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事变”发生之际，国内外的局势暗流涌动，亲日派的汪精卫四处奔走，欲置蒋介石于死地，配合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

代表英美帝国主义利益的宋子文，则希望维护蒋介石的统治地位，只有中国共产党一心想要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在中国共产党的努力下，西安事变得以和平解决，这不仅促成了国共两党合作抗日，还使得中国共产党的建设得到进一步发展……

1935年10月，中央红军顺利抵达陕北，尽管全军上下的士气非常高涨，但是所有人都深知革命事业还远远没有结束。

历经两万五千里的长征，红军早已人困马乏，时值冬季来临，红军却面临缺衣少粮的困境，党中央一直在想方设法地筹备物资。

随着红军取得直罗镇战役的胜利，党中央基本在陕北站稳了脚跟，接下来的半年时间里，红军开始致力于筹备抗日工作。

党中央先是建立了西路军，并以徐向前为帅，试图打通河西走廊，建立西北地区与苏联的联系，以获得苏联的援助。

然而，西北的马家军颇具实力，寡不敌众的西路军损失惨重，徐向前对这次西征感到痛心疾首，可陕北的形势更加严峻。

自从解决了两广事变，蒋介石的后方开始趋于稳定，于是又将“围剿”红军提上了日程，并提出了“攘外必先安内”的主张。

而西路军的折戟，让陕北的防御力量的再度减弱，这给了蒋介石可趁之机，蒋介石已经调派东北军和西北军聚集到西安。

就在红军西路军残余部队与马家军缠斗之际，蒋介石给张学良和杨虎城下达了进一步“围剿”陕北红军的指示。

对于蒋介石的命令，张学良和杨虎城的执行意愿并不高，只是象征性地发起了进攻，均被红军不费吹灰之力地击退。

实际上，张学良和杨虎城早就与红军建立了联系，两人都倾向于中共中央的联合抗战政策，因而才消极执行蒋介石的命令。

作为西安事变的核心人物，张学良主导的这场“兵谏”，不仅促使抗日统一战线形成，还改变了中国革命的走向。

可身为国民党旗下的高级将领，张学良最初对待共产党的态度并不友善，甚至还一度非常支持蒋介石的“围剿”行动。

张学良率领东北军改旗易帜之初，十分拥护蒋介石，在对待日本侵略中国东北的问题上，张学良就听从了蒋介石的指示。

1934年时，蒋介石指派张学良前往鄂豫皖地区，出任了“剿共副司令”一职，积极参与到国民党军队的“围剿”行动中。

彼时的张学良刚从国外归来，对于国内的形势似乎还不尽了解，走马上任时，张学良还表示救国的前提是拥护蒋委员长。

毫不夸张地说，中央红军被迫踏上长征之路，张学良也是始作俑者之一，直到民族危机加重，张学良才认识到了自己的错误。

眼看日军全面侵华态度越来越明显，张学良深知内战只会消耗中国的抗日力量，给日本侵略者奴役中国的机会。

华北事变结束以后，张学良接到了前往西安，“围剿”陕北红军的指示，张学良虽然不情愿，却也只能执行蒋介石的命令。

张学良认为红军经过长征，实力必定非常虚弱，“围剿”行动完全可以在三个月内结束，可张学良低估了红军的斗志。

双方交战不久，红军就将东北军打得仓皇逃窜，还俘虏了一大批东北军将士，张学良没有想到红军的战斗力如此强悍。

部分被俘东北军军官接受改造后，回到了东北军中，并开始劝诫张学良，张学良就此与中共中央建立了秘密联系。

不过，尽管张学良同意共产党的联合抗日主张，但是仍将共产党视为不合法的政党，只承认蒋介石的领袖地位。

在与中共中央联络负责人李克农交谈时，张学良还在询问共产党为什么不能归顺蒋介石，李克农却称共产党不会投降。

东北军“剿共”失败后不久，张学良奉命来到南京参加国民党五大，期间受尽了嘲讽，不得不改变了最初的想法。

国民党五大刚一结束，张学良就灰溜溜地来到上海，开始秘密接见共产党人和民主人士，试图寻求新的救国之策。

等到张学良返回西安，立即与中共中央取得了联系，周总理代表党中央表了态，愿意与东北军将士联合抗日。

到红军主力部队会师前，张学良心中已经酝酿了“反蒋”计划，只是碍于没有合适的时机，可蒋介石却对此浑然不知。

面对张学良消极“围剿”红军的态度，蒋介石决定亲自前往西安督战，并准备更换张学良的职务，将张学良调往南方。

令蒋介石没有想到的是，张学良联合杨虎城先发制人，将蒋介石扣押下来，逼迫蒋介石同意停止内战、联合抗日的政策。

被下属“兵谏”的蒋介石十分狼狈，连续绝食了两天表示抗议，情绪一度低落到了极点，直到见到宋美龄才有所好转。

而西安事变发生之初，张学良就派人联系了周总理，希望共产党能够参与解决此事，周总理再次提出了我党的政策。

蒋介石身在屋檐下，不得不向全国人民的主张低头，同意与共产党合作抗战，张学良为抗日统一战线的建立作出了巨大贡献。

由于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党中央和红军得以在贫瘠的陕北扎根发展，不必再因为国民党军队的“围剿”而转移。

晚年的徐向前曾谈及西安事变，称西安事变发生之前，党中央已经做好了新长征的准备，决定在不得已的情况下进一步转移。

当年的中央红军之所以被迫长征，就是因为在江西苏区缺乏准备，一直处于被动的局面，才酿成了反“围剿”失败的局面。

陕北地区毕竟资源匮乏，红军部队不仅难以发展壮大，更无法应对国民党军队的大规模“围剿”，解放战争初期就印证这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