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王伐纣是中国历史上以少胜多的著名战例，同时也是历史上屈指可数的仅用一个晚上的时间就完成王朝兴替的一次决战。

而关于商周双方交战的兵力，最清晰的记载来自《史记·周本纪》：“武王兵车三百、虎贲三千、甲士四万五千，殷纣王闻武王来，亦发兵七十万距武王。”

因为直到战国时期，我国才出现了一场战役投入数十万兵力的战斗规模，而在此之前的殷商时期，无论是人口还是动员能力，都远远达不到出动70万兵力的可能。

所以，后世推测可能是史书误将十七传抄成了七十。但至于纣王有没有十七万兵力，我们暂且按下不表，先探讨攻方，也就是周武王这边的兵力。

除了《史记》之外，先秦其他的史书均没有提到周武王有甲士四万五千，如《尚书·牧誓》说“武王戎车三百辆，虎贲三百人”，《逸周书》说“周车三百五十乘”，《吕氏春秋》《孟子》以及《战国策》则都说武王兵力是“战车三百，虎贲三千”。

可见，周武王兵力下限是三百战车加三百虎贲，上限则是三百战车加三千虎贲，没有所谓的甲士四万五千。

按照西周军制，一辆战车会配备步卒七十二人，但这种规模是西周中晚期才有的，在殷末周初时期，战车的人员配备只有10人，其中车上有3人，即：中者为御、左者为射、右者为击。殷墟和西周早期车马坑的考古发现也证实，武王伐纣前后，战车编制为每乘十人。

照此看来，周武王用于伐纣的兵力充其量也就6000人。

那司马迁说周武王还有甲士四万五千人的信息又是从哪里得来的呢？

商朝兵制以师、旅为单位，早期有左中右三师（王族军），每师约三四千人，到武乙文丁在位时扩充到了六师，加上王畿内的子族、多子族、五族军队，总兵力约5万上下。

作为殷商臣属的周国同样效仿商朝，以师为建制，到周武王时为了完成伐纣大业，“僭越”组建了六师，灭商后西周王朝又组建了殷八师，这十四个师总计兵力约5万人。

所以，武王伐纣时，六师加上庸、蜀、羌等八个仆从国，动员甲士三四万也符合当时实际。事实上，《国语》也的确记载了周武王发动牧野之战前“厉六师”，这也是司马迁说武王还有甲士四万五千的根据所在。

不过这四万多甲士并没有参加牧野之战，因为《吕氏春秋》明确提到：“武王即位，以六师伐殷，六师未至，以锐兵克之于牧野。”也就是说还没等周六师赶到，牧野之战就打完了，六师只负责了后续的扫尾工作，吕他命伐越戏方；侯来命伐靡集于陈；百弇命以虎贲誓，命伐卫……

如此看来，武王的确只带了6000人就灭亡了殷商。

除了《史记》外，其它史料都没有明确纣王的兵力，但有一点是肯定的，纣王兵力是多于周武王的，否则也就不能称之为“以少胜多”之战了。

纣王在位时期，东夷屡屡发动叛乱，牵制了大量殷商兵力。不过，这并不代表商朝主力尽出。甲骨卜辞透露，商朝对外征战历来是采取中央军加诸侯地方军的模式，如妇好伐羌的兵力组成就是中央军三千外加地方军一万，纣王征伐东夷同样是征调了攸侯喜的兵力。

从《诗经》描述的“殷商之旅，其会如林”来看，周武王面对的是征战多年的殷商正规军，绝非后世传闻的所谓奴隶和俘虏拼凑的乌合之众，这也是纣王敢于放弃据守城池待援，而选择与周军在野外决战的原因所在。

事实上，春秋以前的中国，战争都是只有贵族子弟才能参与的，奴隶和俘虏只能从事杂役工作，是不可能驾驶战车上战场的。

此外，根据出土的甲骨卜辞显示，纣王帝辛一生征战无数，战斗经验极为丰富，其本人也“闻见甚敏，材力过人，手格猛兽”，勇武异常。而反观周武王，除了牧野之战外，史书中没有见到周武王有其它带兵征伐记录。

无论是指挥能力还是军事实力，周武王都逊色于纣王，那么为何周武王只带6000人就敢发动灭商大战呢？

周武王出兵抵达汜水时，大雨滂沱，河水泛滥，到达怀城时，城墙崩坍，到达共头山时，山体坍塌，士卒大量病倒，就连周公、霍叔都感到惶恐，纷纷劝谏“卒病，请休之”，但周武王和吕尚却一反常态，在主力六师未赶到的情况下，坚持要在甲子日抵达牧野。

此后，周军每日行军四十里，强行军6天后抵达了殷郊牧野。在战前动员时，周武王又自信地告知周军“不得暴杀纣师之奔走者，当以为周之役也”，似乎已经提前预料到商军会有“奔走者”。

对于周武王的反常，《吕氏春秋》曾透露，牧野之战前周武王密会殷商臣子胶鬲，此后，在抵达鲔水时，胶鬲再次前来，双方敲定“甲子日到殷城外”。

胶鬲背后代表的是殷商内部反对纣王的贵族势力，而这些贵族所掌控的“子族”军才是商军前徒倒戈的主要对象，但纣王对此一无所知。

内应的出现，打乱了殷商大军的阵脚，使得吕尚统率的战车主力可以顺利“冲驰帝纣师”，但真正改变战局的，还是纣王之死。

关于纣王的结局，目前影响最深的记载同样源自《史记》，“纣兵皆崩畔纣，纣走，反，入登于鹿台之上，蒙衣其殊玉，自燔于火而死”。

事实上，在司马迁编撰《史记》之前，纣王的最终结局始终有两种说法，一是《逸周书》所说的战败后登鹿台自焚；二是《吕氏春秋》《尉缭子》《韩非子》《竹书纪年》所说的纣王在牧野战中被生擒。（“于牧野而纣为禽”，“禽之于牧野”，“武王擒纣于牧野”）

其中，《逸周书》的说法属于孤证，但司马迁采信了这一说法。

首先，殷墟墓葬考古发掘证实，殷商贵族确有将玉放置于头旁、腰部等陪葬的做法，但无蒙大量玉器于身的丧葬习俗，且以玉为衣是战国以后才出现的习俗，实物则迟至汉墓才有发现。

其次，牧野之战后，周武王曾有在玉门斩纣头，悬于太白的举动。玉门如今在何处已不得而知，但有一点是明确的， 封王被斩首于城门之外。

如果纣王已经自焚于鹿台，周武王在未进城前又如何确信纣王已死？《逸周书》说火势大到“四千庶玉则销”，大火既然连玉石都已烧毁，经过烈火焚烧后的纣王尸身又怎能再带到城门下斩首悬旗？

与《逸周书》的孤证相比，战国时的各种史料都记载了纣王是在战斗中被擒获后斩首，武王将纣王头颅挂在了大白旗之上“以麾诸侯”。

在山东银雀山汉墓中，考古工作者发现了先秦本《六韬》。《六韬》又叫《太公六韬》，作者是牧野之战的亲历者吕尚（姜子牙），竹简虽腐蚀严重，但关于牧野之战记载的第736、737简却保存较好，“甲子之日，至牧之野。禽受，系其首于白”。

受，是纣王帝辛的名，显然，纣王是在战场被擒获的，这不仅解释了其被周武王斩首悬旗的合理性，也解释了牧野战后周军俘虏大量商军的事实。

《逸周书》记载：“馘磨亿有十万七千七百七十有九，俘人三亿万有二百三十”。这段原本用来夸大周军战绩的记载，却折射出所谓商军倒戈相向，周武王不战而胜为夸大虚构，事实的真相是纣王在战场被擒杀后，商军群龙无首，引发了大崩盘。至于纣王被擒的原因，或与殷商内应的突然反戈有关，这里不再赘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