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伐军与南京事件—李大钊遇害始末，北伐史上不为人知的一面

1927年的春天，注定是一个悲壮的季节。当南京城头的炮火尚未平息，北京城内却已暗流涌动。世人皆知李大钊先生壮烈就义于北京西交民巷，却鲜有人知这背后竟与千里之外的南京事件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更令人震惊的是，这场历史悲剧的背后，还隐藏着列强势力的诡谲身影。当年究竟发生了什么？为何一场看似单纯的排外事件，最终会导致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之一惨遭不测？南京的炮火与北京的黎明，到底有着怎样不为人知的联系？

一、南京事件的爆发

1927年3月23日的南京城，杨柳依依，春风和煦。这座六朝古都却笼罩在一片紧张气氛之中。北伐军第六军和第二军已经兵临城下，城内驻守的直鲁联军正在仓皇撤退。当时的南京城内，各国商人、传教士和普通居民都在关注着局势的发展。

次日凌晨，北伐军开始对南京发起总攻。第六军和第二军分别从东南和西南两个方向进攻。当时的南京城内驻扎着孙传芳部下的直鲁联军约一万余人，这些溃军在撤退时，有部分士兵趁乱在城内抢劫。上午9时许，北伐军攻入南京城，城内秩序一度陷入混乱。

在这个关键时刻，第六军政治部主任林伯渠和第二军政治部主任李富春接到了一份紧急电报。电报来自北伐军总司令部，要求他们立即进入城内维持秩序，保护外国侨民和使领馆。两位主任随即带领部队进城，并在各处张贴告示，严禁军民滋扰外侨。

然而事态的发展却出人意料。当日下午2时左右，停泊在下关江面上的英国军舰＂翡翠号＂和美国军舰＂诺克斯号＂突然开炮，对南京城展开轰击。炮击持续了将近3个小时，造成南京城多处建筑损毁，平民伤亡惨重。

当时在城内的英国驻华公使馆一等秘书欧文，正带领一队士兵在城内巡视。他们亲眼目睹了一支约五十人的武装队伍在抢劫外国人住所。令人费解的是，这支队伍并非北伐军，而是身着直鲁联军服装的士兵。这一细节在当时并未引起重视，但日后证明这极可能是一起蓄意挑衅事件。

第六军副党代表肖劲光接到报告后，立即带领部队赶赴日本领事馆。他们及时驱散了正在骚扰领事馆的不明身份武装分子，并在馆外布置警戒。这一行动得到了日本领事的赞许，但这份赞许信直到多年后才被公开。

当晚，南京城内的形势更加复杂。一份来自不明来源的传单在城内散布，声称北伐军正在策划更大规模的排外行动。这些传单很快传到了各国使领馆手中，引发了更大的恐慌。然而，经过后来的调查发现，这些传单的印刷字体与当时北伐军使用的完全不同。

3月25日清晨，蒋介石收到了南京事件的详细报告。他立即召开紧急会议，决定将事件责任归咎于李富春和林伯渠。这个决定似乎过于仓促，因为当时还有许多关键证据尚未收集完整。特别是一份被称为＂下关密电＂的文件，其中记载了事发当天早些时候，有人曾向英美军舰发出了求援信号，但这份文件的真实性至今仍存争议。

二、列强态度的转折点

南京事件发生后，各国对北伐军的态度出现了微妙的变化。最引人注目的是日本军舰的反常表现。当英美军舰对南京城展开炮轰时，停泊在长江下关江面的日本军舰＂矢矧号＂始终保持沉默，未发一弹。这一异常举动在当时的外交圈内引发诸多揣测。

＂矢矧号＂舰长末永少将在事后向东京发回的电报中，详细记述了当天的情况。电报显示，3月24日上午10时许，＂矢矧号＂就收到了英国军舰发来的联合开火请求。但末永少将以＂需要进一步确认情况＂为由，拒绝了这一请求。这份电报直到1960年代才被解密，成为研究这段历史的重要资料。

在南京事件之前，列强对北伐军的态度可以说是相对宽容的。自1925年起，北伐军在各地的军事行动虽然影响到了外国侨民的利益，但各国政府多采取观望态度。这种态度的形成与孙中山的影响力密不可分。1908年，孙中山在日本发表的《民权主义》演说，让各国认识到中国革命运动的进步性质。此后，列强对国民革命军多持默许态度。

然而，南京事件成为了这一态度转变的转折点。1927年3月26日，各国驻华公使召开了一次秘密会议。会议由英国公使蓝普森主持，与会者包括美、法、日、意等国代表。会议记录显示，各国代表对北伐军的态度发生了明显转变。美国代表麦克默里提出，应该重新评估对华政策，特别是对共产党势力的态度。

这次会议的一个重要议题是讨论一份来自上海的情报。这份情报称，在南京事件发生前两天，上海的一些共产党组织曾收到了一份来自莫斯科的指示。但令人费解的是，这份情报的原件至今未能找到，仅存在于与会者的口头转述中。

4月初，情况出现了新的变化。一名在北京任职的法国外交官向其政府发回密电，称在北京的外交圈内流传着一个说法：南京事件可能是一场精心策划的行动，目的是打击国共合作。这份密电现存于法国外交部档案馆，但其真实性仍有待考证。

与此同时，各国在华的情报网络也开始活跃起来。英国驻上海总领事馆派出多名情报员，深入调查南京事件与共产党活动的关系。他们的调查报告构成了后来英国对华政策转变的重要依据。

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一系列外交活动中，苏联采取了一种相对低调的态度。苏联驻华大使加拉罕虽然参加了几次重要会议，但始终未对南京事件发表任何公开声明。这种反常的沉默在当时就引起了其他国家外交官的注意。

到了4月中旬，列强对华态度的转变已经完全显现。英国驻华公使馆发出通告，要求各地英国侨民提高警惕，必要时准备撤离。美国领事馆也开始收集各地共产党活动的情报。这些举动表明，列强已经将注意力从单纯的地方军事冲突转向了更深层次的政治问题。

三、北京政局的暗流

南京事件的余波很快传到了北平。1927年4月初，张作霖在奉系军阀高层会议上提出了一个出人意料的提议：利用南京事件造成的国际影响，对北平的共产党人展开大规模搜捕行动。这个提议得到了段祺瑞的默许，随即开始实施。

4月3日，北平警察厅突然接到一份来自日本使馆的密函。函中提到了一份所谓的＂共产党暴动计划＂，声称共产党人正在策划一场席卷北平的暴动。这份密函由日本驻华公使芳泽谦吉亲自递交，其真实性至今仍是历史悬案。

4月5日，张作霖下令在北平城内设立多个检查站。这些检查站的位置选择颇为讲究，大多设在通往使馆区的要道上。据当时在北平的英国记者贝特兰·伦诺克斯的记载，这些检查站的设立方式，与1925年日本在旅顺设立的检查站极为相似。

同一时期，北平城内的情报网络也在发生微妙的变化。原本负责监视共产党活动的警察特务科突然扩编，增设了多个行动小组。这些小组的负责人大多是张作霖的亲信，但其中也混入了一些身份不明的外国人。据北平警察厅的档案记载，这些外国人自称是＂国际反共产组织＂的成员。

4月6日，一个重要的细节引起了注意。在西交民巷附近的一家茶馆内，几名着便装的日本军官与奉系军阀的代表秘密会面。这次会面被一位在附近居住的英国传教士无意中看到，并记录在其日记中。这份日记后来成为研究这段历史的重要资料。

与此同时，北平的各国使馆区内也在进行一场不为人知的博弈。美国使馆的电报记录显示，从4月初开始，各国使馆之间的联系突然变得频繁。特别是英国使馆与日本使馆之间，仅4月5日至7日三天内就进行了七次秘密会晤。

4月8日，一个关键性的转折出现了。张作霖突然召见了北平警察厅厅长，要求提供一份详细的共产党活动人员名单。这份名单的第一个就是李大钊。有趣的是，这份名单的格式与此前日本特务机关使用的格式完全相同。

更值得注意的是，在这段时期，北平城内出现了大量不明身份的调查人员。他们经常出入各个大学和书院，打探学生活动情况。根据当时北京大学的警卫记录，仅4月9日一天，就有超过二十名形迹可疑的人员在校园周围徘徊。

4月10日，一份来自天津的密电传到了北平。电文提到，有一批来自日本的特务正在前往北平，他们携带着一份详细的行动计划。这份密电被北平邮电局的一名职员拦截，但很快就被警察特务科没收。这名职员在第二天就被调离了工作岗位。

这些看似零散的事件，实际上都指向了同一个方向：一场针对共产党人的大规模行动正在酝酿。而这场行动的背后，似乎还有着更为复杂的国际因素在发挥作用。特别是日本方面的异常活跃，与其在南京事件中的消极态度形成了鲜明对比。

四、李大钊被捕前的异常迹象

1927年4月初的北平城内，一系列不寻常的迹象逐渐显现。4月11日，一支由日本特务和奉系军警组成的联合行动小组开始在西交民巷一带活动。据当时居住在附近的美国传教士威廉·马丁的记载，这支行动小组的成员身着便装，但举止明显带有军人特征。

4月12日凌晨，北平警察厅特务科接到一份来自张作霖的密令。密令要求在行动开始前，必须先切断西交民巷一带的电话线路。这个细节被一名负责通讯的职员记录在工作日志中，这份日志后来成为研究这段历史的重要证据。

同一天上午，几名身份不明的日本人在北京大学附近出现。他们手持照相机，对校园周边环境进行拍摄。根据北大门卫的记录，这些人声称是来自东京的新闻记者。但事后查证，当时并没有日本媒体派记者到北平采访。

4月13日，一个关键性的情报传到了中共北方区委。情报称，奉系军阀已经掌握了大量共产党员的活动信息。这份情报由一名在警察厅工作的地下党员传出，但由于传递过程中的延误，当情报送达时已经太晚。

更值得注意的是，4月14日凌晨，几辆挂有日本使馆牌照的汽车在西交民巷来回巡视。一位当时在附近经营杂货店的老店主回忆，这些汽车的行驶路线似乎在寻找最佳的包围位置。

同日下午，北平警察厅突然调动了大量警力。这些警察被分成多个小组，每组配备了详细的地图和行动指南。令人费解的是，这些地图上标注的重点区域，与日本特务此前勘察的范围完全吻合。

4月15日清晨，几名俄国白军残部出现在西交民巷附近的一家茶馆。他们与日本特务进行了短暂会面，随后迅速离开。这一细节被一位在附近送报的少年看到，并告诉了他的邻居，一位在协和医院工作的美国医生。

当天中午，一份来自天津的电报送到了张作霖的案头。电报提到，苏联驻华大使馆已经得知某些异常动向，建议所有共产党员立即转移。但这份电报被张作霖的亲信扣下，没有传达给相关人员。

4月16日上午，北平城内的气氛愈发紧张。警察特务科突然下令，要求西交民巷一带的居民必须在晚上8点前关门闭户。这个命令的下达时间与此前日本特务制定的行动计划完全吻合。

同日下午，一个重要的细节被记录下来。在苏联使馆附近的一处邮局，一名不明身份的人试图发出一封写给李大钊的警告信。但这封信被警察特务科的人员截获，信中提到了即将展开的大搜捕行动。

4月16日晚，最后的准备工作开始进行。张作霖派出的特务与日本特务组成联合行动队，在西交民巷周边部署了多个监视点。这些监视点的位置选择，显示出对目标区域的充分了解。而这种了解程度，只有经过长期侦察才能达到。

五、苏俄方面的反应及影响

1927年4月17日，李大钊被捕的消息传到莫斯科后，苏联外交部立即召开了紧急会议。会议由外交人民委员齐切林主持，与会者包括远东司司长卡拉汉等重要官员。根据当时的会议记录，苏联方面对这一事件表现出异常的关注。

4月18日，苏联驻华大使馆向中国外交部递交了一份措辞严厉的照会。照会中特别提到了在逮捕行动中出现的日本特务，这一细节引起了各国驻华使节的高度重视。英国驻华公使随即向伦敦发回了一份详细的分析报告。

同一天，一个不为人知的插曲发生在哈尔滨。一批原本计划前往北平的苏联情报人员突然接到命令，要求暂停行动。这个命令的发出时间与李大钊被捕的时间仅相差数小时，显示出莫斯科方面早已预感到某些异常。

4月19日，莫斯科启动了一项代号为＂春雨＂的秘密计划。这项计划的内容至今仍是谜团，但从后来解密的档案可以看出，其中包括了对中国境内所有苏联情报网络的重新布局。一些原本潜伏在北平的苏联特工被紧急调往上海。

4月20日，一份来自符拉迪沃斯托克的电报引起了注意。电报提到，有大批日本特务正在通过东北边境进入中国。这些特务携带的文件显示，他们与李大钊案有着某种联系。苏联远东军区随即加强了边境监控。

4月21日，苏联驻天津领事馆突然开始销毁大量文件。据当时在领事馆工作的一名职员回忆，这些文件中包括了大量与中国共产党联络的记录。这一行动持续了整整三天，显示出苏联方面对局势的严重关切。

更引人注目的是，4月22日，一艘挂着商船旗帜的苏联船只在天津港口停泊。船上载有一批特殊的货物，根据海关记录，这些货物被标注为＂印刷设备＂。但实际上，这批货物中包含了大量用于秘密通讯的设备。

4月23日，莫斯科再次召开高层会议。会议决定暂停对中国共产党的部分援助计划，转而采取更为隐蔽的支持方式。这个决定被记录在一份绝密文件中，该文件直到1991年苏联解体后才被公开。

4月24日，一个意外的发现引发关注。在北平近郊的一个火车站，铁路工人发现了一批被遗弃的文件。这些文件中包含了详细的情报网络布局图，显示出苏联方面在李大钊被捕前就已经开始调整其在华情报系统。

4月25日，苏联驻日本大使馆向莫斯科发回了一份特别报告。报告详细分析了日本特务机关参与李大钊案的动机和手法。这份报告后来成为苏联制定对华政策的重要参考依据。

4月底，苏联在华的情报网络完成了重组。新的网络更加分散和隐蔽，这种变化直接影响了此后中苏关系的发展方向。而这一系列的调整，都是从李大钊案开始的，显示出这起事件在中苏关系史上的深远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