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11月21日晚21时，贺子珍的妹妹贺怡在赴赣南寻找毛主席与姐姐贺子珍失散多年儿子毛毛的途中，在泰和县不幸遇车祸去世。
根据资料记载，当时车上载有6人，贺怡、贺怡之子贺麓成（贺怡与毛泽覃的儿子），古柏遗孀曾碧漪以及其子古一民、司机以及一名警卫员。
也是这次车祸，贺怡与古一民当场死亡，其他人则是不同程度的受伤。
贺怡的去世也成为许多人的遗憾。
贺怡之所以执着于寻找毛毛，众人都猜测她是为了帮助贺子珍缓和与毛主席的关系，但其实都忽略了一点，贺怡本身也是一个母亲，他也与自己的子女失散多年，这其中大部分也是在建国后才团聚的。
也许正是理解一个母亲的心情，贺怡才会如此执着。
一贺怡有过三次婚姻，共育有三子一女，分别是刘子毅、贺麓成、贺春生、贺海峰（女）。
在贺怡因车祸去世以后，三个子女均受到了照顾，其中贺麓成是贺怡子女中最出名的（贺怡与毛泽覃之子），不单单是因为他同毛主席的关系，还因为他是我国著名的导弹专家，1980年被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系统第一个被评上高级职称职称。
相比之下，刘子毅就显得有些默默无闻了许多。
贺怡在和毛泽覃结婚之前，和红军早期将领刘士奇有过一段婚姻。
对这段婚姻，绝大多数文章讲的都讳莫如深，似乎是不愿意多谈。根据时间上推测，贺怡与刘士奇这段婚姻大约是在1929年至1930年间，前后维持了只有一年时间。
刘士奇1921年在湖南商业学校读书期间就参加了革命，1924年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之后被派往株洲领导当地党组织工作。
1927年以后，刘士奇的工作中心就转移到了江西，参加江西省委支援南昌起义的准备工作。
也是在江西工作期间，刘士奇结识了贺怡，一来二去就产生了好感。
刘士奇任赣西特委书记期间，就经常到贺怡家里去，那时候贺怡的父母对刘士奇很满意，也极力撮合两人在一起，贺怡对这段婚事，谈不上有多满意，但也没有什么不满，刘士奇比她大七八岁，生活上很关心她，照顾她，在贺怡父母的撮合下，刘士奇与贺怡结婚（也有文章称是未婚妻）。
不过也是在这期间，贺怡结识了毛泽覃。
1929年2月，红四军从井冈山上转移到了东固西村，当时已经出任赣西特委妇联主任的贺怡听说姐姐姐夫（毛主席、贺子珍）来了以后，兴高采烈的去探望，在红四军转移时，在大庚战斗中负伤的毛泽覃就被留下来，组织上把他托给贺怡照顾。
毛泽覃与贺怡相处过程中，慢慢产生了感情。
应该指出的是，毛泽覃与贺怡彼此都有过婚姻，毛泽覃有过两段婚姻，他同妻子周文楠是1926年结婚，但1928年周文楠不幸被捕，失去了联系，所以婚姻算是名存实亡。
相似的经历让两人产生好感，但他们并没有越雷池一步。
不过，在1930年8月，赣西特委执行李立三的“左”倾冒险主义，时任特委书记的刘士奇遭到了错误批判，贺怡也受此影响被暂停工作，为了不影响贺怡，刘士奇忍痛与贺怡离婚，后来更是被调往鄂豫皖苏区，1933年在鄂豫皖根据地牺牲。1938年党的六届六中全会正式平反。
1931年7月20日，经组织批准同意，贺怡与毛泽覃喜结连理。
二应该指出的是，贺怡与刘士奇婚姻虽然短暂，但却育有一子，即刘子毅。
不少文章认为刘子毅是贺怡养子，是刘士奇与前妻所生的孩子。
根据《刘士奇传》记载，刘子毅是刘士奇与贺怡之子。
《刘士奇传》是作者彭新华在刘士奇烈士之孙刘庆保协作下所著，资料来源客观上存在可信的价值。当然因为各方面文章有冲突之处，所以这里采取其中一种。
刘子毅的经历与贺麓成相似，都是在出生后不久就被父母送走，只是更为坎坷，先后辗转无锡、上海、南通，抗战爆发后随难民辗转到了武汉，进了难民收容所。
1938年，贺怡辗转打听到儿子刘子毅在武汉收容所，这才把孩子接到了身边。
刘子毅后来一直跟随在贺怡身边，后来还去了延安，受到了很好的教育，建国后还曾在上海铁路公安处工作，负责治安警卫以及中央领导用车的保卫工作。
不过有件事值得一提，刘士奇同贺怡结婚时，就曾提到过自己在老家湖南岳阳有过一段婚姻，是父母包办婚姻，还育有一子，只是为了安全起见，多年来也没有联系。
刘士奇在老家的这个孩子，后来其实被大多数人遗忘了。
当年刘士奇在老家时，经父母包办婚姻，与一佃户的女儿罗菊英结婚，并育有一子刘祖文，但刘士奇心里本就对这段婚姻排斥，加上他那时心向革命，所以结婚没多久就离开了家。
也许是因为长期没有消息，罗菊英后来改嫁，刘祖文就一直留在老家生活。
应该指出的是，刘子毅一开始都不知道自己还有一个同父异母的哥哥，直至1966年才偶然从报纸上看到了哥哥发的寻人启事，才知道老家还有个大哥在。
不过很遗憾，当时正值特殊年代。
刘子毅在当年不可避免的被卷入其中，因为他身份特殊，后来被莫名扣上了“冒充革命烈士之子”的帽子。
1968年5月19日，刘子毅含冤去世。直至1978年，刘子毅才获得正式平反，上海铁路局还专门为他举行了追悼会。
相比之下，在老家的刘祖文就要幸福的多。
三刘祖文虽然与父亲相处不多，但也深受其影响，刘祖文的儿子刘庆保后来也说说，自己和父亲都是在刘士奇的影响下，加入了党组织。
作为烈士的后代以及共产党员，刘士奇的后人在老家一直过着默默无闻的生活。
1987年，岳阳市委党史办公室编辑《巴陵英烈》一书，提到了刘士奇，时任岳阳党史办主任的谢志强还专程到刘士奇的老家，找他的后人收集了部分资料。
刘士奇的事迹得以保存下来，也是源于八十年代期间文史工作者不断地探寻的结果。
作为刘士奇的后人，刘庆保一辈子在基层默默无闻的工作，唯一的一个爱好就是收集爷爷刘士奇的生平，他希望爷爷和他的战友们的革命事迹更加广为流传。
2012年春，刘庆保受邀到到江西、湖北、安徽、河南等红色革命根据地参观，并受到当地热烈欢迎，刘庆保当时就提了两个愿望：
“一是尽快撰写《刘士奇传》；二是督促有关部门重视，修缮刘士奇故居及修建刘士奇烈士纪念馆。”
同年三月，刘庆保经记者介绍认识了彭新华，并就创作《刘士奇传》交流了意见。
彭新华也意识到，随着时间推移，许多革命烈士因为过早的牺牲，他们的事迹并没有很好的流传下来，无论是对党史研究还是对革命教育，都是一种遗憾。
彭新华几次要为先贤树碑立传，但都因为自身局限，不能成功。
好在此次与刘庆保结识以后，双方就创作《刘士奇传》的想法是一拍即合，刘庆保甚至主动把自己收集多年的资料拿出来，供彭新华参考。
不光如此，刘庆保还陪同彭新华数次走访祖父的老家以及革命老区，尽可能多的搜集当年革命先烈的资料，以便保证创作的真实性。
在整个创作过程中，刘庆保还多次提出意见。
据彭新华回忆：
“2012年初，进入了紧张的创作中，数易其稿，其中部分章节更是完全推倒了重来，个中辛苦，自不待言，刘先生多次光临寒舍，对我的创作提出了许多指导性意见，其意之切，其情之真，可见一斑。”
至2014年，凝聚了数代人心血的《刘士奇传》得以公开出版，对我们了解那段光辉的历史起到了无与伦比的重要作用。
至此，刘氏祖孙三代与红色革命事业建立了深厚的关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