既得利益集团对于试图力挽狂澜的改革家总是恨之入骨，极尽污蔑之能事。等到改革推行无力，又会把国家衰落的锅甩给改革家，疯狂的泼脏水。
在贾似道上台执政之初，凭借其鄂州战功和以前在经济上、军事上所取得的一些成就，朝野无不为之欢欣鼓舞，著名学者王柏献诗歌颂他“义概包宇宙，智略吞群英”“归来辅皇极，一稔舒群情”，反映了当时土大夫们对贾似道钦备态度之一斑。惯于任情褒贬人物的太学生们，也争相称其为“师相”、“元老”和“周公”。可是当贾似道着手实施一些有利于整个封建统治阶级，而不利于贵族、官僚和地主阶级眼前利益的政策时，就遭到了他们的猛烈反对，在贾似道身败名裂以后，这些政策措施就被作为他的一大罪状而载入史册。
许多回答认为贾似道确系奸臣无疑，然而贾似道虽然被列入《宋史·奸臣传》，又被后世戏剧、小说演绎为旷世大奸。但是史学界一直对此抱有争议。著名宋史大家何忠礼先生一直不遗余力地为贾似道正名，也确实逐渐扭转了贾似道的形象。
贾似道之姐贾妃虽然一度被宋理宗宠幸，但在贾似道发迹时已经去世。贾似道的父亲贾涉更是很早就被朝中奸臣打压排挤致死。所以贾似道的发迹，实出于自己的努力。他早年在名帅孟珙帐下效力，被孟珙目为奇才，指定为接班人。后来担任边帅多年，终于在1259年的鄂州之战击退忽必烈之后，得以入朝为相。
鄂州之战进行得极为艰险。由于前期鄂州城防空虚，在蒙古人的猛攻下，阳逻堡防线一开始就被攻破，城防也破损严重。然而贾似道指挥众人环城作栅，一日而成，忽必烈久攻不下，进入冬天，乏粮少药，疫病丛生，进退两难之际，忽必烈便由衷感慨道：“我手下怎么没有如贾似道这样的奇才呢？”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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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鄂州无法打开局面后，蒙军又分兵攻掠四方。贾似道、孙虎臣以精兵700从鄂州突围到黄州，阻挡蒙军出击江西以及可能的沿江而下直取临安。途中，二人与蒙古军遭遇，贾似道感叹说“死矣,惜不光明俊伟耳”。贾似道并不怕死，在乎的只是这样默默无闻的死去显得不“光明俊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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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在经过孙虎臣身先士卒的力战，以及贾似道在后边的指挥，终于击退了蒙军，成功在黄州组织防御。忽必烈无奈之下，打算撤军，但迂回到湖南的兀良合台部尚未返回，忽必烈只得派出一部兵力接应。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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贾似道虽然未能对军力庞大的忽必烈所部形成致命打击，但及时调回淮西夏贵，并派出刘整等人协同，在洞庭湖截击兀良合台。兀良合台惨败，兵力损失殆尽，几乎是仅以身免。此后，兀良合台被夺取了兵权，由自己的儿子阿术代替。③以此观之，鄂州之战，实是南宋对蒙古取得的少有大捷，不仅仅是守城胜利，更在野战中有效歼灭了数量可观的蒙古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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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后，贾似道被召入朝，诛杀了著名奸臣丁大全，但也同时杀死了自己的政敌吴潜。而后贾似道进行了著名的公田法和打算法改革。对此，学者们争议不已。宋度宗上台时，朝廷账面口数仅剩1300万，虽然宋王朝只算男口，因此加倍计算，也不过2600万口。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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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宋王朝巅峰时有6000万人口。根据蒙古灭宋后统计江南民户，则蒙古屠杀和战乱导致的人口损失实在1000万以上，即便考虑到川蜀的一部分还没被蒙古人所占领，账面户口的锐减也很惊人。赵构南渡之后，采取了纵容豪强的国策，而号称明君的宋孝宗也并未进行匡正。南宋王朝治下除了大量圈占民户的地主豪强之外，还有拥有私军的土豪，典型如同贵州的播州杨氏、思州田氏。而在湖南、江西、福建、两广也有许多小型土豪，直到明初才在朱元璋的铁腕下平定。在南宋前中期，土豪们会统计治下的户口，禀报朝廷，但实际收税时只象征性地交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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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哥侵宋导致的战乱，使得更多民户躲避兵祸而投靠土豪。土豪们亦通过支援南宋朝廷抗蒙，而索求更高的自主权，所以他们控制下的户口变得几乎完全不能统计，也不再纳税了。加上参与抗蒙作战的诸将们也借战功扩大势力，兼并土地，朝廷财政越发艰难（这也是贾似道实行打算法，清查众将账目的重要原因）。所以贾似道掌握中枢之后，改革救亡实是势在必行的事情，若不改革，灭亡更快。
下面围绕贾似道晚年的公田法改革进行讨论。
在蒙哥攻宋的鄂州之战时，就已经发生渔人苦于征敛，献船做蒙古人向导的事情。但是真正到了元朝灭宋时，虽然士人将吏投降者不计其数，但再没有发生大规模的底层百姓帮助元军的事情，反而民间抗元活动不绝于书，最后十万义民没于崖山，惨烈悲壮之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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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可见，贾似道行公田法，对于财政的改善，以及减轻底层百姓的负担，是有效的。咸淳二年（1266 年），江浙地区灾情较为严重，百姓衣食都十分困难。这时，公田法所储备的粮食，就起到了救灾的作用，避免产生大量起义军与蒙古人里应外合。想当然的观点，当然认为鲁港之战失败，贾似道倒台后，公田法既告废除。然而并非如此，实际上公田法一直实行到蒙古人攻陷临安。
某些学者，如虞云国批评公田法，认为“公田法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财政危机，反而成为社会动荡的新源头”。其关键论据是公田法实施之后，南宋朝廷仍然在加印会子，引发通货膨胀，即纸币贬值的问题并未得到解决。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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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南渡之后，土地管理混乱，财政状况极为困难。之前南宋政府之所以大量增发纸币，主要用于和籴，即使用增发的纸币购买百姓手里的粮食。由于纸币贬值几近废纸，和籴实与强征等同。至于和籴的摊派也很不合理，“权势多田之家，和籴不容以加之”，重担主要落在贫弱户和中、小地主的头上。
贾似道实行公田法，继续增发纸币，则是为了收购豪强之家的土地，亦即改变从百姓手中强征粮食，为低价从豪强之家手中征发土地。其掠夺性质虽强，但负担从贫弱户和下户，转移到富有田产的豪强之家，这就是一个进步。又按虞云国的说法，公田上佃户的租税，比起豪强之家佣耕的租税更高。这个情况确然是严重。
然而虞云国称【承佃户承受不了官田的层层盘剥，交不出高额租米，不少官田竟出现了抛荒现象】。这个不少是多少，虞云国先生又实在拿不出数据，也给不出翔实的考证，颇有张嘴就来的感觉。盖豪强之家为了留住佃农，往往会降低佃户的税米，以取得佃户的爱戴。自耕农由于租税繁重，便乐于出卖土地，投身豪强成为佃户，于是自耕农更少，国家财政更加困难，剩余的自耕农所承受的赋役就更加严重，形成一个恶性循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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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贾似道之营公田，与曹操之行屯田，明代施卫所，有相似之处。首先是要在蒙古侵逼，军费浩繁的局面下，为国家续一线之命，解决财政问题。则对于公田雇耕户加重剥削是免不了的。然而这样的做法，却减少了对底层百姓压迫最繁重的和籴，是以南宋虽然灭亡，但毕竟是全民抗战，轰轰烈烈地亡于国力远胜于自己的蒙古，而不是被内部的义军和蒙古里应外合所剿灭。
虞云国声称公田法【没有对大官僚、大地主起到多大的抑制作用】。然而“为政不难，不得罪於巨室”，在贾似道上台执政之初，凭借其鄂州战功和以前在经济上、军事上所取得的一些成就，朝野无不为之欢欣鼓舞，著名学者王柏献诗歌颂他“义概包宇宙，智略吞群英”“归来辅皇极，一稔舒群情”，反映了当时土大夫们对贾似道钦备态度之一斑。惯于任情褒贬人物的太学生们，也争相称其为“师相”、“元老”和“周公”。可是当贾似道着手实施一些有利于整个封建统治阶级，而不利于贵族、官僚和地主阶级眼前利益的政策时，就遭到了他们的猛烈反对，在贾似道身败名裂以后，这些政策措施就被作为他的一大罪状而载入史册。
南宋最终还是灭亡于经济破产，但那是因为忽必烈对北方完成了部分汉化改革的整合，北方人口也不断恢复，造成的国力碾压，贾似道在其时代局限下，已经尽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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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贾似道生活奢靡、结党、排除异己（虽然奢靡程度亦遭到极大夸张，如有记载声称贾似道的豪宅范围从葛岭山上一直延展至西湖边，来显示贾似道的奢侈；但仔细一看地图，原来葛岭本来就在西湖边上），党羽亦多有并不清正之人，这是事实。然而明代大改革家张居正又何尝不是如此？而张居正死后亦遭到报复，家业被抄，妻子儿女受到迫害，甚至差点被鞭尸，与贾似道的遭遇何其相似呢？
①《元史·廉希宪传》：希宪曰：昔攻鄂时，贾似道作木栅环城，一夕而成，陛下顾扈从诸臣曰'吾安得如似道者用之'。②《元史·兀良合台传》： 时世祖已渡江驻鄂州,遣也里蒙古领兵二千人来援,且加劳问。③《新元史·夏贵传》：景定元年，兀良合台自黄州新生洲济师北归，贵进兵潍源，获战船三百余艘。又战于黄石港，获马三百余匹。遂复寿昌。军进至黄州团峰，去白鹿矶二十余里，时毡帐布南北两岸，贵以舟师阵白鹿矶浮桥下，登北岸陆战，夺还所俘老弱三千余。或谮贵不战于南岸，贵贻书贾似道曰：“敌辎重尽在北岸，攻其所必救，以速其走耳。不出三日，江面可以肃清。”于是夜率诸军，攻断浮桥，杀殿卒七百余人，明日江南无一骑，遂以大捷闻。④《宋史·度宗纪》：是岁，两浙、江东西、湖南北、广东西、福建、成都、京西、潼川、夔、利路户五百六十九万六千九百八十九，口一千三百二万六千五百三十二。大理寺奏大辟三十三人。⑤虞云国《细说宋朝》：公田法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财政危机，反而成为社会动荡的新源头。首先，名为回买，实为强夺，加深社会危机。当时浙西上等良田的地价是每亩四百贯，初行公田时，规定对租额每亩一石的良田给以二百贯补偿，已经只是市价的一半。但在实际执行中往往仅给四十贯，还都是无人购买的度牒、告身和形同废纸的会子。所以，实际上，公田法就是以变相的行政手段强行改变土地所有权，当时人怒斥之为“白没”（即平白无故的抄家籍没的意思）。因而公田法遭到朝野持久而殊死的反对，也就完全不足为奇。其次，官吏舞弊，回买不公，激化社会矛盾。回买公田的田产标准之所以一再降低，最后甚至跌到百亩，关键就是大官僚、大地主勾结主事官吏，隐瞒实际田产，造成回买不足。而对于无权无势的普通民户，主管官吏故意夸大计算其田亩数，强迫他们增加回买数，造成有些民户倾家荡产也无田可卖。而督卖者峻急刻薄，不择手段，甚至滥施肉刑，迫使有些走投无路的民户自杀了事。再次，官田收租，头会箕敛，引发阶级冲突。在公田回买过程中，少地或无地农民虽然牵连较少，但在后来的官田经营中，他们也深受公田法之害。主事官吏为了邀功受赏，或是多报回买的田数，或是高报公田的等级。等到官田实际经营时，这些上下其手所造成的账面缺额，就只能由租赁承佃的农民来补足。问题还不止于此，公田法推行之初，规定原租额一石的公田，作为政策优惠，现租只收八斗，但实际执行中，却不论原额多寡与土质肥瘠，甚至原来只能年收三四斗的公田，也都一律收八斗。公田法虽明令禁止多收斛面，但实际收租时，仍以大斗征收，一斗收到一斗三升视为惯例，丹阳县甚至高到一斗六升。原来纳租只须纳糙米，公田经营中却强令承佃农户改纳舂白米，每石附加折糙粮一斗八升。承佃户承受不了官田的层层盘剥，交不出高额租米，不少官田竟出现了抛荒现象。最后，加印会子，回买公田，加剧通货膨胀。回买公田的经费，绝大部分是当时加印的会子，这完全是无本的买卖。而会子本来就贬值的“粪土不入”，如今每天再加进十五万贯投入市场流通，物价飞涨，纸币贬值，是必不可免的。贾似道党羽吹嘘公田法“可平物价”，既违背经济规律，也不符客观事实。事实是景定公田实施不久，就引发了新一轮来势凶猛的会子危机，迫使贾似道在景定四年十月废除会子，改用金银关子，把财政危机转嫁到广大人民头上。对此，《会子危机》里已有细说。后来个别学者似对公田法大有好感，不仅认为有抑制兼并的积极作用，甚至以为包含了某种社会主义的倾向，因为它以赎买的形式剥夺了部分大土地所有者的土地，让无地少地的佃户耕者有其田。但正如明代李贽所说：“若真买大户逾限之田，似无不可。”而公田法一开始以品官与大土地所有者为对象，很快就放低回买标准，把剥夺的对象主要转向了中小地主阶级和部分上层农民。抑制兼并既不是公田法的初衷所在，从最后效果看，也没有对大官僚、大地主起到多大的抑制作用。⑥胡祗遹《紫山大全集·效忠堂记》：压宋都，受宋太后、少帝降表，得府三十二、州百廿三、郡三十四、县六百九十八、兵卒百万、户千一百七十四万六千，资粮货宝不可胜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