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郭沫若（1892—1978），四川省乐山市沙湾镇人，乳名文豹，学名开贞，笔名用过郭沫若、郭鼎堂等。郭沫若1926年参加北伐，任国民革命军政治部副主任。1927年蒋介石清党后，参加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南昌起义。1928年2月因被国民党政府通缉，郭沫若在周恩来安排下，流亡日本。
1928年8月1日，在日本流亡已有半年之久的郭沫若遭到日本警视厅拘捕，郭沫若心里马上明白了：东京的警视厅发现了他的真实身份。
“你是中国人吴诚？”已在郭家门口的警察问道。
“是的。”
“你的真实姓名是郭沫若？”
“是的，我就是郭沫若。”郭沫若镇定地回答，此时已没有必要隐瞒了。
“请郭先生跟我们到东京的警署去谈一谈。”
警察出示了拘留证，又当着郭沫若和安娜的面搜查了房间，查抄了郭沫若与他人往来的书信、他的日记、一些书刊等等。
下午，郭沫若被带到位于东京日本桥的拘留警察署，关进拘留所。
被东京警视厅发现自己的真实身份，郭沫若并不感到特别意外———这只是早晚的事。但因此而遭拘留，还是有点出乎他的意料。虽然他身为国民党政府通缉的对象，匿名流亡日本 ，但据他所知，当时的日本政府对于来自中国的政治流亡者，只要不从事颠覆日本社会的政治活动，一般是不会给予监押或驱逐的，一定是哪个环节出了纰漏。
毛泽东和郭沫若亲切交谈
二
南昌起义的部队南下广东失利后，郭沫若辗转香港于1927年10月下旬回到上海。自从3月底写了那篇揭露蒋介石反革命真面目的《请看今日之蒋介石》后，郭沫若就被蒋介石视为眼中钉。“四一二”政变之后，蒋操纵的国民政府又将他列为通缉犯，悬赏三万元捉拿归案。考虑到郭沫若在上海的熟人太多，难以久居，周恩来已经安排他一家去苏联。12月5日，郭沫若接到通知，搭乘苏联撤离驻沪领事馆人员的轮船赴苏。但是启程的前两天，一场突然袭来的斑疹伤寒使郭沫若几乎丢掉性命，自然也失去了去苏联的机会。病愈之后，郭沫若又通过潘汉年与周恩来商议暂去日本避居，这时已经到了转过年的1月底。
1928年2月24日，郭沫若用了一个假名———吴诚，在上海码头独自登上一艘开往神户的日本邮船“卢山丸”号。送他到汇山码头的只有内山完造，安娜和孩子已经先于他乘“上海丸”赴神户。这样安排是为了避人耳目。
27日上午，“卢山丸”抵达神户。那时中日之间人员往来不需要签证，所以入境十分顺利。汇集了先期到达的安娜，郭沫若一家当天便乘火车去往东京。
在考虑暂居日本住在哪里时，郭沫若感觉颇费心思。以被通缉之身匿名居留异国他乡，毕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踌躇再三，郭沫若想到作家村松梢风，因为他在街上看到一本刊名《骚人》的杂志，主编是村松梢风。还在1923年，郭沫若就在上海结识了村松梢风，他应邀去广东大学任职前又与村松会过面。也许村松可以有办法，至少可以请他出出主意。
按照杂志上印的地址，郭沫若在饭田町找到了《骚人》编辑部的办公室。村松梢风很热情地接待了突然造访的郭沫若。待听罢郭沫若讲述了自己目前的处境后，村松梢风思索片刻，娓娓道出了一个建议：住到与东京毗邻的千叶县市川市。这样“一方面适宜于孩子们的健康，一方面也适宜于写作生活”。市川与东京之间有电车相通，交通便利。特别是因为它地处千叶与东京的交界处，出了什么事情，两地警察（一方隶属县政府，一方隶属警视厅）往往互相推诿，也就有了回旋的余地。村松梢风还说到他的一个朋友横田兵左卫门，是在当地交游很广的一位击剑名手，东京的首席思想检事（检查官）即是他的同学。横田人颇侠义，可以请他出面关照。
郭沫若听到这样的建议———岂只是建议，应该说是很周到的安排———当然很满意。
翌日，村松梢风亲自陪同郭沫若和安娜去了市川。他们先去拜访了横田兵左卫门。横田果然很热情，满口答应给予关照，并且马上带郭沫若和安娜找好了租住的房子。横田家族过去是仙台的士族（武士阶层），他与安娜叙起家族的事情时，发现彼此都是知道的。
经过横田的奔走联系，东京的那位首席思想检事同意，郭沫若只要和地方上的负责人接个头，便可安顿下来。他还给市川的樋口检事写了一封介绍信，由横田陪同郭沫若去拜访了樋口，樋口又亲自带着郭沫若去见了市川的警察局长，说明了在此地寄居之意。从法律程序上说，没有检事的传票，警察是不能擅自逮捕人的，所以警察局长对樋口亲自关照的人自然不会刁难。而且他还主动授意，为了孩子上学不受同学歧视（市川的小学没有收过外国学生），他们可以从母亲的姓登记。所以郭沫若和安娜的孩子在日本一直都用安娜娘家的姓氏佐藤。郭沫若安顿下来后，从国内直接寄给他的信，便都写“佐藤和夫收”（其长子名）。
三
寓居市川的经过可谓一帆风顺，郭沫若自己也大感意外。不过几个月来，生活的确很平静。这一次警视厅越过市川市警察局直接拘留了自己，究竟在什么地方出了问题呢？
在一间好像是会议室的房间里，警视厅的外事课长亲自与郭沫若“谈话”。他详细询问了郭沫若、安娜的履历，询问了郭沫若来日本的经过，郭沫若都一一如实作答。然后，他抓住郭沫若化名入境并且寓居下来这点，反复讯问郭沫若肩负什么秘密使命，在日本有什么活动。郭沫若解释说，使用假名，当初只为在上海离境时瞒过中国的警察，在市川仍用这个假名寓居下来也有此意，而且是经过当地检事和警署同意的。几个月来，自己只从事写作、著述，完全与日本无关，更不要说有什么不利于日本的活动了。
“谈话”反复在这一问题上进行了三个小时，问话的人也感觉不耐烦了，便命刑士将郭沫若带到拘留所去。
拘留所的建筑像地下室似的黑洞洞的。进门之后，郭沫若便被要求交出身上所有的东西，包括腰间的皮带。他想发火，却又无可奈何，只能以看守怕他自杀自我解嘲。可是当一个武装警察要将一张写有“郭沫若”几个字的白纸别在他胸前拍照时，郭沫若愤怒地拒绝了：“我还不是犯人！”他觉得这是平生第一次的奇耻大辱。当然，像最后还是得照，而且前后左右各一张。折中了一下，在照背面像的时候，那张纸被贴在椅子背上。
拿了一床毯子，郭沫若被带进监房。监房两面是铁窗，只有六平米大小，勉强可睡两个人，已经有一个被看守叫作秃松的人在里面，那人确实是个秃顶。秃松见又有人来，挺高兴，客气地招呼着郭沫若。
清晨六时开始放风，这是一天中惟一的一次。郭沫若踱出监房去洗漱，却意外地在另一间监房中看到一个熟人小原荣次郎。“他也被拘捕了，是受自己的牵连吗？”郭沫若马上想到这一点。
小原荣次郎是个商人，在东京开有一个店铺“京华堂”，专门经销中国的文房四宝、瓷器印章、假古董及一些杂货。一次偶然带回在中国不值什么钱的兰草，却在东京卖火了，发了财。此后，他专门在上野建了兰圃，办兰花展，办杂志，主编写兰花的书，被人戏称“兰花博士”。小原荣次郎常跑中国进货，与在上海经营书店的内山完造是朋友，由此结识了也在上海的郭沫若，常有来往。北伐时期，他在广州还给安娜拍过许多照片。郭沫若流亡日本后，他在国内所得的稿酬，国内一些朋友寄来的信件，就通过他的“京华堂”转寄。
“如果小原荣次郎因自己而受牵连，那大概还有村松梢风了？”郭沫若愈发感到忐忑不安。
四
村松梢风的确也被拘留了，是在另一个警署。
就在郭沫若被拘捕的那天深夜，外出了一天的村松梢风刚回到位于神田区的家，便被守候多时的警察拘捕，带到了附近万世桥的警察署。这个警署的拘留所，在东京是条件最差的，一间牢房里要关押20个人，像个猪圈。人与人之间只有紧挨着才能躺下，村松梢风索性倚靠在墙角坐着。虽然在外奔波了一天，此时的村松却毫无睡意，从刚才拘捕他的警察话语中，他察觉事情与郭沫若有关。但左思右想，他觉得顶多算个知情不报，应该不会有什么大问题，于是，也就安下心来。
第二天上午，警署的检事审讯了村松梢风。果然是关于他与郭沫若之间关系的事情。
大概因为村松是有些名气的作家，那位检事的态度还算客气。他详细讯问了村松帮助郭沫若一家到市川安顿下来的经过，反复讯问村松与郭沫若交往的活动、内容。村松梢风承认自己知道郭沫若化名居留日本，却没有向当局报告是考虑不周，也坦然讲述了自己与郭沫若交往的经过。
那位检事对此显然并不感兴趣，他想了解郭沫若匿名居留在市川的这半年之中，村松与他有些什么样的交往和活动。于是，他拿出两封村松梢风写给郭沫若的信———这是警察在郭沫若家中查抄的。他指着其中议论日本时政和被当局列为具有“危险思想”的社会团体的文字，讯问村松梢风这该如何解释。村松梢风看到这两封信，心里一沉，他知道，单凭这些所谓危险言论，警察当局就可以起诉他，并判他以重罪。
审讯回来，村松梢风辗转不安。白纸黑字，似乎有口难辩，他有些后悔与郭沫若的交往不太慎重。急切之中，村松梢风突然想起在警视厅任警补的同乡大谷，于是，他要求会见大谷。
村松梢风将他与郭沫若交往的来龙去脉通通讲给大谷，请他帮忙。大谷知道村松不是那种会做些什么出格事的文人，便出面担保，万世桥警署于是释放了村松梢风。但这已经是他被拘留的第4天了。
出了拘留所，村松梢风原想直接回家，但又担心郭沫若此时大概还因为被怀疑与自己有什么政治性活动被拘留着，便径直去了东京警视厅。他把事情的原委又向外事课长讲述了一遍，说明郭沫若在日本什么活动也没有搞。外事课长听完后当着村松的面拿起电话，通知拘留警察署释放郭沫若。村松梢风这才放了心，虽然受郭沫若之累进了拘留所，毕竟自己那些写在信中的文字也连累了郭沫若。
看来，警方对村松梢风的怀疑解除之后，对郭沫若的怀疑也随之消除。一个小时之后，郭沫若也走出了拘留所。
五
郭沫若这次被日本警方拘捕，当事者最后也没有搞清所为何故，可以说仍是一件无头案。郭沫若在自传中曾写到这件事，但他记下的主要是被拘捕之后自己忿忿不已的情绪感受。
事情的来龙去脉是这样的：
1928年7月，日本《战旗》杂志7月号上刊登了两篇文章：《中国的新兴文艺运动》、《访中国的两位作家》。这是左翼作家藤枝丈夫、山田清三郎采访郭沫若与成仿吾后分别撰写的报道。《战旗》是这年3月成立的全日本无产者艺术联盟（即“纳普”）所办的机关刊物，它的发行量并不大，但显然是为当局所注意的对象。正是这两篇文章，引起了日本警方的注意。因为此时的日本政府已经进一步加紧了在国内的思想钳制，3月份曾在全国范围搞了一次对日共的大检举，一度很活跃的左翼文学运动、马克思主义的研究介绍等不断遭受打击。
两位日本左翼作家在报道中，把郭沫若与成仿吾作为中国无产阶级文学的代表作家予以介绍，并希望通过他们使日本的无产阶级文学运动与中国的无产阶级文学运动相互了解，相互联系。文章中的郭沫若当然是匿名的：藤枝丈夫的一篇以“K君”代称；山田清三郎的一篇则写成“另一位青年就是……蒋介石曾以数万元悬赏要他的脑壳的人”这样的文字。但当时略知时事的人，一看便知写的是谁。而且文章中写明了采访是在日本进行的，还写到在此之后，成仿吾将经苏联的西伯利亚赴德国。这不能不使东京的警视厅给予极大的关注，因为这可能涉及到中国、日本、苏联之间的无产阶级文学运动的联系。
成仿吾的行踪很容易查清，他在5月入境，当月便离开日本去了苏联的西伯利亚。郭沫若的行踪却是空白，没有他入境的记录。其实，日本警方此前也未必没有想到郭沫若有可能流亡到日本了，因为从1927年下半年到1928年初之间，不少中国大革命期间的风云人物都流亡日本，像陈启修、沈雁冰等。警方采取的措施只是派便衣跟踪，随时掌握他们的行踪，并不干涉他们的居留、活动（只要不是政治性活动）。所以郭沫若是否流亡到日本，并非他们特别要关注的事情。现在则不同了，不但要弄清郭沫若是不是在日本，重要的是还得弄清他有些什么政治方面的活动。
警视厅外事课对于近邻中国的各种时事还算是了如指掌的，他们查实到郭沫若在中国消失之前的最后逗留之地是上海，于是根据入国管理局的记录，将四五月之前一段时间由上海赴日本的中国人排列出一个可疑者名单，请日本驻上海的领事馆协助核查。领事馆的协查，使目标很快便锁定在2月27日从神户入境的吴诚身上。吴诚的身份是江西南昌大学的教授，来日本的名义是到东京考察教育。领事馆查证南昌大学确有其人，但吴诚仍在中国，而从神户入境的吴诚却没有出境的记录，警方由此断定吴诚即是郭沫若。
断定吴诚即是郭沫若，那么查清吴诚到日本之后的行踪，对于警视厅就是很容易的事情了。于是，由此又带出了帮助郭沫若一家安顿在市川的村松梢风和为郭沫若收转从中国寄来邮件的小原荣次郎。而在郭沫若寓所内搜出的村松梢风的几封信，特别是还有成仿吾从欧洲寄来的一封信，无疑进一步加重了警方怀疑郭沫若在日本有政治活动的担心。这样就演变成了几个人相继被捕，且均被拘留数天的事件。
说起来有点可笑的是，原本让日本警方疑心到郭沫若与赤色苏联也有联系的成仿吾的那封来信，后来反倒使他们吃了定心丸。村松梢风有大谷担保，使警方确信，他在致郭沫若信函中所写的那些文字，大概不过是文人关于现实的一些牢骚话或发泄一下不满的情绪，但这并不能完全排除郭沫若没有另外的活动。成仿吾信的内容就成为警方检查的重点。信很长，用中文写的，警方专门请了人来翻译。成仿吾在信中客观叙述了他从西伯利亚一路到莫斯科的见闻，其中表示了对于他所看到的苏联现状的几分失望与批评，因为这与他们从五四时期就憧憬的那个理想中的苏联有着不小的差距。这倒也不足为怪，那时的苏联特别是广大的西伯利亚地区还处在动荡之中。这个结果使警方感觉有些意外，但却也因此而排除了郭沫若与赤色苏联关系的怀疑。
从这次拘捕事件以后，郭沫若就被警方列为监视的对象。时不时地会有当地警署的警士来家中“拜访”。而且不仅如此，还有驻扎在当地的宪兵也会“光顾”。从郭沫若亲笔写下的他流亡日本后期两个月生活的一段文字中，仍可以见到警察“来访”达五六次的记录。曾经有段时间，郭沫若凡出去办事，身后总会跟着一个便衣警察。他索性将提包交到便衣手中，自己在前面昂首阔步地走。一个文质彬彬的学者，后面一个壮硕的跟包———这成了市川街头的一景。不过那昂首阔步的身影内郁积着的屈辱和愤懑，是可想而知的。
郭沫若这次被日本警察拘留，虽未受皮肉之苦，但几天的拘留所生活，给他带来巨大的精神创痛。他后来在撰写流亡日本时期生活的一篇文章时，写下这样的题目：“我是中国人”，其忿忿之心可见一斑。所以，尽管流亡日本长达十年，郭沫若在其自传和相关的文章中，绝少提及他与日本、与日本人之间的关系，虽然其中不乏美好的、愉快的记忆。
1937年“卢沟桥事变”之后的第18天———7月25日清晨，身着居家穿的和服、木屐，郭沫若没有与安娜告别，悄然离家。他避开警察的监视，在国民党情报部门的协助下，化名从神户只身登上开往上海的“日本皇后”号邮轮，结束了十年的流亡生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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