘长死后，汉文帝又把袁盎找来，对他说“吾不听公言，卒亡淮南王”。由于袁盎初次上谏显示出他已经知道真相，所以汉文帝此举是在试探袁盎的反应，看看袁盎在刘长死后的态度。袁盎献计说“独斩丞相、御史以谢天下乃可”，但汉文帝只是抓了一些“不发封馈侍者”，杀掉了事。从这些细节来看，汉文帝对刘长之死早有准备，根本不必问袁盎“为之奈何” ; 而杀掉“不发封馈侍者”，更有杀人灭口的意味，避免他们泄露幕后主使。
综上所述，早在大夫但等谋反以前，汉文帝就有了将刘长治罪的念头。诸大臣给刘长定罪的奏议，处处体现了汉文帝的意志。刘长定罪后，不论是槛车的使用，还是槛封的开闭，均由汉文帝在暗中操纵。袁盎在知道了刘长被“暴摧折之”后，上谏汉文帝，汉文帝仍一意孤行，最终导致了刘长饥渴而死。刘长死后，汉文帝又杀掉“不发封馈侍者”，掩盖真相。刘长之死实为汉文帝蓄意为之。
刘长在接受汉王朝的召唤，最后一次踏进长安城的时候，没有预料到后果这么严重。在他看来，这次还会和以前一样，以汉文帝不予追究告终。刘长在发配路上说“吾以骄故不闻吾过至此”，正说明了他的心态。刘长一生恃宠而骄，“常附吕后，孝惠、吕后时以故得幸无患害”; 汉文帝即位后，“淮南王自以为最亲，骄蹇，数不奉法” 。
椎击辟阳侯、不用汉法、藏匿并谋杀士五开章，都是刘长任性胡闹的表现; 而这些任性胡闹的背后，则是他“骄蹇”的心态。从汉文帝给刘长列出的 8 条“危亡之路”来看，真正为汉文帝所不能容忍的，是“数逆天子之令，不顺”和“言节行以高兄，无礼”这两条，而这两条也正是张仓等人奏议中的主体内容。尤其是刘长在长安城内椎击辟阳侯之后，汉文帝深深感受到这个不管不顾的弟弟在人身安全上带来的威胁，最终决心把他除掉。恰逢大夫但等人谋反，刘长藏匿士五开章，不配合汉朝办案，给了汉文帝下手的好机会。后世史家未加详查，给刘长安上了“谋反”的罪名，于是，这位自认“吾以骄故不闻吾过至此”的淮南王，就这样背负着莫须有的“谋反”罪名，在历史的迷雾中蒙冤至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