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灵王九年（前563年）十月，郑国发生了‘西宫之乱’，执政卿士子驷、子国、子耳在政变中被发动作乱的大夫尉止等人杀死于朝堂之上；虽然‘西宫之乱’很快被执政卿士之一的子蹻及子国之子子产、子驷之子子西等人平定，但郑国的政局已经因此而产生巨变，再也无法恢复到之前的状况了。
因为子驷、子国在政变中遇害，执掌郑国朝政多年的七穆集团（即郑穆公七个儿子的后代）中的第一代成员此时再无人在世，而郑穆公除‘七穆’之外的诸子中，也只有时任司徒子孔（公子嘉）一人独存了。
所以，‘西宫之乱’平定后，郑国诸卿士大夫们在集体商议讨论后，共同推举目前在朝堂上排名第三的司徒子孔继任正卿当国；子孔也继前任子驷之后，实际执掌了郑国国政。
而子孔成为了郑国新任当国之后，因为国君郑简公年幼无知、无法亲政，所以得以专权独揽、实际上掌握了郑国的朝政大权，正如之前的当国子驷一样。为了方便自己控制政局、架空国君，子孔擅自制作了盟书（载书、即法令制度的意思），规定郑国的各级卿士大夫、以及城邑官员们必须各守其位，听取执政正卿（就是子孔自己）的号令，按照执政所制定的法令办事，不得私自发表对朝政时局的不同意见（也就是宣示效忠于子孔本人，而不是国君郑简公）。
子孔制定盟书并发布了严苛的法令后，郑国大部分贵族大夫、城邑官员，甚至还有卿士的嫡子（也就是将来的郑国卿士）都不肯顺服从于他，还在私下里议论纷纷，认为子孔这是擅权乱政。子孔得知后大怒，准备使出雷霆手段诛杀几个跳得最高的反对者，在立威的同时也杀鸡儆猴。
就在子孔即将动手大开杀戒的时候，是年轻的子产出面劝阻，请子孔不要强行压制不顺从他的郑国大夫，并主动烧掉盟书，缓和和贵族国人们的关系。子孔当然不会同意子产的请求，还恨恨地说：
“制盟书、定法令，是用来安定国家的，如果因为众人反对就烧了盟书、废除法令，这岂不是让众人来掌管政务了，那国家还怎么管理！”
子产再次解释说：
“大多数人的愤怒意见，不能违背冒犯；想要专权的欲望，也难以成功。把这两件难办的事合在一起，用来安定国家，是十分危险的做法。不如烧掉盟书、废弃严苛法令，以此安定众人，您也得到了所需要的（指继续掌握权力），众人也能获得安定（而不再反对您），不也可行吗？专权的欲望必定不能成功，而冒犯众人也会引发祸事，您一定要听我的话啊！”
子产劝解子孔的谏言中“大多数人的愤怒意见不能违背冒犯”这一句话，就是后世成语——“众怒难犯”的出处。
听完子产的劝说后，子孔思考再三，终于承认了自己的做法确实是引起祸乱的根源，如果一意孤行，搞不好要重蹈子驷的覆辙（现在的郑国贵族大夫们之中，难保没有尉止、司臣那样的心怀怨恨者，还是不要把他们逼急了）。
于是，子孔听从子产的劝说，放弃了作盟书、发布法令、逼迫大夫们归顺的想法，并在新郑的仓门之外（就是连接仓城的城门）当众烧掉了盟书，宣布不再强行逼迫郑国大夫、城邑官员们效忠自己；见子孔放弃了之前的强硬做法，郑国贵族大夫们这才平静下来，不再针对子孔，郑国的局势也得以安定。
可国内的乱局和危机暂时被平息了，但外部的威胁却一直没有消除——晋国（以及诸侯盟国）的大军，可还在虎牢虎视眈眈、随时都有可能攻击新郑、讨伐郑国的行动。
为了求取彻底的安宁，新任郑国当国子孔一面遣使者前往虎牢，向晋国求和，并献出大量的财帛以为和议之诚心，一面又紧急向楚国求援，希望楚军能赶紧北上援助盟友（子孔的执政理念和子驷没有任何区别，都是‘唯强是从’）。
晋悼公和晋中军将荀罃这一次出兵的目的本来就是以‘伐郑’作为手段，引诱楚军北上，以达到‘疲楚’战略，因此并没有刻意为难郑国，在郑国使者到来并提出请和要求后，便很爽快地答应了郑国的和议之请。
得知晋军爽快同意议和的消息后，子孔欣喜不已，于是亲奉郑简公至亳城（河南偃师以西）去慰劳晋军，同时与晋国正式达成和议。而为了更加刺激楚国，晋悼公命晋军稍稍后退，在给军队的命令中使用“戍守郑虎牢”这样的字样；《左传》对此解释——‘（虎牢）不是郑国国土而这样记载，就是说将要（把虎牢）还给郑国了’。
此时，郑国求援的使者才刚刚到达楚国，而楚共王得知晋军再一次南下伐郑的急报后，不顾已经被晋国拖得疲态尽显的虚弱国力，当即命令尹子囊率大军北上，救援郑国。
周灵王九年（前563年）十一月，得知楚军果然已经北上救援郑国的消息后，荀罃便率诸侯联军绕过了新郑，南下直抵阳陵（今河南某处，属郑国），摆出了和楚军正面对峙的姿态。而子囊也不甘示弱，咬着牙关带领楚军步步紧逼，准备和晋军好好干一架。
虽然已经和楚军近在咫尺，但智罃的战略目标是以虚张声势的进军不停地促使楚军来回奔波、疲于奔命，在无休止的行军过程中白白消耗锐气和军力，正面与楚军对抗并不是目前晋军的第一选择。
因此，当荀罃看到楚军死顶着不退兵、摆出一副决战架势时，便想带领联军暂时后撤，避开楚军第一波锋芒，等将楚军的锐气消耗得差不多后，再行下一步计划。
而为了说服领军出征的诸将佐同意自己的意见，智罃还特别对他们解释说：
“楚军这次劳师远征而来，就是绷着劲要和咱们正面一战，以求挽回当年因鄢陵败阵而失去的颜面。我建议暂时避敌与楚军免战，这样，楚军必然认为我们是畏惧与其交战，一定会更加骄纵轻狂。敌人的骄狂，就是我们将来取胜的机会，到时候我们再与楚军接战，胜算肯定会比现在大得多。”
但随荀罃一同出征的晋下军将栾黡（栾书嫡子）年轻气盛，自认为还没和楚军见面就窝囊撤退，这简直是对晋国的最大侮辱，于是，他毫不客气地顶撞荀罃：
“说是避战使楚骄纵，其实不就是不战而退么，一箭不发就逃离战场，这就是晋国之耻！集各国军队出征，功业未成而增添耻辱，还不如战死算了！你们愿意撤退就退，我当独自领下军前进！”
荀罃对栾魇不服军令、准备单独进军的做法大为恼怒，但又担心栾黡孤军深入、极有可能被楚军以优势兵力包围、击溃（更不要说旁边还有个二五仔郑国），到时候自己再前去救援，恐怕也来不及了。因此，智罃短暂思考后，决定改变计划，率全军南移，至颍水北岸扎营，抵近楚军的营垒。
以上这一段，大家是不是很熟悉？没错，当年邲之战前，晋军主帅荀林父（就是荀罃的伯父）也是主张暂时避免和楚军开战，准备退兵以消耗楚军；但时任中军佐先縠的反应和如今的栾魇一样，都是忿忿不平，认为退兵是有辱晋军威风、晋国地颜面也受到羞辱，因此坚决要求继续作战，还率先领军渡过大河，单独应对楚军的挑战。
当时，荀林父犹豫之后，才率军赶上先縠，勉强达成了作战前的步阵；可晋军的作战思想已经产生了分歧，在随后的对战中也没能恢复团结统一的作战态势，最终被楚军击败，几乎导致晋国霸业的中衰。
三十余年后，相似的场景几乎又要重演，栾魇也如同当年的先縠一样，气鼓鼓地单独率军出击，去维护那“晋国颜面”；此时，荀罃展示出了作为一个优秀军政人才的高超素质和深远见识，当机立断，没等栾魇出兵，就立即改变计划，亲自率军南下，以此堵住了栾魇想要用“维护国家颜面”而行‘藐视军令、脱离管辖’之实的行动前路。
十一月十六，荀罃率军到达颍水北岸，和南岸的楚军隔河相望；栾魇又想单独率军渡河，与楚军接战，但荀罃表现出了远超其伯父荀林父在邲之战时的指挥魄力与治军手腕，强硬地勒令全军（也是针对栾魇）：
“不许前进，违令者军法从事！”
面对如此强势的主帅，栾魇只得放弃了单独进军的打算，听从号令，共同御敌。
因为荀罃的强势，晋军（联军）好歹避免了邲之战时将佐不和、各自为政的不利局面，得以齐心协力与楚军隔着颍水对峙，并大致保持了战场主动权，没有让楚军有可乘之机。颍水南岸的楚军主帅子曩几次制定了袭击联军大营的作战计划，都因联军防守严密、营垒稳固，找不到可以攻击的机会，而被迫放弃了进攻。
在晋楚两军隔颍水对峙之时，郑国新任司马子蟜经过对晋军（联军）动向的仔细观察，发觉荀罃指挥的晋军并没有一定要与楚军直接交战的意图；于是，子蟜对郑国当国子孔建议说：
“颍水边各诸侯国的军队，已经整顿好行装，恐怕是要退兵了；我料定联军一定不想和楚军作战。现在郑国顺从晋国，联军会撤兵；不顺从晋国，联军也会退兵。而且，只要晋国（联军）一退兵，南岸的楚军就会趁势北上，包围新郑，以迫使我们重新归附。既然是这样，我们不如直接就和楚国议和，达成盟约，这样晋军撤退后，楚军也将撤回去，郑国也得以保全宗庙社稷。”
子孔将子蟜的建议拿到朝堂上公开讨论后，郑国的卿士大夫们都赞同子蟜的意见；于是，子孔在郑国和晋国刚刚达成和议还不到一个月时，趁着以晋军为首联军还在和楚军对峙、没有对郑国采取进一步行动之前，就偷偷遣使出城，趁着夜色躲过晋军的岗哨，渡过颍水，与楚国私下缔结了盟约。
但郑国私下与楚国结盟的消息，很快就被颍水北岸的晋军所知。这一下栾黡有理由发飙了，于是他怒气冲冲地找到荀罃，想要以此为由，出兵攻打郑国。
荀罃却比栾魇看得长远，他得知郑国偷偷和楚国盟誓后，认为目前晋军（联军）在颍水前线与楚军对峙，要是伐郑的话，也只能出动部分兵力；而一旦伐郑，楚军也必定分兵来援，晋军将两面作战（新郑和颍水）。
且此次晋军（联军）出兵，已经深入郑国境内，没有把握一定能够击败楚郑联军；如果不能取胜的话，其他诸侯盟国不但会耻笑晋国，搞不好还会生出背弃盟约，与楚国结盟的心思（齐国就绝对有这个潜意识），自己与国君所谋划的恢复霸业计划，也将遭到严重损害。
现在，楚军已经被晋国的‘伐郑疲楚’战略所调动，远道而来实施救援，其所需的军资消耗比晋军还要大，不论郑国是否背盟，晋国的“疲兵计划’已基本实现；至于郑国这一次的弃盟做法，他们也不是第一次这么做了，没什么大不了的；而且郑国这么做，客观上反倒更加有利于晋国的“疲楚、耗楚”战略。
因此，智罃拦住了暴起的栾魇，并对一同出兵的其他诸侯盟国将佐解释说：
“楚军倾巢而来，我军并没有必胜的把握，郑国的安全不能保证；郑国之所以这么做，只是为了他们自己国家打算而已，有什么罪过呢？如果因为郑国的背盟而讨伐他们，就会把郑国推向楚国一方；不如把这怨恨推到楚国身上。况而且，我军如果伐郑，楚军一定会施以援手，万一作战失利，不但楚国将因此扩张势力，诸侯们也会耻笑晋国的。既然没有把握获取胜利，还不如就此主动撤兵，回国后准备妥当，再行用兵。”
既然联军统帅都这么说了，那大家也没什么多余的话（其他诸侯也不想和楚军死磕），十一月二十四，驻在颍水北岸的联军开始撤军回国，脱离和楚军的接触。
但在撤兵的路上，因为栾魇始终不能平息怒气，一定要教训一下郑国以泄愤，于是荀罃同意了他的意见，让他率下军劫掠了郑国的北鄙；栾魇在大大地骚扰了郑国一番、发泄了心中的怒火后，才返回了虎牢大本营（这个时候，晋国也不提将虎牢还给郑国之事了）。
楚军主帅子囊得知晋军已经主动撤军后，自认为已经压过了老对手一头，并重新将郑国收伏治下，此次出兵目的也已达到，于是也随后退兵回国，以和郑国达成的新盟约向楚共王进行邀功。
这一次的晋楚对峙，其实并没有在战场上进行实际交锋，便因荀罃的主动退兵而草草结束。晋军出兵伊始，虽然因为栾魇的不服军令、强行出动而稍显被动，但由于主帅荀罃的出色军事战略、以及强硬的治军手段，将不安定因素压制在可控范围内（栾魇），所以晋军尚能保持作战的主动权，在对峙中进退自如，对楚军的‘疲兵计划’也基本实现，为接下来将要进行的‘疲楚’战略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而此次晋楚两军在颍水两岸的对峙，以及对郑国的争夺，就是荀罃和晋悼公策划的“三驾疲楚”战略目标计划中的“一驾之役”。
接下来的晋楚对抗过程，将在下一篇文章中继续为大家讲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