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必武上世纪初参加过辛亥革命，又是中国共产党元老之一。他的一生，是同中国近百年几个重要历史时期的人民革命斗争紧紧相联系的，是同中国共产党的产生和发展、党的主要领导活动紧紧相联系的。伴随他革命生涯并成为他妻子的伟大女性，有三位——黄俊贞、陈碧英和何莲芝。

董必武

董必武1886年3月5日出生在湖北省黄安县（今红安）城南街一个穷教书先生家庭。董必武大号壁伍取自《汉书·律历志》中“日月如合壁，五星如连珠”句。辛亥革命前，为了表示决心革命武力救国的远大志向和抱负，毅然改名“必武”。

董必武的父亲董基文是秀才，四叔董基明也是秀才，都是以教书为业。1903年，董必武也考取了秀才。家里人得信十分高兴，全家出动，加上左邻右舍一群人站在街口，举着鞭炮准备迎接新秀才，董必武听说后，却绕小路回了家。

1910年10月，董必武以第一名的成绩毕业于湖北省城第一中学堂，被湖广总督瑞澄保奏为拔贡。他不愿在“功名”场中混迹，回到了家乡。11月，经亲戚说媒，24岁的董必武娶了本县高桥区黄家田村的黄俊贞。黄俊贞是户殷实人家的姑娘，知书达礼，她是最早支持董必武投身革命的人。是董家第一个放脚剪发的女人。

1911年10月10日辛亥革命爆发，董必武第三天闻讯后欣喜若狂，拿取剪刀剪掉长辫，决心和清廷誓不两立。当天，征得妻子黄俊贞的同意，收拾行装连夜赶到武汉，在汉口军政府军需部任职。董必武投身到火热的革命大家庭，小家庭他就顾不上了。

在董家，黄俊贞的处境十分艰难。结婚三年还没有孩子，黄俊贞受到族中人的歧视。不久，黄俊贞喜得一子，一些族中人又是妒忌。孩子后来生病了，无人帮忙料理，又无钱医治，不幸夭折。此后，黄俊贞便常回娘家住，董必武回来了她才到董家。辛亥革命失败后，董必武遭到黎元洪势力的排挤，他干脆请假回家探亲。夫妻相拥而泣，董必武诉说革命的艰难，黄俊贞诉说生活的遭遇。不久，董必武带着黄俊贞又来到了武汉，他先是教书，后来当律师，再到政府任职，恩爱夫妻度过一段幸福的时光。

从清末秀才进步到改良主义者，又从旧民主主义者发展到坚定的新民主主义者，最后成为坚信马克思主义的共产主义者，成为中国共产党的谛造者之一，成为党的重要领导人之一，董必武寻求真理经过了曲折而艰难的历程。

1927年，在“宁可错杀一千，不可使一人漏网”的反革命口号之下，蒋介石汪精卫反动集团对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实行大屠杀。詹大悲、李汉俊相继遇害，董必武也被重金悬赏通缉。董必武逃亡日本，他黄安老家随即被国民党查封，多位亲属被害，可怜黄俊贞也被迫逃亡，东躲西藏终日惶惶，主要靠董必武的同乡密友潘怡如等人照顾。夫妻这一别是十年之久。

十年之后的1937年7月，董必武以党中央代表的身份来到武汉八路军办事处，领导长江一带党的工作。这时候，董必武得知黄俊贞还活着，并且就住在武汉，已与何莲芝结婚的董必武心里十分难受。征得周恩来主任的同意，他买了件粉色的旗袍去看望黄俊贞。他知道黄俊贞喜欢粉色，她穿粉色也好看。董必武买给儿子的礼物是一件粉嫩的小裙，这是何莲芝取笑董必武不会买东西的典型事例。后来他出访欧洲，带给上中学的女儿一件粉色的上衣。粉色是董必武心中的一个情结。此后，董必武常抽空去看望黄俊贞，照顾她的生活。

董必武与第三任妻子何连芝以及长子的合影

一天晚上，董必武走进家门，看见何莲芝正抱着儿子（董良羽），他一反常态地说：“我去看了一个孤老太太，她一生支持革命，单身一人，无儿无女，生活上没有照顾，精神上也孤独。我们把良羽送给她吧！”何莲芝一愣，生活稍有安稳，董必武又五十多岁了，怎么能把孩子送人呢？她看到董必武严肃认真的神情，就说：“好，只要她是革命的就行！”何莲芝把孩子放在床上坐好，牵牵孩子的衣服，又摸摸孩子的头，说：“我给他收拾一下衣服。”董必武在屋里闷声走来走去，他突然问：“你真的愿意吗？”何莲芝说：“孩子是革命的后代，交给支持革命一生的人管，我有什么不愿意的？！”董必武转身抱起床上的孩子，亲着孩子的脸蛋说：“我跟你开个玩笑。”董必武指的革命一生的老太太就是自己的结发妻子黄俊贞。

不久，深明大义又深情不露的黄俊贞回到了黄安老家。其间，他们有过书信往来。黄俊贞只字不提十几年是怎么过来的，只希望得到一张他儿子的照片。董必武忘不了黄俊贞微薄的要求，几次托人带去信和照片，可遗憾的是，信和照片始终未能到达黄俊贞老人的手里。1943年冬天一个大雪飞舞的日子，照片和信终于带到了黄家田村，但是黄俊贞已忧郁而死。黄俊贞最终没有看到照片和信，董必武却得到了黄俊贞去世的消息。对于这段不了情，董必武常常感到深深的愧疚。他常对孩子说：“乡下还有一个好心的老人，父亲欠她的债，等革命胜利后，父亲要偿还的。”但不等革命胜利，她却走了。负疚的心情深深压迫着他，打击着他。他含泪挥笔，一气呵成写下了一首悼亡词（此词未公开发表过，原稿保存在董必武女儿董楚青手中），词曰：

嫁得黔喽三十二年，年年月月动忧端。

望夫有石堪摩抚，思子无台可往还。

海上栖身良辛尔，山中避寇更凄然。

从今脱却愁城去，伴姊自游在西天。

莅苒冬春谢不知，悼亡词汇更迟迟。

客中在壁无遗挂，梦里还乡见彼帷。

冬雪高桥寒柳折，清风字水白杨悲。

为君不及营斋奠，注目存形旦暮思。

1962年，我国著名散文家曹靖华出版文集《花》后，送了一本给董必武。触景生情，董老拿出这首悼亡词，长叹一声，又写了如下的诗句：

愿花长好月长圆，幻景于今现眼前。

洁比水仙幽比兰，梅花暗动骨弥坚。

已见好花常在世，更期圆月照中天。

谢庄作赋唯形象，愿否同合喻续篇。

陈碧英

陈碧英是董必武的第二个妻子。说起来，董必武与陈碧英的恋爱和结婚很有些传奇色彩。

当年董必武在江西瑞金时，已经47岁。他先任中央党校（当时称作马克思共产主义学校）教务主任，后任副校长，工作很忙。同志们看董必武年纪很大，工作如此繁忙，整天东奔西跑的，晚上回到住处还要自己洗衣做饭，实在是辛苦。于是一些热心人便开始为他做起红娘。经过一番周折，终于有人把当时24岁的陈碧英介绍给了董必武。

陈碧英出身于贫苦农民家庭，6岁时随母亲乞讨，忍饥挨饿，受尽磨难，15岁时认识了共产党人肖石庆，从此投身革命，并于192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0年年底被党组织派往福建省汀州市开展地下工作，第二年便担任了中共汀州市委宣传部长。

当时，毛泽东是中央红军的党代表。当听说有人将陈碧英介绍给董必武时，非常高兴，还特地把陈碧英从汀州调到瑞金，安排在邓颖超所在的苏区中央局宣传部工作，并要邓颖超尽快玉成这桩好事。

董必武当时住在叶坪洋溪村。一天傍晚，邓颖超和贺子珍、李坚贞几位大姐，硬拉上陈碧英来到叶坪洋溪村看望董必武。为让陈碧英和董必武能单独多待一会儿，邓颖超她们打过招呼之后便悄悄离开了。

由于是第一次与董必武这样地位和年纪的人单独在一起，陈碧英刚开始时有些拘束。但聊了一会儿之后，她觉得眼前这个男人虽然年纪比自己大许多，而且政治地位也高，但为人却挺温和，做事也干脆利落，尤其对年轻人非常关心，而且没有一丁点架子。那一天，他俩谈了很久，聊了很多事情。董必武还毫不隐瞒地告诉陈碧英，他在湖北老家曾经结过婚……

就这样，董必武与陈碧英确定了恋爱关系。

当然，最后促使董必武与陈碧英很快走到一起，是因为之后不久发生了一件意外事故。有一次，董必武到长汀去做调查工作，当天晚上骑马返回瑞金。途中在穿过一座大山时，不慎马失前蹄一下掉进山谷，董必武大难不死，但却摔成了重伤。当时苏区缺医少药，董必武的摔伤久治不愈，后来又不幸染上了疟疾，这下病势更加危重，于是陈碧英便每天守护在病人身边悉心照料。

疟疾在当时是一种常见、多发病，最典型的症状就是病人时冷时热，间歇性发作，而且病程长。当时的苏区也没有医治疟疾的特效药——奎宁，体质弱的人更经不住这种病的长期折磨。为了尽快治好董必武的疟疾，陈碧英不顾危险，独自冒雨上山采集草药并亲自熬好，坚持每天盯着董必武把汤药喝完，然后再把特意为他碾制好的跌打损伤药敷在伤痛处。一切安顿好之后才悄然离去。

在陈碧英的精心照料下，董必武的病情得到了有效的控制，身体开始恢复健康，心情也愈加好了起来。作为一个男人，最感无奈和最脆弱的时候，往往是在病魔缠身之时。而陈碧英虽然没读什么书，但在董必武最虚弱和需要人照料的时候体现出了对他最大的体贴、温柔、善解人意，这一点使董必武很受感动，也使他俩的情感旅程加快了脚步。这天，董必武直截了当地对陈碧英说：“碧英，我们结婚吧，就在叶坪村。”对董必武为人仰慕已久的陈碧英沉默点头，欣然同意。

董必武和陈碧英的结婚申请报告很快得到瑞金县苏维埃政府的批准。他们没有举行婚礼，叶坪村一间破旧的民房就是新婚洞房，新婚用品也只有一床夹被单和一床旧毛毯。只有新娘子陈碧英的到来，第一次带给董必武这个职业革命家一个真正的“家”的感觉。

陈碧英没有正规上过学，她几乎没有什么文化。于是董必武坚持每天晚上陪她学习一个小时。碰到自己有事外出，董必武便请毛泽东的老师徐特立给陈碧英当导师。在这两位大名鼎鼎的老师教学下，只半年多时间，陈碧英的文化水平和工作水平都大大提高。

俗话说，贫贱夫妻百事哀。对于董必武和陈碧英这样的革命夫妻，贫困是不可否认的事实。但是因共同的革命理想，他们并没有感觉到“百事哀”，夫妻二人反而相互取长补短，其乐融融。

贫苦出身的陈碧英认识很多可以吃的野菜，更有一手加工烹制野菜的好手艺。对此很感兴趣的董必武经常跟随妻子陈碧英上山去挖野菜，董必武边跟着挖边学习识别哪些野菜能吃，哪些有毒会吃坏肚子，甚至有生命危险。而这些知识，使董必武在后来的长征路上受益很大。多年之后的董老在回忆这些往事时曾说：“我从碧英那里学到了识别野菜的本领。如果没有这套本领，我可能会饿死，也可能被那些不能吃的野菜毒死。”

1934年7月，中央机关开始从叶坪、沙洲坝西迁，董必武夫妇住进了云石山梅坑村一户大祠堂里。到这一年的9月，革命形势逐渐恶化，中央红军的第五次反围剿处处被动，根据地也不断缩小，紧张不安的气氛笼罩着红色都城——瑞金。

不久，红军因第五次反围剿失败而开始长征。当时中央要求所有参加长征的人都要检查身体。体重不够的人按规定不能参加长征。

新婚不久的董必武非常希望妻子能同自己一起参加长征，毕竟陈碧英也是红军战士啊！但他带着妻子到医院进行体检时，没想到陈碧英的体重只差一斤，结果被刷了下来。董必武的心情也很沉重。但党组织的规定是原则，大家都要严格遵守。于是董必武便耐心地劝导妻子：“分离是暂时的，到时我一定回来接你。”

长征的部队出发了，陈碧英怀着沉重的心情跟随着董必武一直走了三天，实在是舍不得离开丈夫。当时还有很多红军家属也像陈碧英一样，跟随转移的红军部队走了一程又一程。然而，中央做出的规定谁也不能违犯，尽管大家跟随部队一起走了这么多天，但按规定还是要留下来。组织上便专门指定董必武出面做这些家属们的工作，负责劝说那些依依不舍的亲人们回去。讲求原则的董必武便首先坚决地劝说妻子陈碧英回去。在董必武的一再劝说下，陈碧英只好恋恋不舍地离开丈夫和部队，返回了家乡。谁知董必武在随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再也没能得到爱人陈碧英的消息。

陈碧英返回瑞金后，便按照组织规定回到广东坪石兴梅地区开展地下工作。不久，中央革命根据地全部沦陷，国民党实行白色恐怖，开始对共产党进行疯狂的屠杀，中共组织遭到空前破坏。陈碧英回到兴梅地区后，一直没有与党组织接上关系，只好一路乞讨回到老家，在兴梅山坝口找到了她的母亲。母亲生怕女儿被敌人认出来，便劝她改嫁。但钟情于董必武的陈碧英死活不肯就范。心疼女儿的母亲急了，一下跪倒在陈碧英的面前哭着说：“你一天不答应，我就一天不起来。”陈碧英实在没办法，只好答应母亲的要求，在乡亲的介绍下，与村里的一名老光棍结了婚，开始了她并不愿意的新的生活。从此陈碧英与董必武天各一涯，但这份革命情谊一直永存心中。

何莲芝

何莲芝四川万源丝罗乡人，生于1905年，193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土地革命时期，曾任万源县游击队长、中共万源县委妇女部长，参加了红四方面军的长征。

1937年1月，51岁的董必武终于来到了延安。因多年得不到陈碧英的消息，人们都认为陈碧英已离开人世，经李坚真同志介绍，董必武和原在红四方面军党校学习的四川姑娘何莲芝相识，结成终身伴侣。

何莲芝在替董老整理行装时，发现行李中一扎扎新旧夹杂的布条和一个锈蚀的手电筒，她很奇怪地问：“行军那么艰难，听说你把书都烧了，怎么还背着这些没用的东西？”董老解释说：“破布条子是捆鞋用的。别人会打草鞋我不会，鞋帮坏了就把鞋底捆在脚上；鞋完全坏了，不能捆了，捡别人扔了的破鞋捆在脚上走路。”“那么这锈迹斑斑的手电筒为什么不扔掉呢？”董必武接过手电筒，端详一阵，说：“留着吧，这是我从江西撤退时一个战友送的！”胡宗南进犯延安，撤离时，锈手电筒被何莲芝“精筒”掉了。

董必武知道后，从不发脾气的他“借故”冲何莲芝发了一通火。革命胜利后，生活安定下来，董必武把自己的一切都毫无保留地对何莲芝讲了，夫妻俩多次托江西的同志查询陈碧英的下落，都没有消息。为寄托深情的怀念，夫妻俩在给爱女取名时，以“楚”代表湖北老家的结发妻子黄俊贞；碧为青玉，取“青”代表陈碧英，给女儿取名楚青。何莲芝夫人后来也常对女儿讲起两位妈妈的故事，直到逝世前不久，她还很后悔地说：“我不该扔掉那把手电筒啊！”

1952年春天，董必武得了肺炎，高烧卧床不起。卧室的窗外是一丛翠竹，她们在微风里浅吟低唱，在阳光下刚劲有节，在月光下又清秀阿娜。触景生情，董必武挣扎着起床，挥笔赋诗一首《病中见窗外竹感赋》：“竹叶青青不肯黄，枝条楚楚耐严霜。昭苏万物春风里，更有笋尖出土忙。”诗里寄托了董老对两位妻子的怀念，并向她们报告人间已有“昭苏万物”的春风，安慰她们的在天之灵。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何莲芝相继担任政务院（即国务院）法治委员会办公厅秘书，中国妇女运动历史资料委员会委员，第五届全国政协委员，国家代主席董必武秘书，协助董必武处理了大量日常工作。1980年在北京病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