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灵王十年（前562年）九月，就在晋楚两军刚刚从郑国同时撤军回国还不到两个月的时候，晋悼公为了彻底击垮楚国的（与晋国争霸）信心，于是马不停蹄地第三次发动了对郑国的征伐作战。

晋悼公于当月再次召集了诸侯联军，齐聚于虎牢大本营，随即前出用兵，占据了新郑东门外的郊野，然后在此举行阅兵仪式，以威慑郑国君臣。这次晋国联军的发兵伐郑之举，就是‘三驾之役’的开端。

见晋军（联军）再次气势汹汹地前来，子孔、子展等郑国执政卿士明白这次是关键时刻了，假如和议（投降）的时机把握不好、激怒晋国发兵攻城的话，虢国、虞国的前车之鉴（即亡国丧族），就要落在郑国的头上了。

于是，子孔立即派和晋国有那么一些交情的大夫伯骈为使者，去虎牢晋营向晋悼公求和。当初，还是子驷为执政当国时，就曾派伯骈为使者，到晋都新田向晋悼公及执政荀罃去解释郑国和楚国重新盟誓的原因，希望得到晋国的谅解。

虽然晋悼公与荀罃并没有原谅郑国的叛盟举动，但总算和伯骈有了那么一些交情，因此子孔才再次派伯骈出使晋营，以增加此次和议的成功度。

伯骈赶到虎牢后，立即拜见了晋悼公，并请求与晋国（又双叒叕一次）结盟，新立盟约。但晋悼公这一次对郑用兵不同往日，是想彻底收伏郑国的（要不然郑国没拿下、其他盟国因为跟随晋国不停出兵而消耗损失过大，恐怕要背盟了），他也不愿意再搞什么“四驾伐郑之役”了。

于是，晋悼公也不和老熟人伯骈进行毫无意义的寒暄，直接了当地告诉他说：

“寡人一直以来，都是想诚心诚意地维护郑国的，可郑人却反复无常、叛服不定；这一次，寡人实在无法再说服其他诸侯与郑国结盟。大夫你这就回去，告知郑伯（即郑简公，不过晋悼公其实是指子孔等郑国执政卿士）说——大军在前，郑国何去何从，一定要考虑好了，再来与寡人谈结盟之事。”

伯骈这次出使，就是奉了子孔、子展等卿士的指示，要彻底归顺晋国、达成真正的盟约，绝不是之前那种‘骑墙观望、唯强是从’的两面倒态度，当然也不会就此回新郑和国君和执政卿士们‘再议’；因此，伯骈忙郑重其事地向晋悼公奏报说：

“这一次，我们寡君确实是诚心诚意要服侍君上您，郑国服晋、决无反悔！君上可遣使者入新郑，与我寡君盟誓，以示郑国归晋之诚意！”

伯骈如此迫切而直率的话，让晋悼公知道了郑国这次估计是下定决心要附晋了（当然也不一定，不过假如郑国再耍老把戏的话，晋悼公绝对会一鼓作气将郑国拿下，不留隐患）；于是，晋悼公在九月二十六这天，派随军出征的新军将赵武作为晋国全权代表，与伯骈进入新郑，会见了郑简公，并和郑简公举行了盟誓仪式，宣告了晋郑重新结盟（原定代表晋国入城和郑简公盟誓的是晋下军将栾魇；但最后关头，晋悼公改以赵武入城盟誓；这是晋悼公有心扶持赵氏、压制栾氏的心思所致）。

为何之前几次，郑国在晋楚两国间反复骑墙、来回反复，而这一次却一反常态地坚决倒向了晋国？除了子展和子孔所制定的“诱晋楚开战、以耗楚附晋”的既定计策之外，郑国还提前得知了楚国的无奈放弃态度，因此才放心大胆地向晋国输诚、而不再担忧楚国会再一次出兵干涉了。

这件事情是这样的——在派伯骈出使虎牢觐见晋悼公、请求和议之前，子孔就已经先期派郑国六卿之一的少正良霄为正使、太宰石㚟（念辍）为副使，前往楚国递交因晋军（联军）步步紧逼、郑国实在无法抗衡，所以不得不向晋国屈服的国书，并以郑简公的名义呈递给楚共王；书信中说：

“晋师势大，郑国实在无力相抗，孤（郑简公自称）以郑国宗庙社稷缘故，以后不能再感怀君上您的恩德了；如果君上能用宝玉财帛来安抚稳定晋国，或直接用武力来威慑晋国，使得郑国得保平安的话，那正是孤的愿望！”

‘孤以社稷之故，不能怀君。君若能以玉帛绥晋，不然则武震以摄威之，孤之愿也！’——《左传——襄公十一年》

此时的楚国，因为连年与晋国展开‘夺郑’之争，只能咬着牙不断地兴兵往返于楚郑之间，因此国内早就消耗一空，国力疲敝、军力衰退，国人穷困，再没有绝对的实力与晋国继续进行争霸天下的对抗了；所以，面对着郑国的背叛、楚共王即使怒火万丈，但在仔细权衡之下，也只得无奈地接受了郑国臣服于晋国的事实，而不再强撑着一张早就打肿了的脸，去进行毫无胜算可言的伐郑战争。

可即便如此，楚共王心中的怒气也无处发作，为了泄愤，楚共王指使令尹子囊扣押了郑使良霄、石㚟，以此来表达内心的愤恨，和对郑国的报复；直到三年之后，楚国才释放良霄、石㚟回国（这也太没品了，楚国堂堂诸侯霸主（至少是并列），居然对别国的使者如此无礼；从此之后，诸侯之间，再没有哪个国家把楚国当做上国、大国对待，即使是最后的盟友秦国也一样）。

而当时的史书中，对楚国的无礼行为也是鄙夷不已，孔子他老人家在《春秋.经》中有载——“十一年九月，楚执郑行人良霄、石㚟”；行人，就是春秋时期的各诸侯国的外交官；而以‘行人’来称呼良霄、石㚟，意思是指他们是郑国所派往楚国进行正式外交使命的使臣，而不是普通的别国大夫。

春秋时期的周礼制度——国与国之间，无论有何种纠纷、甚至发生激烈的军事对抗，都不能因此迁怒于执行外交使命的使臣，对其施以治罪。这是诸侯间交往的基本礼仪，也是外交常识，楚国如此失礼，确实是‘蛮夷也！’怪不得失去了大部分盟国的人心。

与楚国如此失礼相比，另一个晋国的敌国秦国，在相似的情况下，做得就有素质多了——吕相，是晋国最有名的行人，在奉命出使秦国、并在拜见秦桓公时故意颠倒黑白、混淆逻辑，将晋秦交恶的责任全部推卸给秦国后，虽然秦桓公一样勃然大怒、气血汹涌，但最终还是忍住火气，只是将吕相赶回晋国了事，并没有对其施以治罪。

这是因为，吕相是代表晋国出使秦国，其身份是晋国的‘行人’，并不是普通的晋国大夫；因此秦桓公再怒不可遏，也不会直接对其下手，而是遵循周礼制度，放其回国，秦晋两国间的龃龉矛盾，不能让一个奉命出使的外交官来承受。这件事，也将秦国国家整体素质良好地表现出来，相比楚国而言，高下立判。

所以，在子孔决心与晋国彻底议和、归附晋国联盟前，他就得知了楚国虽然震怒无比、也以扣押郑国使者来报复郑国，但实际上已经放弃了与晋国的争霸行动，不再会继续出兵干涉郑国的背盟了（实在是国力已经被拖垮了）。这才有了之后伯骈赶赴虎牢拜见晋悼公，并恭恭敬敬地请晋悼公派出使者到新郑和郑简公会盟、彻底顺服晋国之事。

赵武入城和郑简公盟誓之后，按照约定，周灵王十年（前562年）十月初九，郑国司徒子展也出城前往虎牢，代表郑简公和晋悼公进行盟誓，完成了晋郑盟约的最后步骤，而晋国‘三驾伐郑以疲楚’战役中的最后一次用兵——‘三驾之役’，也圆满地结束了它的使命。

至此，郑国完全归附于晋，晋国取得了对楚国战略意义上的完全胜利，霸业更加巩固、以晋国为首的诸侯联盟也空前强大。此后数十年间，郑国完全服从于晋国的号令和和指使，鞍前马后积极效命；直到六卿纷争、晋国内讧、晋侯（以及各卿士）无力再约束诸侯盟国之时，郑国才又再次叛晋，这都是后话了。

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楚国不顾与晋国国力、军力上的巨大差距，为了争夺中原霸主之位，以及对诸侯国的控制权，在晋国的‘三驾伐郑、疲楚’计策引诱下，三度被动进军援郑（伐郑），千里跋涉、疲于奔命，国家在此过程中消耗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最终也无力跟上晋军（联军）的行动，失去郑国的控制权。

此后，实力大损的楚国再也无力北进，继续与晋国竞争，楚国想要控制、经营中原，扩大势力范围的战略目标，在晋国成功的遏制策略下，陷入停滞甚至衰落。

而晋国与楚国围绕着‘夺郑’目的所进行的一系列军事对峙行动，以及对峙行动最终的结局，在现代世界中，也有着极为相似的例子，读者们可以推断一下，是哪一场争霸故事呢？

周灵王十年（前562年）十二月初一，晋悼公自虎牢抵达萧鱼（今河南原阳），以郑国彻底归附晋国联盟、楚国北上夺郑从而控制中原野心被粉碎的理由，主持召开盛大的盟会，晋国的盟国国君宋平公、卫献公、鲁襄公、曹成公、莒犁比公、邾宣公、滕成公、薛献公、杞孝公、小邾穆公，及齐太子光皆齐聚萧鱼，参与盟会；八岁的郑简公也在子孔、子展、子蟜等卿士的护佑下前往萧鱼，拜见盟主晋悼公。十二国诸侯共推晋悼公为盟主，“匡合天下”。

晋悼公少年英武，晋国君臣上下齐心、发奋图强，历经十年内政、外交、军事上的不懈努力，由晋文公、晋襄公所开创的霸业，在晋悼公的手中得以复兴并发扬光大；以萧鱼之盟为标志，晋悼公成为继先君文公在践土之盟中被诸侯敬奉为霸主以来，晋国第二位名正言顺、实至名归的‘诸侯霸主’。

十二月初三，晋悼公在萧鱼以霸主的身份，向诸侯们发布了霸主之命，并让晋国大夫叔向传达给各国国君：“赦免（之前作战时）所俘获的郑人，礼送他们归国；中止在郑地的巡逻警戒行动，收兵返回军营，严禁掳掠郑地！”

诸侯盟国尽从晋悼公之君命，其中鲁襄公让鲁国大夫臧孙纥（臧武仲）代表诸侯们回复叔向（以臧孙纥回答叔向，是表示身份对等），毕恭毕敬地回答说：

“凡是属于我们同盟的国家，如果小国有罪过，即请大国加以致讨（大国代指晋国）。稍加惩罚后，如果犯错的（国家）知道悔改，大国便会赦免其国；敝国国君已经知道（大国的）命令，谨奉晋侯之命！”

之后，为了表示敬服，郑简公将战车、盔甲、钟磬、女乐等礼物送给晋国，而这些，原本都是周天子受捷时的礼仪和制度。二十五岁的晋悼公在诸侯们的簇拥下，在十多万精锐甲士们的护卫下，坦然接受了天子之礼，并陈兵盟地，以显示其威。晋国再一次掌握了对中原诸侯们的绝对支配权和中原地区的实际统治权，晋悼公的霸业达到了先君晋文公的高度，成为晋国第三位、也是第二位名副其实的霸主。

在参与萧鱼之盟时，为了表示对盟主的敬服和顺从，以及对晋悼公释放郑国俘虏的感恩，郑国执政卿士子孔、子展以郑简公的名义，向晋国进献最优秀的乐师三人（师悝、师触、师蠲），广车十五乘、軘车十五乘，及与之配套的马匹、甲胄、军械；普通战车一百乘及配套的军械马匹；乐舞编钟及与之相配的乐镈、乐磬两套；女乐两佾（十六人）。

郑国献给晋国的这些兵车、乐钟、女乐，其规制和数量，原本都是周天子在出征得胜、受捷告庙时，诸侯祝贺天子的仪制。但时年二十五岁的晋悼公，在郑国君臣以如此明显‘僭越’规模的厚礼尊奉下，毫无推辞，而是坦然接受了天子之礼，并陈兵于萧鱼，以显晋国的赫赫国威。

在郑国的配合之下，晋悼公以此显示了中原诸侯们的绝对支配权，及对中原地区的实际统治权（周天子你老人家就在雒邑老实的呆着吧，这些车马、乐器、女佾，臣周我就代您接受、享用了）。

朱至于‘三驾之役’结束后的中原诸国政治走向又该向何处而去，下一篇文章继续为大家讲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