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清明，一直都是古代皇帝们所追求的目标，但凡正常的统治者，都希望自己部下的官员都是两袖清风的廉洁模范，能够一心为民，大公无私。

但奈何人皆有私欲，想要一个所有官员都完全清廉，全都去舍己为人、廉洁奉公的话，那终归也只是一个遥不可及的理想。在古代，很多的皇帝都一直在采取各种方法去达成这个理想，希望这中华大地在自己的统治下，能够海晏河清，自己也能留下一个“明君”的美名。

在历史上，就有这么两位皇帝，他们对付贪官的手段，当真令人思来称奇。

贪污“零容忍”

话说自从朱元璋建立了大明王朝之后，这位洪武皇帝便非常重视吏治的建设。

因为在朱元璋的眼里，元朝就是亡于吏治不严，元朝朝廷对于下面官员管控的实在太松了，以至于一些基层官员们便倚仗着自己手中的权力作威作福、鱼肉百姓，最终官逼民反，灭亡了元朝。

并且朱元璋自己是实实在在受过元朝吏治之“罪”的，他的父母就是在元朝时被活活饿死的，在他看来，自己父母的死虽然是被活活饿死的，追究到最终这也还只是一场“人祸”。

如果元朝没有那么多苛捐杂税，如果那些征粮的官员们不逼得那么紧，自己父母可能根本就不会死。

所以朱元璋对于吏治的清廉尤为看重，对于那些贪官污吏们，做到了“零容忍”，受贿一贯以下杖70；受贿80贯以上，无论官职大小一律绞死。

如果有那些随自己起兵造反的元老功臣，肆无忌惮目无王法的，那么自己便会亲自出手收拾他们。

朱元璋还经常对贪官污吏们“以情用罪”，也就是说凭借自己的“愤怒值”来确定这个贪官该有多惨，而不是根据法律的规定来对贪官们进行惩罚，以至于犯在朱元璋手里的贪官们，大都会被断指抽筋。

甚至朱元璋的愤怒值到达极点时，还会实施剥皮惩罚。剥皮后以皮为囊，装上灰草，场面不忍直视。

但即使如此，在朱元璋统治时期，官员贪墨现象依然层出不穷。

“空印”潜规则

洪武八年，朱元璋在清查户部和各地的对比账目时，竟然发现了有一些盖着各地府县大印的账本儿，但翻看一瞧，里面一个字都没有。不由心生疑惑，便下令官员彻查此事。

每年中央都要检查地方的账本，如果发现了与户部那里存留的账本有出入，那就请前来京城汇报情况的官员拿着账本，回到原地查清楚了，再来汇报。中央和地方账目的误差甚至不能超过一文钱、一升米。

朱元璋时期，大明朝廷的首都是南京，各地官员们汇报情况都要到南京来汇报。

比较近的地方还好说，但云贵、四川等偏远地区来一趟南京，恐怕就要三五个月，再有什么差错，难道真的要拿着账本再跑回去吗？那这一年基本啥活儿都不用干了，光在路上折腾就够了。

并且这种差错出现的概率，还是非常大的，因为在当时交的税款大多都是粮食，等实物，从四川运一千斤粮食到南京，由于路上的消耗以及水分的蒸发等不可抗力因素，最终只剩下八百斤，那也是很正常的事情，总不可能因为这些正常的消耗，就要官员们再来回地跑一趟吧。

于是便有了这样的一种情况，官员们拿着已经盖好地方大印的空白账本，跑到南京，到了南京后，再根据实际情况填写好账本交给到户部，这样的做法在元朝时期便已经流行开来，几乎算是一种潜规则，属于大家都知道的小秘密，也没有见谁说过不行。

这件事情被朱元璋发现之后，朱元璋暴怒，这空白账本流传出去，那岂不就会成了别有用心之人贪污的利器了吗？并且这样的做法难道不是在欺君吗？

朱元璋当即下令，各地掌印官员，凡是这么做的一律斩立决，副掌印官，杖责一百、充军边境，一时之间牵连数万人，这便是“空印案”。

然而朱元璋这样的惩罚，对于这些官员们来说无疑是有点冤，本来就是想图个方便，怎么就连小命都搭上了呢？

受此案牵连的官员郑士元的弟弟、浙江名士郑士利上书朱元璋，准备和朱元璋讲讲道理。

郑士利从空印案中官员们贪污的可能性，以及培养这些官员们的不容易，到这些官员们此举情有可原，再到法律的规定，一条一项罗列的清清楚楚，条理分明。

但是这一上书，在朱元璋眼里却是狗屁不通，和朱元璋讲道理？对朱元璋来说，我不要你以为，我要我以为。

于是朱元璋把郑士利的上书一撕，将郑士利下狱。郑士利闻言，只是无奈地笑了笑：“看来我读了这么多书，也不知道有用没用啊，能为国家谏言，我死不足惜。”

“借汝一物？”

如果说空印案，还有一些官员是属于莫名其妙背黑锅的话，那么另一大案“郭桓案”则是谁也洗不了的事情了。

洪武十八年，朱元璋下令彻查户部侍郎郭桓，是否有贪污之举？

不久之后，御史余敏、丁廷等人果然前来告发，郭桓私吞税赋秋粮，并且强行推出了很多朝廷根本没有收缴的赋税名目，而这些多收上来的钱粮，则都进了郭桓的口袋之中。

朱元璋闻言盛怒，下令审刑司吴庸为主审官员，将此案一查到底，一时之间全国上下竟然查出十二个省布政司（要知道，当时明朝只有十三省布政司）与郭桓有关联，算到最后，郭桓等人竟然私吞了2400多万石粮食，相当于1000万人一年的口粮。

这么说可能还不够直观，如果按照如今一斤米3元算的话，大约相当于70亿元。要知道那还是在人口相对稀少，生产力还不算发达的明代。

朱元璋看到这个数目，也是顿感触目惊心，于是便下令追查赃款赃粮。

但这些粮食，早就被郭桓等人贱卖给了各地的商人中饱私囊、挥霍一空了，哪里还能拿得出来粮食给朱元璋交差呢。

洪武大帝可不管那么多，你卖给哪个商人了，那就去找他，让他把粮食交出来，还是无偿上交，因为这些都是脏物，不追究你个销赃的罪名就算很好了，竟然还想要补偿。

但这样一来，举国上下的震动就更大了，很多民间的富商们接连“慷慨解囊”，纷纷破产，甚至有的家破人亡，各个行业迅速凋敝了下来。

动静闹到朱元璋那里，此时的朱元璋也意识到了问题，这些东西丢了是小，但这场民怨如果不尽快平息的话，那么很有可能造成民变。

于是朱元璋效仿曹操的做法，笑眯眯地看着主审官吴庸：

“借汝一物，以安军心。”

很快，吴庸被斩首，朱元璋用他的人头，平息了这场隐藏的动乱，但是此案之中，被杀的官员也是牵连甚广，根据一些史料的记载，仅仅是“空印案”和“郭桓案”这两个案子，被杀的官员便有七八万人之多。

到了后来，朱元璋将自己审查这些贪官污吏犯案之事，编写成了一部《

大诰》

，以此来警醒自己的后人们，对待贪污绝不能手软，一定要以铁血手段，将他们连根拔起。

而且朱元璋在当时为了减少开支，还想出了一个非常天才的办法，那就是印纸币，他发明了一种名为“宝钞”的纸币，大规模的印发，最终导致通货膨胀。

而在清朝，一位皇帝反贪污的做法，却是值得让人思索，那便是雍正皇帝。

别贪了，我给

雍正皇帝对于吏治也是非常看重，着重解决的便是贪官污吏的问题，和朱元璋一样堪称“反贪先锋”，但是他却并不是用铁血手段镇压。

雍正为反贪专门出台了两个制度，那便是“火耗归公”和“养廉银”。

火耗归公，火耗又称耗羡，粮食等税收收上来了，要送往京城一部分，在运输过程中由于人吃马嚼、雀食鼠盗等等因素，很有可能会损耗一部分，这一部分就被称为耗羡、火耗。

但是损失了，可不能让国家来承担，所以官员们在收税时便会多收一些，弥补损失，这种便是“耗羡归民”。

在汉朝时期便有了相关的制度，一石粮食有两斗的耗羡，这两斗耗羡便会摊在百姓头上，也就是说税是一石的税。

但是收的时候要收一石两斗，到了后来，耗羡则是根据各地情况自行决定，这便给了很多官员们贪污的机会——我们这里老鼠多，吃的耗羡就多，收百姓的税自然也就多。

然而雍正却直接宣布“火耗归公”，该收多少就收多少，不用再多加了，一时之间地方官员们便没有了理由，去向百姓们多加税收。

不仅如此，雍正还制定了一个“养廉银”制度。

既然有的官员们生活确实困难，那么我就给你更多的钱，贪官们冒着抄家革职甚至掉脑袋的风险去贪污，不就是为了钱吗？

现在朝廷给你，你正大光明地从皇帝这里拿，总比贪污要好吧，这笔银子便是“养廉银”，而且越是穷的地方，养廉银给得越多。

甘肃总督，“年薪”150两银子，养廉银却达到了2万两，台湾巡抚，年薪150多了两，养廉银也有1万两。

可以说，雍正针对贪污设立了一种制度，让官员们“不能贪、不想贪”，所以在雍正时期，我们耳熟能详的一些大案，本质基本都和贪污没什么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