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4年9月，第一届全国人大会议在北京召开，也是在此次会议上，经毛主席提议，原国民党军将领、时任水利部参事的郑洞国被任命为国防委员会委员。
郑洞国出任国防委员后不久，即收到毛主席的请柬，要他去中南海做客，郑洞国当时便感到惴惴不安，因为在过去，他曾率十数万大军与解放军对敌，心中十分愧疚。
图|郑洞国与妻子顾贤娟合影
可一见面，毛主席热忱的态度便打消了郑洞国的顾虑，特别是毛主席亲自点烟的举动，使得郑洞国意识到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与他所熟知的国民党的领导人是完全不同的。
毛主席很关心郑洞国的生活情况，在得知他刚离婚时还劝说他：
“人对生活要有一种达观的态度，不能为一时的波折而灰心，只要进取向上，是不难收获个人幸福的。”
经友人介绍，时年52岁的郑洞国与35岁的顾贤娟喜结连理，两人婚后一年多，还育有一女郑安玉，给郑洞国晚年带去了很多欢乐。
不过，也很不幸的是，顾贤娟1972年病逝，女儿郑安玉在1977年被同工厂一求爱不成的男青年杀害，给郑洞国带来很大的打击。
六年后，即1983年，郑洞国的前妻陈碧莲提出复婚请求，却被郑洞国毫不犹豫的拒绝。
一郑洞国前妻陈碧莲是他的第二任夫人。
说起来，郑洞国这一生有三段婚姻，早在1918年，15岁的郑洞国便在父母包办婚姻中与一个大八岁的农家姑娘覃腊娥结婚，两人后来育有两子一女。
尽管只是包办婚姻，但婚后郑洞国却十分幸福。
覃腊娥是普通农家姑娘，有着旧时代女性的典型特点，据郑洞国回忆：
“我的妻子性情谦和，做事勤勉，直到她故去那年，我们两人从来都没有吵过架。”
1928年9月，北伐战争结束后，蒋介石的南京政府名义上实现了全国统一后，召开了全国军事编遣会议，郑洞国调任第2师第5旅第10团，期间将父母妻儿接到了蚌埠团聚（当时北伐刚结束，郑洞国人还在前线）。
不过，对郑洞国而言，不幸才刚开始。
郑洞国后来随中央军参与了多次军阀战争，根本无暇顾及家庭，特别是1930年中原大战爆发后，出于安全考虑，覃腊娥携子女赴武昌居住，结果途中感染风寒病故。
覃腊娥去世对郑洞国而言是个很大的打击，据郑洞国多年后再回忆录中称，当时他听到兄长报来噩耗后，如遭惊雷轰击，竟尔两眼一黑，昏了过去，醒来才发现自己躺在床上。
更不幸的是，第二年郑洞国兄长郑潼国与老父亲携妻子灵柩返乡途中，竟然遭遇了土匪，郑父惨遭杀害。
先后有两位亲人离世，对郑洞国而言打击不可谓不大，此后数年间，郑洞国未再谈感情。
1933年初，日军在夺取热河后，继续向长城各关口发动进攻，在停止内战，举国抗日的形势下，蒋介石抽调第2、第25、83师组成17军开赴前线参加抗战。
当时，已经任2师4旅旅长的郑洞国也随即开赴前线参加古北口抗战。
尽管所部官兵皆英勇作战，但因《塘沽协定》签署，长城抗战还是以失败告终，郑洞国随2师退驻北平。
1933年秋，郑洞国调入南京中央高等教育班受训。
一次，郑洞国到医院探望病重的老乡，时任国民党中执委的肖忠贞，偶然结识了肖夫人的妹妹，当时年仅17岁的陈碧莲，也许是美人爱英雄，英雄也爱美人，就只是简单的一面之缘，令两人坠入爱河。
也因为有了陈碧莲，郑洞国渐渐从丧亲之痛中走了出来。
同年，陈碧莲与郑洞国结婚，婚后两人虽然未生育子女，但婚后生活也还算融洽。
二郑洞国与陈碧莲的婚姻看似是天作之合，但其实也有隐忧。
我们站在客观的角度不难看出，郑洞国其实是一个纯粹的军人，生性淳朴憨厚，不善浪漫，他与覃腊娥的婚姻之所以融洽，主要原因还是在于两人能彼此迁就，覃腊娥一个农家出身的姑娘，骨子里就蕴含中国女人传统观念，一生只围绕着丈夫转。
可陈碧莲不同，根据郑洞国孙子郑建邦回忆，陈碧莲出身很高，受过良好的教育，不仅能写一手漂亮的簪花小楷，还能讲一口流利的英文。
毫无疑问，陈碧莲在对待丈夫生活情趣上，就会有要求。
应该指出的是，陈碧莲并不是一个不识大体，不通实务的人，她和郑洞国成婚十数年里，算是郑洞国工作上、生活上得力的助手。
图|郑洞国与孙子郑建邦合影
1939年11月初，日军为切断我桂越国际交通线，发动桂南战役，以一个半师团的兵力从北部湾登陆，严重威胁我国大后方。
郑洞国随第五军参与了桂南会战，并参加了战况最激烈的昆仑关战役，在战役过程中，郑洞国每战必亲临一线，亦打出了中国军人的威风。
尽管此战得胜，但第五军也元气大伤。
为了弥补前线将士抚恤不足的情况，时任第五军军长的杜聿明发动全军军官捐助阵亡将士的家庭。
当时陈碧莲作为郑洞国的夫人也参与了第五军高级将领眷属劳军，但她念及荣誉第一师官兵（郑时任荣誉第一师师长）也在前线浴血作战，不忍他们再掏腰包，于是主动劝说丈夫：
“将士们流血拼命就够了，不要再让他们出钱了。这份钱由我们出吧！”
郑洞国随即自掏腰包，替荣誉第一师所有连以上官佐捐了款，此事在军中一时传为美谈。
应该指出的是，整个抗战时期，陈碧莲始终追随郑洞国在前线，甚至还随军到了印度，在异国他乡一呆就是两年。
一直到1945年7月，郑洞国回国后，才把家安顿在上海，陈碧莲没有生育，后来把弟弟的女儿过继过来，一家三口才算是过上了安稳的生活。
事实上，陈碧莲也很享受这种安稳的生活。
可这时矛盾也就产生了。
陈碧莲跟随郑洞国漂泊了许多年，一直渴望有一个安稳的家，但郑洞国在抗战胜利后不久，即被派往东北，后来更是深陷内战旋涡。
陈碧莲一开始以为战争很快会结束，但现实无情的击碎了她的梦想，报纸上时常传来一些不好的消息，更是令他充满焦虑。
1948年3月初，已经担任东北剿总副司令的郑洞国借口到北平治疗胃病，可见这时的郑洞国已经萌生退意，但被卫立煌再三挽留，郑洞国无法推脱，只好出任刚成立的第一兵团司令官兼吉林省主席，留守长春。
这段日子是陈碧莲最难熬的一段时间，因为长春当时的情况并不容乐观，出于对丈夫的担心，陈碧莲还给他写了封信：
“几个月来为了你的安危，使人时刻不能忘怀，寝食不安。桂庭，逐人衰弱与憔悴的不是岁月，而是忧愁，数月来我身体坏透了，较前更消瘦多了！桂庭，你们被困在这孤城，到底要紧不？……你真太大意了，你不顾性命在干，这是为了哪种？我想到这一切伤心极了，苦命的我，尚有何言！上天保佑你平安。应该很平安，因为你向来对人都好，心更好，应该有好报：秋风起，更愁人也。”
从陈碧莲给郑洞国的信也不难看出，两人其实是有感情在的。
三1948年10月，长春获得解放后，郑洞国因同意放下武器，战后获得优待。
陈碧莲那时在上海，听闻郑洞国在哈尔滨解放区学习，也不顾危险飞赴哈尔滨与他团聚，这也给了失意的郑洞国极大的宽慰。
在哈尔滨学习了一年多，郑洞国携妻陈碧莲南下回到上海家中休养。
陈碧莲后来之所以与郑洞国选择离婚，很大程度上是因为郑洞国在1952年5月受邀到北京工作。
这里可以试着做分析。
从陈碧莲的角度来看，她希望丈夫能远离政治，毕竟过去几十年宦海浮沉，每天过得都是朝不保夕的生活，好不容易安稳下来，丈夫又要再出山，可能在她心里，无法接受丈夫这样一种情绪变化。
陈碧莲借口不适应北方生活，未随同郑洞国到北京，不久之后两人正式离婚。
据郑建邦回忆，陈碧莲后来活到了90多岁，晚年还提出要复婚过。
郑洞国的儿子郑安飞也赞同他们两人复婚，甚至还飞赴北京亲自做父亲的工作，但被郑洞国冷冷拒绝：
“你别说了，她要是来了，我一个月的工资，还不够她花10天的……这件事情，就这样了，以后不要再提了！”
至于如何看待郑洞国、陈碧莲两人婚姻，每个人都有不同理解，这里不做过多的讨论。
郑洞国性格就是这样，在感情上也许确实木讷，但为人宽厚善良，他当年许多的老部下都受过郑洞国恩惠，以致于时隔多年都不能忘怀。
著名戏剧家田汉的儿子田申1938年时考入了黄埔军校十六期炮科，后来随中国远征军赴缅甸作战，是郑洞国的老部下，一直到抗战胜利后才投身晋察冀边区。
在那个特殊年代里，田汉父子也受到了影响。但令田申印象最深的是，郑洞国在自身也很困难的情况下，还为他作证，证明他在抗战时期远赴滇缅战场，并立下过战功。
田申后来十分感慨的说：
“桂公（指郑洞国）是一代名将，部下袍泽僚属众多，我仅在他帐下供职数年，又非亲非故，想不到在经历数十年政治风云变幻后，身处逆境的他还记得陈惟楚（田申化名）其事，在那个是非混淆的时期，这该是个多么高尚的品德！”
八十年代以后，中央落实政策，那时郑洞国家常常来客，络绎不绝，多数都是他当年的老部下，希望他能予以证明，郑洞国每次都要亲自接待，甚至对个别生活困难者，还要给予财物、衣物支援。
民革中央机关曾建议郑洞国，说这笔钱也还是为了工作，应该公家出，但郑洞国坚持自己出。
1991年1月27日，郑洞国在北京病逝，享年88岁。
一个半身不遂的老兵听闻郑洞国去世的消息后，拖着残缺的身体从远郊赴京吊唁，还倾尽所有买了一个花圈，郑建邦亲自接待这位老兵，感激他惦念自己的祖父，但这个老兵却摇头：
“不是我忘不了你的祖父，而是你祖父的事情让人忘不了。”
值得一提的是，在郑洞国逝世后，远在上海的陈碧莲闻讯，亲自赴北京送别。
2002年，郑建邦赴上海看望祖母，已经86岁的陈碧莲拉着他的手说：
“我这辈子最值得留恋的时光，是与你们祖父20年的婚姻生活；这辈子犯下的最大错误，就是当年不该与他离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