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子珍最为人瞩目的身份，莫过于她是“毛主席第二任妻子”。

但除了这层身份，她还是一位革命者，是井冈山时期的“老人”，她和许多中共高层都曾经是战友、同志，在早期革命时期一起为革命流血拼杀、出生入死。

1937年，贺子珍远走苏联，与革命事业渐行渐远，消失在了人们的视线中，也与很多战友断了联系，1947年回国后也一直深居简出，建国后也没能参与到新中国的建设中。

但在烽火连天的战争岁月里培养的战友情，不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消失殆尽，昔日的战友没有忘记她，仍然给予了她关心和真诚，陈毅就是其中之一。

尽管岁月不留痕，但和那些后来身居高位的革命战友之间的友情往来，确凿无疑地证明：贺子珍曾经有过一段波澜壮阔的革命岁月，为革命做出过一定的贡献......

贺子珍和陈毅都是井冈山时期的“老人”，他们一起共事过、一起战斗过。

1934年8月28日上午，陈毅前往江西省兴国县高兴镇老营盘前线督战，恰巧遇上敌人的飞机大肆轰炸老营盘，地面上的周浑元部也向我军阵地涌来。

在双方激烈的交战中，一颗子弹射中了陈毅的右胯骨，顿时鲜血直流，浸透了他的衣裳。医生经过检查，发现他的右胯骨已经骨折，需要尽快做手术。

1934年10月，中共中央决定从苏区撤离，开启长征征程。病中的陈毅得知这个消息，心里十分着急。

眼看长征马上要开始了，他却还不知道自己是跟着中央机关和红军一起走？还是留下来？他在病床上等了很久，都不见有中央领导人来找他，告诉他：中央对他的安排是什么。

10月9日天一亮，医院里的医生、护士开始清点医疗用品，做着撤离的准备，大家跑过来跑过去，脚步匆匆，每个人的神情都非常严肃。

陈毅看着这样的场面，明显嗅到了空气中紧张的味道，心里更着急了，立即致信时任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的周恩来，把自己的情况跟他简略地说了说。周恩来看过信后，从繁忙的工作中抽出时间，专程到医院看望陈毅。

见面后，周恩来十分具体地告诉陈毅：中央机关和红军明天就要上路了，由于他身上有伤，不适宜长途行军，中央经过慎重考虑，决定把他留在苏区，继续和敌人战斗。

听了周恩来的一番话，陈毅一直七上八下的心这才定了下来。长征之路是一场浴血搏杀，前途未卜，陈毅为红军即将开始的险象环生的征程担忧着。

10月10日，是中央机关和红军正式撤离苏区的日子。这天一大早，陈毅进行了手术。麻药劲过后他醒了，一醒来就命令警卫员抬一副担架过来，他要去中央机关，送送即将踏上长征之路的毛主席、周恩来等人。

当时，连同毛主席、周恩来、贺子珍在内的几万人要从于都出发，从于都河渡口过浮桥，迈向危机四伏的长征之路。

一到中央机关，陈毅就看到了毛主席和贺子珍。

长征路路途艰险、危险丛生，一路上都会遭遇敌人的重兵追击，每个人都面临着生与死的考验。这一切，给这次分别蒙上了一丝伤感、沉重的阴影，多少句“珍重”盘踞在心头。

陈毅伸出手，使劲握着毛主席的手，一向率直的他，脸上没有了往日的豪迈笑容，脸色凝重地说：“此地一为别，孤篷万里征！几十万敌人前堵后追，我真为你们担心。”

相比前路会遇到的种种麻烦，毛主席似乎更关心陈毅的伤情，一脸担忧地说：“你行动太不方便了，以后我们回首南天，看到落日、浮云，都会想念你们的。主力走了，担子很重！”

陈毅给毛主席宽心：“有井冈山的经验，这半壁江山丢不了。我会找一面墙打狗的！很高兴见到你们。时间紧迫，会不会耽误你们出发？”

贺子珍对陈毅说，于都河渡口现在挤满了人，队伍排得像蜿蜒的长蛇一样，几万人要过河，可是浮桥每次能过的人数有限，因此队伍走得特别慢，哪怕在这里聊上一天，再去追赶队伍也来得及。

陈毅想象着那幅壮烈的场面，心里的沉重压得更紧了。

当时，很多人都认为红军决定长征是被敌人打得招架不住，才不得已狼狈逃窜，这种说法传得沸沸扬扬。

这时候，毛主席像是在向陈毅表达他对这件事的看法，又像是在自言自语，嘴里嘟囔了一句：“不是逃，是‘出击’。”

毛主席这句话没有前情，是突然冒出来的一句话，但陈毅听懂了，并深表同意地点了点头。

在随后的交谈中，毛主席、陈毅、贺子珍聊了他们熟悉的人和事。很快，就到了该告别的时候。告别前，担架上的陈毅让警卫员把一包熟牛肉交给贺子珍。

陈毅知道贺子珍现在怀着孕，平常本来就辛苦，长征路上更是要经历很多的劫难，希望这块牛肉可以给她带去营养，支撑她的身体走完一小段长征路。

贺子珍觉得陈毅是个伤员，也是需要营养的时候，这块牛肉对他同样珍贵。因此，贺子珍说什么都不收。

贺子珍反复推辞了几次，但陈毅非要给她不可：“不是送你的，送你肚子里的娃娃的！两个人吃饭呵！路上能有什么好吃的，带上吧！”

说完，他伸手拉住贺子珍的包带，将牛肉放进包里，然后握着贺子珍的手说：“子珍，再见了！希望有一天，能再次吃到你做的辣子炒田鸡。”

贺子珍听了，眼眶渐渐湿润起来，动情地说：“到时候，我一定多放点辣椒！”

此时，于都河渡口灯火通明，战士们举着一支支火把，无数的火把照亮了于都河的上空，一场艰苦的、未来会载入史册的伟大征程正在历史面前展开。

过了一会儿，干部休养连的全体人员要踏上长征路，被分配到干部休养连的贺子珍来到渡口准备过河，看到了正在桥头指挥的周恩来。

周恩来神色凛然地站在那里，眼睛里放射出勇敢的光芒，似乎对即将开始的长征之路不退不怯。

看到贺子珍的身影，周恩来关切地说：“子珍同志，辛苦了。过一阵子敌人飞机又来了，抓紧过桥。”

贺子珍轻轻地向他点头，说着走上了浮桥，她的长征之路就这样开始了......

1937年，贺子珍远走苏联。从那以后，她脱离了革命轨道，与曾经的战友们走上了不同的道路。

但是，岁月抹不去从前。1947年，贺子珍回国后，来自战友们的问候源源不断地向她涌来。此后三十多年，这种关心一直持续着。

1947年，贺子珍和女儿李敏乘坐火车从苏联回国，抵达哈尔滨火车站，李富春、聂荣臻等东北局负责人齐齐来到火车站迎接，由衷地欢迎她回国。

战友们关心贺子珍，不仅因为她是毛主席第二任妻子，也因为她曾经为中国革命贡献过一份力量。

当火车停靠在站台，车门打开，贺子珍缓缓走下车，大家上前几步，热情地问候她：“子珍同志，一路上身体可好？”

再次踏上祖国的土地，看到自己熟悉的一草一木、一山一水时，贺子珍十分兴奋激动，见到曾经出生入死的战友，她更是高兴地不得了，和每一个前来迎接她的人握手：“很好，谢谢。”

在早之前，东北局得知贺子珍将要回国，已经为她找好了住处。于是，李富春告诉贺子珍：“你的住处已经安排了，你生活上有什么需要，可以提出来，我们去办。”贺子珍感谢地笑了笑。

之后，贺子珍在哈尔滨住了下来。

当时正值深秋时节，街上的秋叶纷纷飘落，天气已经非常冷了，外出时要穿厚点的外套。但是，贺子珍随身携带的行李箱里竟然没有一件厚衣服，只有几件单衣。

东北局的同志们都在慨叹贺子珍母女的日子过得清苦，连一件棉衣都没有，心里有一种难以用语言形容的感觉堵在心口，立即向李富春反映情况：“子珍同志母女生活很艰苦，连件合身的衣服都没有。”

李富春当即做出指示：“东北局出钱尽快解决，不能让她们再受一点苦。”

后来，东北局的同志给贺子珍母女送去衣服、鞋子。在东北局全体领导和同志的关怀下，贺子珍度过了一个温暖的冬天。

在哈尔滨，贺子珍感受到了战友们浓浓的关心，也得以与昔日的战友们见面、叙旧。许多当年在井冈山上和她一起战斗过的战友，接连不断地来到她家里看望她。

例如，井冈山时期的“老人”、时任中共吉林省委书记兼军区政治委员的陈正人，在贺子珍到达哈尔滨后，第一时间携妻子彭儒来看望贺子珍。

曾经患难与共的战友重逢，欣喜之情无以言表，大家共同回忆当年的战斗岁月、回忆在战火中牺牲的战友们，勾起了一腔怅惘之情，不禁潸然泪下。在亲切的叙旧中，他们享受到了红军老战友之间最真挚的情谊。

回国后，贺子珍最牵挂的就是亲人，迫切地想见到他们，便通过萧华，把她的心愿告诉毛主席。毛主席给了答复：“贺敏学在华北作战，现在战事很紧张，等打完仗再说吧。”

时任华东野战军第4纵队第12师师长的贺敏学得知多年来杳无音讯的妹妹回国，迫不及待地想去见一见她，但是战事绊住了他的脚，只能把这件事交代给妻子李立英：“军务在身，我不能去看桂圆，你代我马上去东北。”

此时，时任华东野战军司令员的陈毅也知道了贺子珍回国的消息。之后，他在见到李立英的时候，专门嘱咐道：“贺子珍回国后非常想念亲人，你就代表贺敏学去看看妹妹吧。”

在陈毅的亲自过问下，李立英很快前往哈尔滨看望贺子珍。见到了阔别多年的亲人，贺子珍感受到了久违的亲情，她冰冷孤寂了许多年的心得到了温暖。

战友们的问候和关怀让贺子珍既感动又温暖，而贺子珍对战友的感情也看得比一般人更重。

1948年，陈正人和彭儒要跟随部队到南方去，继续为解放全国而斗争，他们的子女将由学校负责看顾。当母亲的彭儒一想到要把孩子留在东北，自己去南方，就忍不住流眼泪。

20世纪30年代，为了革命事业，贺子珍也曾被迫和自己幼小的孩子分离，每次和孩子分离时揪心的痛到现在都难以忘却。因此，她对彭儒的心情感同身受。

为了让彭儒彻底放下心里的包袱，没有后顾之忧地专心投入到接下来的战斗中，贺子珍握着彭儒的手，柔声说道：“你放心走吧，孩子们交给我，我每个礼拜把他们接到家里来，给他们做好吃的。”

彭儒目光感激地看向贺子珍，这才放心离开。

陈正人、彭儒夫妇离开后，贺子珍遵守了约定，对他们的孩子视如己出。每到休息日，贺子珍都会到学校接他们，回家后变着法的给他们做好吃的，关心他们在学校的生活环境、学习内容，就像亲生母亲般抚育、照顾他们。

1949年初，贺子珍离开东北前往天津，准备将来到北京去。1949年下半年，时任南京市委副书记的宋任穷和妻子钟月林即将挺进大西南，参加解放西南的战斗，留下孩子没有人照料。

贺子珍主动提出替宋任穷夫妇照顾孩子，让孩子们跟着她一起去北京。虽然后来，贺子珍去北京的计划没有成行，但她对战友的感情是真挚的。

建国后，贺子珍定居上海。毛主席也在默默关心着她，表示要承担她的生活费等一切费用。时任上海市市长的陈毅说：“我们偌大个上海，难道养不起对革命有贡献的贺子珍？”

后来，贺子珍的生活开销由上海方面负担。

1954年，贺子珍生病了。从那以后，她和战友们的来往少了许多，一直过着深居简出的生活，围绕在她身边的基本只有她的家人，但仍然有战友主动登门看望她。

1956年，彭德怀来短暂地探望贺子珍，身边只有一个警卫员陪同。他的到来，让贺子珍十分高兴，特地下楼迎接他，两个人相互亲切地握手问候。

彭德怀告辞后，贺子珍依然没有从高兴的情绪中平复过来，带着几分神秘，问侄女贺小平：“小平，你知道来的是谁？”贺小平回答：“彭老总，中国十大元帅嘛，谁不知道？”

彭德怀的到来，让贺子珍连续好几天都高兴不已。

80年代初，贺子珍在北京301医院长住了一段时间，宋任穷、钟月林专程到医院探望。一走进病房，宋任穷幽默风趣地问贺子珍：“你看看，我是谁呀？”

贺子珍仔细看了一眼，惊喜地认出他就是宋任穷，大声喊道：“宋任穷，宋任穷，宋任穷！”听她的声音，就能知道她的心情多么激动。

自从1949年，宋任穷、钟月林去往西南，他们三个人已经阔别了三十多年了。三十多年之后再重逢，三位战友都已经不再年轻，成了白发苍苍的老人，执手相对，无限感慨。

1980年，当年长征路上贺子珍所在干部休养连连长侯政也来见她。战友见面分外亲热，他们回忆着革命岁月，好像有说不完的话。

侯政对在场的工作人员说：“贺大姐在长征中不管怎么困难，总是面带笑容。长征本来很苦，她又怀着孕，身体十分孱弱，后来又受了重伤，真是倍尝苦辛，而她一路上却总是挂着笑容，从不叫苦。”

1983年，此时的贺子珍长期在上海华东医院休养。

老红军、时任中央人民公安学院副院长的谢飞到上海公干时，特意找到贺小平，提出想见见贺子珍。在贺小平的带领下，谢飞走进华东医院的病房，两位老战友再度相逢。

贺子珍的一生是坎坷的、孤寂的，但她经历过一段热血沸腾的革命岁月，那段岁月里的点滴记忆、战友情谊如同镌刻在石头上的字迹，始终没有褪色，使她的人生绽放出绚丽的光彩。

1984年，贺子珍逝世，享年75岁。

在她的遗体告别式上，邓颖超、聂荣臻、陈丕显、蔡畅、康克清等人都献上了花圈。这是与她一同走过战争岁月的人，对她的深切怀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