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熙四十三年（1704年）二月十三，京师（北京）内城四贝勒府（今北京雍和宫）中，康熙帝第四子、四贝勒胤禛于当日又添了一个儿子，这也是他的第四个儿子(序齿为第三子），其生母为四贝勒侧福晋李氏。当第三子诞生百日之后，胤禛依照皇家制度，报请康熙帝允准，转由宗人府为其请名，取名为‘弘时’。

弘时出生仅仅四个月后，康熙四十三年（1704年）六月，他的大哥、胤禛既嫡且长的第一子弘晖（胤禛嫡福晋乌拉那拉氏所生）就不幸因病夭折，年仅八岁；此后，乌拉那拉氏也没能再诞育子嗣，所以胤禛从此也断了再有嫡子的希望。

另外，在弘时出生之前，他的生母李氏曾为四贝勒（胤禛）诞育过弘盼、弘昀两个儿子（都是弘时的同母兄），其中实际上的第二子弘盼虚岁三岁（实际一岁半）时夭折，没有序齿；第三子（序齿第二子）弘昀虽然活到了十一岁，但也去世于康熙四十九年（1710年）十月，走在了父亲胤禛和弟弟弘时的前面。

因此，在康熙四十九年（1710年）十月弘时的大哥弘昀去世以后，无病无灾、健健康康成长的弘时，就成为父亲胤禛实际上的长子了。

康熙四十七年（1708年）夏，因为父子之间不可调和的矛盾，和皇权至高无上的排他性，康熙帝（第一次）废黜了心怀异志的弘时二伯、皇太子胤礽，并要求诸王公大臣们推选新太子。而在推选新太子的过程中，四贝勒胤禛猜中了皇父的心思，毅然支持复立二哥胤礽为皇太子，因此得到了康熙帝的青睐。

康熙四十九年（1710年），康熙帝在复立胤礽为皇太子的第二年，就晋封与自己心思相通，办事干练的第四子、贝勒胤禛为和硕雍亲王（直接越过了郡王级别）；而在康熙帝生前，他的二十四个序齿的儿子中，除了皇太子胤礽（皇次子、嫡长子）之外，一共也就封了三个亲王，即皇三子胤祉的诚亲王，皇四子胤禛的雍亲王，皇五子胤祺的恒亲王（康熙帝的皇长子胤禔，仅仅得封直郡王，后来还被废黜了）。

当然，对于幼年的弘时来说，父辈之间的恩怨关系和朝堂之上的事情，和他一概没有联系，他如今需要做的，就是安安静静地待在雍亲王府内（此时四贝勒府已经升级为雍亲王府）读书生活，按部就班的成长，以待将来顺利成年后，在接受父祖的安排，履行自己皇室成员应尽的职责，并享受该得的权利；这不单单是弘时一个人的人生之路，而是所有清朝皇族宗室成员从小到大都要走过的历程（正如他的父亲——雍亲王胤禛当年一样）。

康熙四十九年（1710年）十月，弘时的二哥弘昀去世，七岁的弘时顿时成了雍亲王目前唯一在世的儿子了；不过这种失落沮丧的日子雍亲王并没有过多久，第二年，也就是康熙五十年（1711年），雍亲王在一年之内连得两子——八月，侍妾钮钴禄氏为其诞育第五子（序齿第四子），后取名‘弘历’；十一月，另一位侍妾耿氏又为其诞育了第六子（序齿第五子），后取名‘弘昼’；这样，弘时就有了两个弟弟、雍亲王也终于不再担心自己后嗣乏人了。

青少年时期的弘时，从他留在极少数史料中的记载来看，与其父雍亲王胤禛，以及两个弟弟弘历、弘昼之间的关系还是很不错的，最起码与父亲没有任何的矛盾恩怨，与两个弟弟也没有任何的地位权力斗争，称得上父慈子孝、兄友弟恭，一家人和和睦睦的生活，其乐融融。

（要是一直是这样，那该有多好——多年后不再年轻，同时身份、地位、处境都产生了巨变的弘时，在回忆起少年时的往事时，一定有这样的感慨吧）。

康熙五十九年（1720年），这一年有几件事情都能够与弘时扯上关系——首先，雍亲王在这一年又诞育一子，取名为‘福宜’，其生母为侧福晋年氏（也就是影视作品中的年世兰、年贵妃，年羹尧的妹妹）；这是雍亲王的第七子，但因为福宜在第二年正月就夭折了，所以没能序齿；弘时与这个早夭的弟弟，其实根本没有任何交集。

另外，根据史料记载，弘时的儿子（也是唯一的子嗣）‘永珅’出生于第二年，也就是康熙六十年（1721年）来看，弘时几乎可以肯定是在康熙五十九年（1720年）娶亲成婚的；他的妻妾包括——嫡福晋董鄂氏（尚书席尔达之女），妾钟氏（钟达之女，永珅生母），妾田氏。也就是说，从这一年开始，已经娶妻（并将很快生子）的弘时，就算是成年了；而这一年的弘时，也才满十七岁（虚岁）。

本年与弘时有关的，还有最重要的一件事——康熙五十九年（1720年），已经六十七岁的康熙帝发布谕旨，册封皇三子诚亲王胤祉的长子弘晟为‘诚亲王世子’，册封皇五子恒亲王胤祺的长子弘昇为“恒亲王世子”。‘世子’，是亲王的爵位继承人，康熙帝的这道谕旨，即表示弘晟、弘昇两人就是未来的诚亲王、恒亲王的爵位第一继承人了。

可奇怪的是，康熙帝皇子中目前受封亲王的，明明还有一位‘雍亲王’，也就是弘时的父亲胤禛；但康熙帝的谕旨中，却只封了诚亲王、恒亲王的两位‘世子’，单单落下了雍亲王如今的长子弘时没有册封世子，这其中的原因何在，现在已经是一个未解之谜了。

康熙六十年（1721年），雍亲王府又有新成员诞生——雍亲王目前实际上的长子、第三子弘时给父亲胤禛诞育了他的第一个孙子——永珅；之后，雍亲王第八子也出生了，取名‘福惠’，其母还是侧福晋年氏。

康熙六十一年（1722年）十一月十三，六十九岁的康熙帝在漫天的大雪中病逝于京郊畅春园中；之后，在经过了一系列惊心动魄、风云迭沓的权力交锋后，弘时的父亲、皇四子雍亲王胤禛成为了康熙末年‘皇子夺嫡’之争中最后的胜利者，得以继承大统，成为新一代的天下之主，也就是清世宗雍正帝。

这一段历史往事，在无数次的影视文学作品都描述演绎过无数次了，这里就不再复述，而将接下来要讲述的重点转到本文的主人公——弘时身上来。

雍正帝得以继位时，其十九岁的长子弘时早已成家，并且有了儿子，已经是成年人了；按朝廷的宗室制度，弘时就应该单独立户，由宗人府在京师另外为其择地建府居住。但此时才刚刚即位的雍正帝并没有让弘时单独搬出去另住，而是让他带着妻妾儿子一起从雍亲王府搬到了皇宫中，与自己（以及其他家人们）同住。

而弘时的生母李氏，也在雍正帝登基后被册立为齐妃，在后宫中的地位仅次于皇后乌拉那拉氏、贵妃年氏；从这里来看，雍正帝此时对实际上的长子弘时依旧时很关爱、照顾，并推恩于他的母亲。

不仅让成年的弘时带着妻小住进了皇宫中（这在清朝的皇子中并不常见），已经成为了皇帝的雍正帝还有意地把一些不怎么紧要、但具有锻炼意义的政务差事交给他来办理，以培养他的办事能力和处理政务的水平。可见，这一段时期的雍正帝，对弘时这个实际上的长子还是相当器重的，而雍正帝和弘时之间的父子关系，此时也算非常融洽。

另外，雍正帝继位后的雍正元年（1723年）五月，年贵妃（也就是雍正帝在藩邸时的侧福晋年氏）又为雍正帝诞育一子，这是雍正帝的第九子；不过此子出生当日即夭折，就连‘福沛’的名字都是后来追取的。

所以，当皇父雍正帝登基之后，弘时在世的兄弟，也只有序齿的四弟弘历、五弟弘昼，还有年贵妃所生的福惠而已（福惠后来早夭于雍正六年，也就是1728年，年仅八岁，没有能够序齿）。

而雍正元年（1723年）时的雍正帝诸在世皇子中，第三子、实际上的长子弘时已经二十岁（虚岁），属于成年人；第四子弘历十三岁，第五子弘昼也是十三岁，按清朝宗室制度，诸皇子年满十五才算成年，所以，这二位皇子在当时还只能算未成年。

另外，雍正帝此时的幼子（未序齿）福惠更只有两岁。所以，假如雍正继位后要学着康熙帝的样子，公开册立皇太子的话，那么居长的弘时将最有机会，被立的可能性也最大。

还有，雍正帝继位之后，在为皇子们挑选教导、教授知识的师傅们时，为弘时选的是大儒王懋竑，为弘历与弘昼选的是另一位大儒蔡世远；当时，王懋竑的名声、学问、经义水平都要略高过蔡世远一些；因此，这也让诸皇子及外朝的大臣们有了‘皇帝比较看重皇三子’的认知。

诸王公大臣们在雍正帝登基后，就多次奏请皇帝处理目前最重要的事情，那就是为了固立国本，尽快册立皇太子，以定天下臣民期盼。

这件事，诸王公大臣们都很热心，一直催着雍正帝尽早册立皇太子（也好为大家指明下一位需要效力的主君）。但本人经历过残酷而无情的‘九子夺嫡’过程的雍正帝，以过来人的感受，绝不愿意自己的儿子们再重蹈父辈的前车之鉴，那样皇家亲情将再一次遭受严重打击，自己也将彻底失去‘父子兄弟间的亲情’（本来雍正帝的亲情就拥有得不多，而仅剩的血脉亲情，几乎都在九子夺嫡中消耗得差不多了）。

所以，登基后的雍正帝认为——假如学着皇父康熙帝的样子再明立皇太子的话，只会重蹈前人和历史的覆辙，断不可取。但一个王朝，又不能没有确定的继承人，那样国家将会不稳、朝廷也将陷入新的动荡中；两难之下，雍正帝该怎么办才好呢？

经过了深思熟虑之后，为了不再让自己的皇子们又上演‘手足相残’的悲剧，雍帝正决心自创一种全新的立储模式、开清朝皇位传承的先河——那就是‘秘密立储’制度。

雍正元年（1723年）八月十七，雍正帝将自己心目中的继承人的名字写在了一道传位密诏之上，然后将密诏放入鐍匣中，再将鐍匣用黄绸包裹着，放到乾清宫正大光明匾的后面妥善收藏。雍正帝还同时下诏，称此传位密诏必须等他‘驾崩’以后，才能在诸王公大臣及诸皇子都在场的情况下，一同参与打开，确定密诏中所指定的继位储君人选。

雍正帝认为，这样一来谁都不知道自己会立哪个皇子为为皇太子，也就断了臣子们‘提前投效依附储君’的站队行为，皇子们之中也不会有一个公开的‘靶子’（就是储君本人）让其他没有被立为皇太子的兄弟去挑战、觊觎。这样，大家都可以安心了。

可雍正帝自己是这样想的，也认为臣子和皇子们都会这样想，但他却疏忽了大家可以从平时的细节中去观察、揣测、琢磨皇帝的行为言语，探知他究竟属意于哪位皇子（并立其为皇太子）。

再加上雍正帝登基初期对身为长子的弘时的有意无意的‘关爱’（比如让他带着家眷住进宫中、为其挑选有能力的师傅、交给他一些差事来锻炼他，等等），此时已受儒家思想熏陶、影响的诸大臣们想当然地认为——皇上很有可能学着汉家王朝（以及先帝康熙帝）那种“有嫡立嫡，无嫡立长”的传承制度，密立居长的皇三子弘时为皇太子。

因此，当雍正帝发布了‘密立储君’诏书、并将传位鐍匣放到乾清宫正大光明匾后之时，相当大一部分王公和朝臣们就开始自动站队，对居长的皇三子弘时多有接近、讨好，乃至依附投效了。

不但朝臣们大多认为皇三子弘时已被雍正帝秘立为储君、名字写入了正大光明匾后的‘传位密诏’中，就连弘时本人，也信心满满地认为已经成年、且有了一定政事处理能力的自己，是皇父心目中的第一继承人。

让弘时如此自信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按清朝宗室封爵制度，皇子年满十五岁，一般情况下就到了封爵的时候了（当然有特例，但不多），而雍正帝当时的几个皇子中，除了弘时以外，都未满十五岁，可已经符合授爵年龄标准的弘时，却并没有被皇父雍正帝赐封爵位，还是一个‘空头阿哥’。

这种现象是不符合常理的，除非两种情况——一、雍正帝极度厌恶弘时，所以不愿给他封爵（就像当年康熙帝故意不给皇十三子胤祥封爵一样）；二、雍正帝已经将弘时纳入了皇储的人选，因此才不会节外生枝地对他额外地册封。

但从雍正帝继位后对弘时的态度上来看，至少在雍正三年（1725年）之前，雍正帝与弘时这个儿子之间的关系很不错，并没有发生什么不可调和的矛盾，因此第一种情况不存在；所以，弘时心中，自然就自信地认为，自己已经被皇父所选中，成为了那个‘传位鐍匣’中所记载的储君了。

有鉴于此，当雍正帝‘秘密建储’之后，弘时更加地志得意满，对于雍正帝所交待的事务和差事都勤勉认真地去完成。现在的弘时觉得，自己很受皇父的器重，有很大的几率会成为储君，并且无论从哪个方面看，自己也都算得上是一个合格的储君。

可就在弘时暗地里沾沾自喜、信心十足的时候，雍正帝的一个不经意的举动，就让正在兴头上的弘时如雷轰顶，那意气风发的美好心情瞬间就跌到了谷底、几乎不得翻身。

究竟雍正帝是以怎样的举动，将自我感觉良好的弘时一下子打落了‘储君美梦’、跌下意气风发的云层呢？下一篇文章继续为大家讲述后续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