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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史作咏者
编辑|史作咏者
前言1940年，一位东北小伙像往常一样，走在南京的大街上，只见他西装革履，里面穿的是高档十足的衬衣，脚踩一双擦得锃亮的皮鞋。
熟悉的人都知道，他之前只不过是个在私塾里读过两年书的乡下小子，但在南京他有个新身份——中共地下党特工，李时雨。
这次出来不同以往，因为他要见一个特殊的人——他的妻子，孙静云。
俩人一碰面，孙静云简直认不出来眼前的这个男人，这哪还是当初他认识的那个东北小伙？
不过仔细一想也不奇怪，毕竟自己的丈夫如今已经身为南京汪伪政府的高级官员。
夫妻俩相视一笑，李时雨脸上多了一丝尴尬，毕竟身边的警卫不知道，自己的妻子还能不知道自己的“真实身份”吗？
夫妻俩一个是中共特工，一个是革命人士，互相配合的已经十分默契，这些年来李时雨的官越做越大，大到让他自己时常惶恐不安。
向上级汇报过工作后，妻子孙静云告诉他：
“你的事，上线也拿不定主意，让咱直接去根据地，找领导汇报请求指示。”
听后，李时雨也吓了一跳，没成想自己的上线，是个经验丰富的老同志了，竟然也不知道怎么办才好，只能拜托妻子再跑一趟。
在上线的安排下，中央领导许建国见了见孙静云，并让李时雨放宽心，大胆往上爬，对伪组织绝不能手软！
孙静云把领导的话一五一十地带给了自己的丈夫，李时雨听后心里这才踏实了。
那么，到底是什么样高度的职位，竟然让他的顶头上线都决定不了？李时雨后来的命运究竟怎么样了？
“小宋江”李时雨时间回到1908年，李时雨在黑龙江省某普通家庭出生了，起初他还不叫“时雨”，家里人给他起名李亭芳。
虽然家庭条件一般，但长辈非常重视孩子的学习教育，从小就送他到私塾求学，跟着先生识文断字，那时的他生性活泼，天生结交朋友讲义气。
一次偶然接触到《水浒传》，他便开始拜读起来，从此喜欢上了“及时雨”宋江，一发不可收拾，为此他特地给自己改了个名字——李时雨。
他和宋江一样，把忠义二字看得很重，对兄弟朋友讲义气，对国家忠心无二。
渐渐长大一些，他看着眼前这个满目疮痍的国家，在心底默默地立下了一个宏大的理想抱负。
带着这种极其强烈的报效祖国的心愿，他夜以继日地发奋学习，一路从省城考上了天津南开，又辗转来到了国立北京政法大学。
这期间，他经历了上海的五卅惨案，和其他参与罢课、抗议游行演说的同学一样，是一名将爱国主义牢记在心的“新青年”。
同时，他还接触到共产党和马克思列宁主义，在学校求学期间积极投身于党组织和领导的各种活动，“共产主义”的种子，慢慢在他的心里生根发芽。
1931年9月18日，“九一八事变”爆发，李时雨迫切地意识到一件事情，那就是国家已经处于危急存亡的紧要关头了。
于是在同年，他毅然决然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为地下党组织的新成员，组织里的各位都很期待他的加入，并把一个十分重要的任务交给了他——打入东北军！
之所以让资历尚浅的李时雨去，组织这样安排不是没有道理。
一是因为东北是他的家，一个刚毕业的高材生，放着大好的前途不走，非要去时局混乱的东北，这势必引人怀疑，但回家不会。
二来东北情况错综复杂，急需我军信得过的人去宣传革命思想，并了解当地的情报。
1934年李时雨毕业后，就直接前往东北，成了张学良公馆警卫室的一员。
慢慢地凭借自己极高的学习素养，晋升为一名中尉参谋，虽然官职不算太大，但这可以证明他已经初步赢得了敌军的信任。
经由他手的消息也比以前多得多，他和妻子孙静云是在他加入共产党的同一年结的婚，那时候这对革命伉俪可能都没想到，日后将要面临多么大的腥风血雨。
李时雨就这样一步一步渗透着，如果不如意外，他很可能短时间内升到高层，但意外就在这时悄然发生了。
1936年12月，“西安事变”爆发，过后张学良被软禁在别墅中。
东北军群龙无首，内部矛盾日益激化，面临马上要改编的东北军，李时雨与不知道自己会不会被裁掉。
但他从没想过就此放弃革命任务，后经过组织安排下前往平津一带，继续执行任务。
来到一个完全陌生的环境——天津，不像在东北还认识些人，李时雨只能凭借高材生的底子试图找些工作，后来进入日伪天津高级法院，成了检察官。
虽然他能做的事情极其有限，但自己也正是在那段艰难岁月中慢慢磨练出来的“王牌特工”般的身手。
卢沟桥事变爆发后，所有通往天津的道路都被封死，李时雨只能依靠特务机关派发的通行证活动，这张证明可谓是帮了他不少忙。
正是这张“免死金牌”，得以让他在几万公里的日寇封锁线中来去自如，传递重要情报。
正是这样，上线何松亭把两项极为重要的任务交个他去办——向其他地区运送电台、去狱中营救冯骥。
要知道在那个特殊时期，别说运送电台了，就连写着情报的一张小纸条都难以安全送到目的地，电台不一样，它可比口头或信封传递情报要来的及时。
所以这也正是日寇重点照顾的对象，再者说电台体积庞大，要想随身携带不被发现可谓是难于登天。
然而李时雨并未退缩，他想了个办法，先把电台拆解成一块一块的零件，把它们按顺序摆放在箱子里，随后向法院申请了一辆价值不菲的小轿车，把箱子放在车里。
虽然万事俱备，但过封锁线的临门一脚李时雨怎能不紧张？好在他凭借过硬的心理素质，还是有惊无险的带着一台电台从日寇的眼皮子底下溜了出来。
还有一个装满电台零件的箱子，李时雨又想了一个法子，叫黄包车去法租界过桥，过桥的一刹那他把箱子高高举起，箱子前面就是他的通行证件。
有了这种宝贵的成功经验后，李时雨开始变得“大胆”起来。
时不时从法院顺走一套卷宗，偷偷改写并原封不动地放回原处。
营救像冯骥那样的我党地下人员等等，诸如此类的人物，他执行起来是得心应手。
就这样，李时雨以极快的成长速度在这个变幻莫测的年代潜伏着……
王牌特工1939年，汪精卫的狼子野心昭然若揭，建立“汪伪政府”。
恰逢国民党朱晶华在天津选拔“北方代表团”，和李时雨是老乡，又极其欣赏这个年轻人。
朱晶华承诺李时雨，如果跟着国民党干，打入汪伪内部，他就可以伪造身份，让他在里面传递情报。
果然如他所说，李时雨成功当选汪伪政府常务委员，并一步步接触到高层，1940年，风光一时的陈公博已经是上海市市长了，经过几番打交道，他非常看好李时雨。
李时雨成了陈公博的心腹之一，在上海市开始抛头露脸，同时他把自己的任务，自己是谁牢记在心。
后来王位计划的“清乡”，正是李时雨及时把消息传递给我党，才有了陈毅数得出的那句话：
“这些情报至少帮助我们增添了一个师的兵力”！
被授予少将军衔后，李时雨看着自己的制服肩章，官越做越大自己也心慌。
这才有了他让妻子孙静云去请示上级，中央领导许建国让他“大胆往上爬”的事情。
1945年日本投降前，李时雨做内应策反部分汪伪投诚，立下不小功劳，就在他考虑是否摇车离上海时，他的老相识余祥琴找了上来。
一番交谈得知，余祥琴现在在为军统做事，此次目的就是为了拉拢李时雨，这个机会可以说是千载难逢，李时雨顺势应允下来，算是成功打入了国民党内部。
次年，李时雨升的极快，已经是军统在上海区第二小组组长了，是少将军衔，沈维翰怀疑他有卧底嫌疑，便给戴笠致电，请求对李时雨采取措施。
但无缘无故抓人，就连戴笠也没法这样做，更别说抓一个少将级别的人，于是他叫来稽查处督察长李国章，听听在他嘴里，李时雨到底是个什么人。
戴笠万万没想到，李国章也是我党特工，李国章的一席话，让戴笠的怀疑降低到了冰点，还亲自向下面发了封电报，让他们“不要再为难”。
这无疑救了李时雨一命，因为在戴笠飞机事故逝世后，军统所有人都不知道李时雨的真实身份，只知道他是戴笠生前“信任”的人。
但在特务机构的特工哪是那么容易的事情，李时雨还是被逮捕了，在狱中“压杠子”、“灌凉水”等严刑逼供的手段。
他都经历过，但他无论多么痛苦，始终咬死不认自己的共产党身份。
只有这样，他才能得到被放出去的一线生机，后来内战激烈，军统无暇顾及，国军财政困难，不得不释放一批牢犯，李时雨正在当中。
出狱后，他由上海到香港，再回到北平，刘少奇得知后大喜，当即接见了这个“只闻其声，未见过其人”的李时雨。
“你一个人顶三个师！”
刘少奇对李时雨说。
建国后，李时雨终于穿上了心心念念的军装，他的信仰。
1999年李时雨病逝，享年91岁，“敌营搏斗十五年，刀光剑影无形战”。
这是他为自己题的诗，也是他一生最好的写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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