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12月25日，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在经过了紧张的谈判和斡旋后，最终以和平方式解决。
为了表达诚意，也为了确保蒋介石的安全，张学良做出了一个惊人的决定：亲自护送蒋介石返回南京！
离开西安前，张学良交代让甘肃省主席于学忠统一指挥东北军。
然而，让所有人都没想到的是，张学良这一去，就再也没有能够回来。
飞机降落在南京的那一刻，等待张学良的，不是鲜花和掌声，而是而是荷枪实弹的军警。
蒋介石背信弃义，将张学良扣押了起来。这一消息，如同晴天霹雳，震惊了全国，也让东北军上下陷入了巨大的震动和不安之中。
张学良，是东北军的灵魂人物。他不仅是东北军的最高统帅，也是东北军的精神领袖。他的被扣，对于东北军来说，无异于釜底抽薪。
一时间，东北军内部群龙无首，各种矛盾和问题，开始逐渐暴露出来。
在如何营救张学良的问题上，东北军内部迅速分裂成了两大派别：一派是“少壮派”，一派是“元老派”。
“少壮派”，以应德田、苗剑秋、孙铭九等人为代表。这些人，大多是东北军中的年轻军官，血气方刚，对蒋介石的出尔反尔，充满了愤怒和仇恨。
他们主张采取强硬手段，与南京方面进行武力对抗，甚至不惜与中央军决一死战，也要把张学良救回来。
“少壮派”的口号是：“不惜一切代价，救回张副司令！若蒋不放人，我们就跟他拼了！”
而“元老派”，则以于学忠、董英斌、王以哲、何柱国等人为代表。这些人，大多是东北军中的老资格将领，经验丰富，处事稳重。
他们认为，武力对抗只会让局势更加恶化，对营救张学良没有任何好处。他们主张通过和平谈判的方式，与南京方面进行交涉，争取让蒋介石释放张学良。
“元老派”的观点是：“和平解决，才是上策。武力对抗，只会两败俱伤，亲者痛，仇者快！”
两派之间的分歧，越来越大，矛盾也越来越尖锐。东北军内部，开始出现了严重的对立和分裂。
这种分裂，不仅削弱了东北军的战斗力，也给东北军的未来，蒙上了一层厚厚的阴影。
1937年2月1日，就在这个夜晚，一场决定东北军命运的秘密会议，正在悄然进行。
会议的召集人，是东北军“少壮派”的核心人物：孙铭九、应德田、苗剑秋。
参加会议的，都是“少壮派”的骨干成员。他们聚集在一起，商讨如何应对当前的危机，如何营救被扣押的张学良。
会议的气氛，十分压抑和凝重。每个人的脸上，都写满了焦虑和不安。
应德田首先打破了沉默：“不能再等下去了，南京方面根本没有释放张副司令的意思，我们必须采取行动！”
孙铭九一拍桌子，站了起来，说道：“对！跟他们拼了！”
苗剑秋问道：“可是，我们该怎么做呢？”
应德田说：“把那些主和派，统统干掉！王以哲、何柱国这些人，都是投降派，他们只会拖我们的后腿，阻碍我们营救张副司令！”
应德田的提议，有一些人表示支持，认为这是唯一的出路；另一些人则表示反对，认为这样做太过冒险，可能会导致东北军的彻底分裂。
但最终，应德田的意见，还是占据了上风。
当晚，少壮派们制定了一个详细的行动方案。他们决定，就在第二天清晨，以突然袭击的方式，除掉王以哲、何柱国等他们认为的“绊脚石”。
2月2日清晨，东北军连长于文俊等人，按照事先的计划，闯入了67军军长王以哲的住所。王以哲身中9枪，当场身亡，时年41岁。
与此同时，另一批少壮派，则在孙铭九的带领下，气势汹汹地冲向了东北军骑兵军长何柱国的住处。
然而，何柱国却侥幸逃过了一劫。他事先得到了消息，躲进了杨虎城的公馆。
当孙铭九等人赶到时，杨虎城闻讯而出，挡在了门口。
“你们要干什么？！”杨虎城怒目圆睁，大声呵斥道。
面对杨虎城，孙铭九等人不敢造次，只得悻悻离去。
事后，死里逃生的何柱国，为了感谢杨虎城的救命之恩，专门制作了一个银鼎，赠送给杨虎城。银鼎上，刻着四个醒目的大字：“再生之德”。
除了67军军长王以哲外，“西北剿总”代参谋长徐方、交通处处长蒋斌、交通处副处长宋学礼，等人也遭到“少壮派”的杀害。
这一系列针对东北军内部“主和派”将领的刺杀行动，被称为“二二事件”。
“二二事件”，在东北军内部引起了轩然大波。王以哲在东北军中，素有威望，深受广大官兵的爱戴和尊敬。他的遇害，引发了在前线与“中央军”对峙的东北军将领的强烈不满和愤怒。
这些将领纷纷表示，要为王以哲报仇，要严惩凶手。
“少壮派”也担心，东北军在前线的部队，从前线撤下来，回西安，找他们算账。
2月2日中午，东北军参谋长董英斌，冒着巨大的风险，来到了新城大楼。这里，是杨虎城的绥靖公署办公楼，也是于学忠的临时避难所。
董英斌和于学忠，都是东北军中的“元老派”人物。他们对“少壮派”的极端行为，深感痛心和担忧。
两人见面后，立即开始商讨如何应对当前的危机，如何阻止东北军的进一步分裂。
就在他们商议对策之时，一群不速之客，突然闯了进来。
为首的，正是“少壮派”的核心人物：孙铭九、应德田、苗剑秋。
他们一个个怒气冲冲，气势汹汹，仿佛要来兴师问罪。
“于主席，你还在这里磨蹭什么？”孙铭九一进门，就大声质问道，“张副司令都被扣押了，你还坐得住吗？！”
“就是！”应德田也跟着附和道，“我们必须立即出击，向中央军开战，把张副司令救回来！”
面对“少壮派”的咄咄逼人，于学忠感到一阵无力。他知道，这些人已经被愤怒冲昏了头脑，根本听不进去任何劝告。
于学忠痛哭流涕，声音颤抖着说道：“你们大家坚持营救副司令的心情我理解，我也同意，但我无办法。你们都知道，我的三师军队，都在甘肃，离这儿很远，渭南前线是缪澂流的57军和刘多荃的105师。缪军长新任不久，是王军长保的，刘师长是王军长保定同学，平日就与王军长接近。你们想，今天王军长牺牲了，我能指挥他们，他们会听吗？同时，何军长也不同意坚持渭南决议，今天我能有什么办法呢！”
孙铭九等人听了，也冷静了一些。他们意识到，于学忠说的确实是事实。
于是，他们退而求其次，提出了另一个要求。
孙铭九说道：“既然如此，那你就和杨虎城将军联名签署一个命令，命令在前线和中央军对峙的东北军、十七路军，不许从前线撤离！”
于学忠迫于压力，最后答应尽力而为。
当晚，于学忠和杨虎城联名签署了一个命令，让在前线和中央军对峙的东北军、十七路军不许从前线撤离。
“少壮派”们拿着这份于学忠和杨虎城联名签署的命令，兴冲冲地给前线的东北军高级将领们打电话。
他们首先拨通了东北军独立105师师长刘多荃的电话。
电话响了很久，却始终无人接听。
“少壮派”们不死心，又拨打了57军军长缪澄流的电话。
结果，依然是无人接听。
“这……这是怎么回事？”孙铭九有些慌了，他隐隐约约感觉到，事情似乎有些不对劲。
“他们……他们是不是已经知道了西安发生的事情？”苗剑秋的声音，有些颤抖。
“不可能！”应德田摇了摇头，强作镇定地说道，“我们封锁了消息，他们不可能知道！”
然而，他们不知道的是，消息早已像长了翅膀一样，传遍了前线的东北军部队。
刘多荃和王以哲，不仅仅是上下级关系，更是情同手足的兄弟。他们都毕业于保定陆军军官学校，是同窗好友。在东北军中，两人相互扶持，共同进退，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当刘多荃得知王以哲被“少壮派”残忍杀害的噩耗后，他发誓要为王以哲报仇。
刘多荃立即下令，将所属部队的一个主力团，紧急向临潼方向开进。临潼，是通往西安的门户，刘多荃的意图，已经非常明显。
他的部队，在临潼附近摆出了一副随时准备进攻西安的架势，剑拔弩张，一触即发。
刘多荃的行动，就像是一颗投入湖中的石子，激起了层层涟漪。
东北军的其他高级将领，在得知王以哲遇害的消息后，也纷纷行动起来。
缪澄流等军、师长们，纷纷调动部队，向西安方向靠拢。他们一个个义愤填膺，群情激昂，誓要为王以哲报仇，将那些制造“二二事件”的“少壮派”分子，碎尸万段。
与此同时，一些对东北军前途感到绝望的将领，则选择了另一条道路——投靠南京国民政府。
2月3日，驻扎在陕西蒲城的东北军骑兵第10师，率先打出了“归顺中央”的旗号。
为了表示“诚意”，他们还将杨虎城部队驻扎在蒲城的一个团，全部缴械，收缴了所有武器装备。
紧接着，驻扎在陕西周至、眉县一带的东北军第106师，也宣布脱离东北军，投靠南京国民政府。
这些部队的倒戈，让东北军的局势，更加雪上加霜。原本就矛盾重重的东北军，此时已经彻底陷入了四分五裂、分崩离析的境地。
面对这种危急的局面，杨虎城深感无奈和痛心。他知道，自己已经无力控制东北军的局势。
为了避免更大的流血冲突，也为了给自己留一条后路，2月4日，杨虎城不得不签发了一份通缉令。
通缉令上，列出了孙铭九、应德田、苗剑秋等“二二事件”主要参与者的名字，要求各地军警，对他们进行抓捕。
但那些手握重兵的东北军高级将领，根本不会理会杨虎城的命令。他们心中，只有一个念头：为王以哲报仇！
孙铭九、应德田、苗剑秋等人，在得知风声不对后，早已逃之夭夭，不知去向。
但直接枪杀王以哲的于文俊来不及走，还躲在西安城内，刘多荃下令挖地三尺，也要找到于文俊。
在刘多荃的严令下，东北军的士兵们在西安城内展开了大规模的搜捕行动。
于文俊东躲西藏，惶惶不可终日，最终在一处偏僻的民宅中被士兵们抓获，随即被五花大绑地押到了刘多荃的面前。
刘多荃怒吼道：“王军长对你不薄，你怎么能下得了手？”
于文俊低着头，不敢直视刘多荃的眼睛，嗫嚅着说道：“我……我也是为了营救张副司令，一时糊涂，听信了别人的谗言……”
刘多荃怒斥道：“住口，营救张副司令？你这是在毁了东北军！你知不知道，王军长曾经还是你的老师，你怎么能做出这种禽兽不如的事情来？”
随后，刘多荃下令，将于文俊押往王以哲的灵堂。
王以哲将军的灵堂，设在西安城内的一处大院里。
灵堂内，摆放着王以哲的遗像，四周挂满了挽联，气氛庄严肃穆。
刘多荃带着一众东北军的将士，来到灵堂前。
他“扑通”一声跪倒在地，对着王以哲的灵柩，重重地磕了三个响头，然后说：“鼎芳兄，我已经把杀害你的凶手抓来了，今天我要让他血债血偿，为你报仇雪恨！”
说完，刘多荃站起身，指着被五花大绑的于文俊，厉声喝道：“把他给我押上来！”
士兵们将于文俊推到灵堂前，强迫他跪下。
随后，刘多荃下令，将于文俊开膛破肚，用他的心肝来祭奠王以哲的在天之灵。
杀人凶手虽然被绳之以法，但该事件也导致了东北军与杨虎城产生了裂痕。
在张学良走之前，他将东北军的事务，托付给了杨虎城。杨虎城在西北地区有着很高的威望，而且东北军的将领们，对杨虎城也颇为敬重。
原本，在张学良离开后，凭借着杨虎城的威望和影响力，东北军的局势，尚可勉强维持。至少，表面上还能保持着团结和稳定。
然而，“二二事件”的爆发，彻底改变了这一切。
这场突如其来的变故，让东北军与杨虎城之间，产生了深深的裂痕。
东北军的许多高级将领，开始怀疑杨虎城与“二二事件”有关，甚至认为杨虎城就是幕后主使。
尽管杨虎城百般辩解，声称自己与此事毫无瓜葛，但这些将领们，根本不相信他的话。
在这种情况下，杨虎城再也无法控制东北军的局势了。他失去了东北军将领们的信任，也失去了对东北军的号召力。
很快，局势急转直下。面对南京国民政府的压力，以及东北军内部的混乱局面，杨虎城和于学忠，不得不做出一个艰难的决定。
他们代表十七路军（杨虎城的部队）和东北军，发表了一份联合声明，宣布接受南京国民政府的改编。
这意味着，东北军将不再作为一个独立的军事集团存在，而是将被拆散、重组，纳入到国民政府的军事体系之中。
1937年2月8日，西安行营主任顾祝同，率领着五个军的中央军部队，浩浩荡荡地开进了西安城。
顾祝同的到来，标志着南京国民政府，正式接管了西安，也标志着东北军的命运，已经彻底被改写。
3月初，东北军开始接受改编，不久后奉命东调，开赴豫南、皖北、苏北等地区驻扎。
至此，东北军作为一个统一的军事集团，已经不复存在。
不久之后，十七路军也接受了改编，经过合并改编成为38军，由孙蔚如担任军长，杨虎城被迫辞职，不久后奉命出国考察。
随着东北军和十七路军的解体，原本可以作为营救张学良的军事力量和团结态势，在顷刻之间，化为乌有。
原本，如果这两支部队能够保持团结，形成合力，那么在与蒋介石的谈判中，张学良就拥有足够的筹码，可以争取到对自己有利的条件，被和平释放的可能性很大。
但“二二事件”的爆发，彻底改变了张学良的命运，也改变了东北军的命运。
从此，张学良开始了50多年的软禁生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