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一予决定起义或投诚，还真是实实在在的妇人之见。和他一起逃亡的那位女职员，不知从哪儿得来了两条确切的消息，一是对面共产党的最高指挥官，是陈毅，具体负责的一个副参谋长叫袁仲贤；二是有人偷偷地从包围圈的缝隙处，跑了出去，只要不打枪，共产党也不开枪，到了那边，先管一顿饱饭，然后再决定去留。
郭一予一听，心中一阵暗喜，大革命时期，他和陈毅有过短暂的共事，在新四军及军调时期，郭一予和陈毅也见过面。而袁仲贤，他们是相当熟悉的，他们同是湖南人，在上黄埔军校之前，他们已经是革命同志，后来还一起报考了黄埔军校，成了同期校友，在东征、北伐时，也是战友。大革命失败之后，二人才分道扬镳的。
郭一予觉得，如果自己能带一支队伍出去，作为政治资本，到了那边，高官厚禄不说，起码可以保一个生活无忧的。
而这个时候，有两个人也在动方面的心思，一个是国民党徐州地区的铜山县县长耿继勋，当地人称耿聋子，是一个为抗战出过大力的地方行政官员，也是对蒋介石忠心耿耿的县长，可他怎么也没有想到，被围之后，如此落魄，空投物资根本没有他们的份，他饿得两眼昏花时，便拿起一只破碗，向一个国民党士兵乞讨，没想到竟然被那个家伙，打了一个响亮的耳光。耿县长一时泪如雨下，他恨的不是世道变了，而是人心在战争面前，变得如此冷酷无情，能有一匙之羹的兵油子，都成了这个世界的大爷，而自己这个县太爷，连乞讨的资格都没有了。
还好，耿继勋很快便碰到了一个熟人，徐州“剿总”政务处处长左偕康，给了他一点饭吃，便又愤愤然地大骂了杜聿明一回，因为，当兵的分配口粮下降到每天5两之后，总部人员领到的那一点粮食，几乎是要用粒为计量单位来查的。二人蜷曲在一间破茅草房里，想了好久，左偕康才说道：“耿兄，我们去找郭主任去，活人，总不能被尿憋死吧，他杜聿明不给我们粮食吃，我们走就是了。”
耿继勋也来了气，说道：“好，就这样干了，老百姓还说呢，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处处不留爷，爷去投八路。这八路，他张克侠投得，我们同样投得。”
二人怀着一腔怒火，走到郭一予往处时，郭一予正在和那个女职员谋划着，如何选择路线逃跑呢。左偕康也不客气，开口便说道：“郭主任，我和耿县长商量了一下，决定组织我们这些快要饿死的人，到对面去，是死是活，不再看杜聿明那张恶心人的脸。”
郭一予一听，笑了，急忙让他二人坐下，好言劝慰一番，这才说道：“我也有此意，二位，我是这样想的。若是我们单独逃出去，对于这边来说，我们是逃兵，对于那边来说，我们是难民，可我们又是有身份的人，到了那边，一审查，便会露馅的，共军也就会把我们关押起来，当战犯对待的。所以，我决定，第一，对这边，我要向杜主任建议，带一部分人名正言顺地出去，保个活命，给党国留条后路；第二，对那边，我们带上有几千人马，那也是起义将领，是要受到优待的。共产党的政策，我多少还是了解些的。保持原职是不可能的，但取得相应的职位，还是手到擒来的事，比如你耿县长，县长是肯定当不了的，但当个副县长或者什么县参议会的会长、副会长，那还是小菜一碟。至于我和左处长，有可能是个高级参谋，吃上几年闲饭，也就老了。呵呵，说跑题了。你们两个，这就去组织人，我呢，却找杜主任说这事。”
耿、左二人，相视而笑，看来，这事，找郭一予还真的找对人了，怪不得有人私下里说，郭主任认识那边好多人，还有人说他和毛泽东关系很深呢。
不过，左偕康想了想，还是提出了另外一个问题：“郭主任，我们打着什么样的旗号啊？要不，你给杜主任说说，咱用徐州‘剿总’第三纵队的旗号，如何？让那边的人，听着也舒服、也响亮，咱们也有面子。”
耿继勋急忙说道：“不行，不行，左处长，要是那样叫，不就成了战斗部队了，咋还能大张旗鼓地跑到对面去呢？解放军随便开上几枪，我们便完了。要不，我们叫‘难民’吧？”
左偕康立即反对说：“不行，不行，我们怎么能叫‘难民’呢？我们虽然落魄了，可也是国民党的高级干部吗？不行，不行，太丢身份了。”
郭一予笑了起来，说道：“二位，也不用再争执了，我提议，咱们组织起来的人，既要向解放军表明，我们不是正规部队，又要说明，我们是有组织的起义，属于行政人员的起义，行政人员吗？代表的可是地方政府，杜主任不一定会批准，我看，就叫‘非战斗人员还乡团’，如何？”
左偕康、耿继勋听了，大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