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同志这一生和上海有着很多不解之缘，16岁时，邓公和80多名同伴从上海乘坐邮轮赴法勤工俭学，23岁回国后，上海又成了邓公早期革命战斗生活的重要阵地，建国后，邓公时刻关心上海的发展，并在改革开放期间给上海留下了特别的脚印和经典话语。
1988年到1994年，邓公更是在上海连续度过了7个春节，在很多人看来，邓公似乎对上海偏爱过甚了，但其实只有邓公心里清楚，曾经的东方明珠不该就这样黯淡下去。
倒下的巨人今天的上海高楼林立，繁华不已，但时光倒回40余年前的改革开放初期，彼时的上海其实已经是“疾病缠身”，虽然那时候的上海每年能够给全国贡献六分之一的财政收入，但自身账面上保留的财政资金却很少，导致整个上海城市基础设施陈旧老化、欠账惊人。
实际上，这种情况早在建国初期就已经出现，1949年到1958年，我国面临的外部环境非常恶劣，外有帝国主义环伺，随时威胁我国的国防安全，为此，我国工业着重布局内地，处于沿海的上海，主要负责从资金、技术和人才上支援内地各地区的经济发展。
五六十年代的上海街头
但这种发展思路在客观上影响了上海经济的持续发展，作为一个曾经独霸各项经济榜单数十年的龙头城市，此时的上海却面临生产设备得不到补充和更新、轻重工业结构不合理却得不到调整、生产潜力无法充分发挥等各种问题。
到了 1958年以后，党中央开始意识到发展沿海地区的工业潜力，是我国实现工业化的一条捷径，因此，邓公当即带人到上海视察，在指导制定上海的远景规划、明确上海工业建设朝着“高、精、尖”方向发展的同时，邓公明确表态说：“上海要搞就搞大的，搞小的不合算！”
上海要搞就搞大的上海要改革，这是当时每一位有识之士的共识，但怎么改，这个问题非常棘手，因为那时候的上海，简直就是一个“烂摊子”。
改革开放以后的十余年中，由于上海一直扮演改革的“后卫”角色，导致上海在全国乃至在世界的地位急剧下降，其经济增长一度只有全国平均增速的二分之一。
旧上海
由于账面上的财政资金只能维持基础的城市保养，当时上海交通堵塞、环境污染等问题非常严重，交通不便还经常会引发一些踩踏事件，尤其是当大雾天气来临，航线受阻，等到雾散时，蜂拥过江的人群中很容易出现各种事故，那时候的上海仅有16条渡轮线、4条车渡线，根本满足不了上海市民的出行需求。
上海市民推着自行车摆渡过黄浦江
一个曾经的龙头城市却连基本的城市建设都无法实现，这让无数人都觉得痛心疾首，等到经济特区经历风风雨雨，已经取得初步成功经验的水平之后，邓公终于开始把目光聚焦到上海，准备给这个满目疮痍的巨人做一次大的“手术”。
1988年，邓公在上海度过了第一个春节，尽管当时上海甲肝肆虐，很多人都不愿意待在上海，但邓公还是执意抵达了上海，与上海市民共度春节之后，上海西郊宾馆就举行了一次“上海市浦东新区开发国际研讨会”，明确了上海要再造“经济中心的功能和对内对外枢纽的功能”。
1988年5月，上海市浦东新区开发国际研讨会召开
1990年1月，在上海度过第三个春节后，大年初一的上午，邓公就在入住的宾馆内谈到了浦东的开发建设上，谈话中，邓公多次提到：
浦东开发晚了，但还来得及，上海市委、市政府应该给中央报。
还有一件事，我还要说一下，那就是上海浦东开发，你们要多关心。
上海是我们的王牌，把上海搞起来是一条捷径。
这次谈话结束后，浦东开发开放的决策便正式通过，在邓公的推动下，浦东成了上海改革的前沿阵地。
上世纪八十年代的浦东烂泥渡路，都是棚户区
俗话说“要想富先修路”，浦东的开发进程也绕不开这个亘古不变的道理，尽管当时上海的财政资金紧张，但在政府的担保下，上海以建设完成后转让部分产权的方式，还是通过外贸外经手段借到了一笔不菲的资金。
有了资金的流入，南浦大桥、杨浦大桥等一个个工程项目拔地而起，等到1993年年底，邓公还亲自登上了杨浦大桥，那天天很冷还飘着雨，但邓公还是执意到桥上走了走，站在桥上看了看浦东的面貌。
后来，在邓公的督促下，杨高路拓宽改建工程、浦东煤气厂二期工程等工程也相继被提上日程，有了这些便民的交通干线之后，上海的经济贸易迈上了一个新的台阶，期间邓公还多次鼓励工作人员说：
希望上海人民思想更解放一点，胆子更大一点，步子更快一点。
邓公所说的“胆子更大一点”意思很明确，就是让上海市民对于看准了的事，就大胆地试，大胆地闯，不闯不试，上海就很难有大变样。
正在建设中的南浦大桥
一年一个样，三年大变样1992年，邓公在上海度过第五个春节后，当即对上海的开发进程提出了殷切盼望，“一年一个样，三年大变样”，这是邓公对上海最大的期望，也是邓公在特定的历史时刻发出的动员令。
一直以来，邓公对上海的开发、开放过程都有一个遗憾，他曾不止一次的对陪同的上海市委书记和上海市长表示：“上海开发晚了，要努力干啊！”
但实际上，上海之所以会“晚起步”，也是特定的历史环境下不得已的举措，建国后，战争仍时刻威胁着我国的国防安全，那时候“防止打大仗”的思维对全国经济建设工作产生了巨大影响，包括上海在内的很多沿海城市虽然有较好的工业基础，但为了应对战争随时爆发的可能性，我国只能将发展重心放在内地。
正是因为如此，邓公一直认为如果能早点确定在上海设立经济特区，上海的发展又将会是另外一番光景，不过虽然开发的晚了，但邓公对上海一直充满信心，他不止一次的告诉上海市民，可以借鉴深圳、珠海、厦门等经济特区的成功经验，晚是晚了点，但至少可以不用“盲人摸象”了。
1992年，建设中的浦东杨高路
从1992年开始，上海连续制定了三个“三年大变样”计划，第一个三年重点修路，第二个三年重点盖房，第三个三年重点放在城市环境建设和城市管理上，三个“三年大变样”计划累计需要动用3100多亿元的建设资金。
在三个“三年大变样”的过程中，上海的立体交通网初步成型，千余幢高楼和不计其数的住宅小区拔地而起，整个上海的城市面貌焕然一新，后来市委书记黄菊回忆起上海十年内的发展过程，还非常感慨地表示：“身在其中的每个人，都会有一个共同的感觉：很不容易。”
工作人员在浦东大道上竖起了“浦东开发办公室”和“浦东开发规划研究设计院”的指路牌
除了深化改革以外，邓公对上海的人才储备同样非常上心，1992年，邓公在上海视察时曾多次嘱咐说：
我们这些老人关键是不管事，让新上来的人放手干，看着现在的同志成熟起来。老年人自觉让位，在旁边可以帮助一下，但不要作障碍人的事。对于办得不妥当的事，也要好心好意地帮，要注意下一代接班人的培养。
要选人，人选好了，帮助培养，让更多的年轻人成长起来。他们成长起来，我们就放心了。现在还不放心啊！说到底，关键是我们党内部要搞好，不出事，就可以放心睡大觉。
正是因为有邓公的全方位把控，上海的改革才能迈入快车道，在短短十年内从“后卫”走向改革开放、振兴发展的前沿，基础设施的打造、尖端人才的储备，这些都为上海工业持续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上海最后的一次机遇1994年，邓公最后一次来到上海，此时邓公的身体已经很不好了，行走都困难，但他还是坚持在上海度过了第七个春节，准备回京那天，邓公特意把黄菊叫上火车，在火车上，邓公语重心长地对黄菊嘱咐道：“你们要抓住20世纪的尾巴，这是上海的最后一次机遇。”
邓公之所以会一再强调让上海抓住机遇，是因为他认为，以上海现有的发展速度和发展前景来看，是有机会后来者居上的，而事实也证明，上海也没有辜负邓公的期望，在即将进入21世纪前，上海就建立了自贸区，并进行了工业结构调整、浦东综合配套改革等优化措施，用实际行动抓住了机遇。
“九层之台，起于累土”，上海的巨变和发展，是当时中国巨变和发展的一个缩影，因为有我党领导人的高瞻远瞩和精准把控，才铸就了这些令人瞩目的巨变，一切的事实都证明，邓公没看错浦东，更没看错上海。
在邓公的带领下，原本已经摇摇欲坠的上海，乘着改革开放的春风一路高歌猛进，这才续写了东方明珠的辉煌，邓公挂念上海，而上海也不负邓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