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传记，多会提到一件事。
如王水照《苏轼传》就讲，晚唐五代，十国并起，军阀混战，四川偏居西南，较为安定，很多中原文人纷纷逃难前来，使得这里文化昌盛。
宋朝建立，赵匡胤收伏后蜀，十四万人齐解甲，竟无一个是男儿。虽则如此，成都文化中心，还是受到战争的纷扰，兼之又发生兵变和农民起义，导致四川战乱持续三十余年，蜀地文化一度陷入低谷。
直到，苏涣中了进士，情况才有了很大改观。
曾巩《赠职方员外郎苏君墓志铭》中写道：
蜀自五代之乱，学者衰少，又安其乡里，皆不愿出仕。君独教其子涣受学，所以成就之者甚备。至涣以进士起家，蜀人荣之，意始大变，皆喜受学。及其后，眉之学者至千余人，盖自苏氏始。
（AI绘画，请忽略五官）
苏君即苏序，苏涣乃苏序二子，苏洵的哥哥，苏轼的叔父。
曾巩此段差不多成了定论，几本关于苏轼的书中，我都有读到此事，未曾怀疑。
直到，在孔凡礼的《三苏年谱》中看到另一段描述，才知道，先入为主，未必准确。
他引用《温国文正司马公文集》“石昌言哀辞”：
眉山石昌言，年十八举进士，伦辈数百人，昌言为之首，声震西蜀。
石昌言生于995年，中进士时为1012年。几十年后，苏洵在其文章中回忆：
昌言举进士时，吾始数岁，未学也。忆与群儿戏于先府君侧，昌言从旁取枣栗啖我。家居相近，又以亲戚，故甚狎。
另外，苏涣生于1100年，此时也只12岁，他中进士，则已是1024年，正好比石昌言晚了12年。
综上资料可知，在石昌言的时代，眉山一带跟他一起用功的已有数百人，更不要说整个四川了。
因此，到底是曾巩所讲的正确，还是司马光所写的符合实际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