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初，随着解放战争的节节胜利，人民军队已经解放了大半个中国，胜利的曙光，已经出现在地平线上。
为了适应新的形势，也为了更好地指挥全国范围内的军事行动，中央军委决定，对全军的组织结构和部队番号，进行一次统一的整编。
这次整编，主要有两个目的：
一是，为了避免各部队番号出现重叠，影响部队之间的协同作战。
在解放战争的初期，由于历史原因，各解放区部队的番号，存在着很多重复和混乱的现象。
比如，在不同的解放区，可能同时存在着多个“第一纵队”、“第一师”等番号相同的部队。
这种情况，在局部地区作战时，影响还不大。
但随着解放战争的规模越来越大，部队之间的协同作战越来越多，番号重复的问题，就变得越来越突出。
如果不及时加以解决，很可能会影响到整个战局的发展。
二是，为了加快部队的正规化建设，以便适应更为复杂的战场形式。
随着战争的进行，人民军队的规模越来越大，装备越来越好，作战能力也越来越强。
在这种情况下，部队的正规化建设，就显得尤为重要。
只有建立起一套统一、规范的组织结构和部队番号，才能更好地发挥人民军队的整体作战能力，才能适应未来更大规模、更复杂形式的战争。
基于以上两个原因，中央军委经过慎重研究，制定了《统一全军组织及部队番号的规定》和《关于各野战军番号改按序数排列的决定》这两个文件，并于1949年1月正式颁布实施。
根据这两个文件的规定，全军的野战部队，按照地域和历史沿革，被整编为四大野战军：
原西北野战军，被改编为第一野战军（简称“一野”），下辖第1兵团(兵团司令员王震)、第2兵团(兵团司令员许光达)；
原中原野战军，被改编为第二野战军（简称“二野”），下辖第3兵团(兵团司令员陈锡联)、第4兵团(兵团司令员陈赓)、第5兵团(兵团司令员杨勇)；
原华东野战军，被改编为第三野战军（简称“三野”），下辖第7兵团(兵团司令员王建安)、第8兵团(兵团司令员陈士榘)、第9兵团(兵团司令员宋时轮)、第10兵团(兵团司令员叶飞)；
原东北野战军，被改编为第四野战军（简称“四野”），下辖第12兵团(兵团司令员萧劲光)、第13兵团(兵团司令员程子华)、第14兵团(兵团司令员刘亚楼)、第15兵团(兵团司令员邓华)；
此外，华北军区野战部队第1、第2、第3兵团，依次改称第18、第19、第20兵团。不久，第18兵团(第一任兵团司令员徐向前兼任，继任兵团司令员周士第)、第19兵团(兵团司令员杨得志)，划归第一野战军指挥，第20兵团(兵团司令员杨成武)调赴天津、塘沽和秦皇岛，担负海防任务。
1949年10月20日，长沙起义的原国民党军第1兵团，改编为解放军第21兵团(兵团司令员陈明仁)，隶属第四野战军序列。
1949年12月29日，新疆起义的原国民党部队，改编为解放军第22兵团(兵团司令员陶峙岳)，隶属第一野战军序列。
1950年1月1日，绥远起义的原国民党军第9兵团，改编为解放军第23兵团(兵团司令员董其武)，隶属华北军区序列。
至此，我军的兵团单位，达到了19个。
从兵团番号的排序中可以看出，中央军委其实预留了四个兵团的番号：
二野预留了第6兵团番号，三野预留了第11兵团番号，四野预留了第16兵团、第17兵团两个番号。
不过，由于种种原因，这四个兵团，最终都没有能够正式组建。
如果这四个兵团，能够按照原计划成立，那么，有哪些战功卓著、资历深厚的名将，能够成为这些兵团的司令员呢？
我们不妨来分析一下：
首先，来看第二野战军预留的第6兵团。
在四个预留兵团中，第6兵团是最接近成立的一个。
按照刘、邓首长的最初设想，如果渡江战役受阻，或者遇到其他重大挫折，那么，就将以中原军区下属的江汉、桐柏、鄂豫三个地方军区的部队为基础，组建第6兵团。
这三个军区的部队，都是由原晋冀鲁豫野战军的老部队发展而来，战斗力较强，也比较熟悉中原地区的作战环境。
如果第6兵团成立，那么，兵团司令员的人选，几乎没有任何争议，非王宏坤莫属。
王宏坤资格非常老。
他在红军时期，担任军长的时间，比许世友、陈再道等名将都要早。
而且，他还参与了创建了晋冀鲁豫野战军的第6纵队和第10纵队，开辟了桐柏革命根据地，是一位战功卓著、经验丰富的指挥员。
在解放战争时期，王宏坤还曾一度在刘、邓首长身边担任副手，担任晋冀鲁豫野战军第二副司令员。
因此，如果第6兵团成立，由王宏坤担任司令员，是顺理成章的事情。
然而，历史没有假设。
由于渡江战役进展顺利，二野以摧枯拉朽之势，迅速解放了江西，并席卷了大西南。
在这种情况下，再组建第6兵团，已经没有太大的必要了。
于是，第6兵团的番号，最终被搁置，没有启用。
后来，中原军区下属的江汉、桐柏、鄂豫三个军区，也被撤销，合并组建了湖北军区。
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第三野战军预留的第11兵团。
第11兵团的成立条件，与第二野战军的第6兵团类似。
也是为了应对渡江战役，或者解放东南沿海地区时，可能出现的困难局面。
按照华东军区的计划，如果渡江战役不顺利，或者解放东南沿海地区的过程中，遇到了较大的挫折，那么，就将以留在山东境内的主力部队——谭希林的第32军为骨干，加上山东军区所属的5个警备旅，总兵力约9万多人，组建第11兵团。
如果第11兵团成立，暂定的兵团司令员是山东军区副司令员许世友。
许世友，是华东野战军的一员猛将，在解放战争时期，他曾担任过山东兵团司令员，长期在山东地区作战，对当地的情况非常熟悉。
因此，如果第11兵团成立，由许世友担任司令员，是最合适不过的了。
然而，与第6兵团一样，由于南线战事进展顺利，第三野战军势如破竹，迅速解放了南京、上海等重要城市，第11兵团的番号，最终也没有启用。
谭希林的第32军，后来被调归到了叶飞的第10兵团，由青岛南下福建，执行以剿匪为主的海防、警备任务。
在四大野战军中，四野的实力最为雄厚，兵力最多，装备也最好。
因此，在中央军委的最初规划中，为四野预留了两个兵团的番号，分别是第16兵团和第17兵团。
在辽沈战役中，东北野战军歼灭了国民党在东北的大部分主力部队，自身也得到了极大的发展壮大。
1948年底，东北野战军奉命入关，参加平津战役。
在平津战役中，东北野战军与华北军区的部队协同作战，歼灭和改编了国民党华北“剿总”傅作义集团的大部分兵力。
特别是傅作义部队的起义，让东北野战军的实力，得到了进一步的增强。
据统计，平津战役结束后，东北野战军（此时已改称第四野战军）的野战部队兵力，已经接近90万人。
如此庞大的兵力规模，在四大野战军中，是绝无仅有的。
因此，中央军委计划，从四野原有的四个兵团（第12、13、14、15兵团）中，抽调一部分野战军，组建第16兵团和第17兵团。
按照最初的设想，组建第16兵团和第17兵团的工作，将在1949年春季进行，预计需要3到4个月的时间。
但就在这项计划即将实施的时候，解放战争的形势，发生了重大的变化。
1949年4月，解放军发起了渡江战役。
为了确保渡江战役的顺利进行，中央军委决定，对各野战军的部署，进行调整。
当时，第二野战军和第三野战军，是渡江战役的主力部队。
但是，国民党在长江中下游地区，还部署了大量的兵力，特别是白崇禧集团，对解放军的渡江行动，构成了严重的威胁。
为了牵制白崇禧集团，支援二野和三野的渡江作战，中央军委决定，让四野提前南下，向中南地区进军。
根据这一部署，四野派出了由第40军和第43军组成的先遣兵团，于1949年4月1日前，完成了南下准备，并迅速向长江沿线开进。
四野先遣兵团的南下，有力地配合了二野和三野的渡江作战，为渡江战役的胜利，创造了有利条件。
但这也打乱了四野组建第16兵团和第17兵团的计划。
由于四野的主力部队，都投入到了紧张的南下作战中，根本没有时间和精力，再去组建新的兵团。
因此，第16兵团和第17兵团的组建工作，只得暂时搁置。
随着解放战争的进程不断加快，全国解放的胜利，已经指日可待。
在这种情况下，再组建新的兵团，已经没有太大的必要了。
因此，第16兵团和第17兵团的番号，最终也没有启用。
如果第16、17兵团能够组建，哪些名将有机会成为司令员呢？
四野四个兵团中有8位副司令员，分别是第12兵团第一副司令员陈伯钧、第二副司令员韩先楚；第13兵团第一副司令员李天佑、第二副司令员彭明治；第14兵团第一副司令员黄永胜、第二副司令员刘震；第15兵团第一副司令员洪学智、第二副司令员贺晋年。
其中，论军事指挥能力，当属韩先楚、李天佑、黄永胜、刘震、洪学智五人最强，他们都有机会转正，竞争第16兵团或者第17兵团的司令员。
当然，由于解放战争的进程太快，这四个兵团的番号最终都未启用，成为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史上的一段特殊的存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