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铸在部队中多年，一直到1966年11月后，才不再兼任部队的高级领导职务。然而，在1955年的授衔中，陶铸却没有被授予军衔。
那么，到底发生了什么事，让时任广州军区政委的陶铸，没有获得军衔呢？
1955年2月8日，经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委会第六次会议通过、毛主席批准，公布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官服役条例》。至此，具有中国特色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军衔制诞生。
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官服役条例》中规定，军官军衔分为4等14级：第一等为元帅，下分两个级别：中华人民共和国大元帅、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至此，“中华人民共和国大元帅”军衔，以立法的形式被确定了下来。
元帅以下为将官：大将、上将、中将、少将；校官：大校、上校、中校、少校；尉官：大尉、上尉、中尉、少尉。
8月11日，国防部长彭德怀和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罗荣桓签发了《关于军士和兵评定军衔的指示》，全军评定军衔的工作，正式展开。与此同时，各级军衔的服装也开始设计、制作。
然而，由于毛主席的坚持，大元帅军衔从来都没有使用过，而那套为毛主席定制的大元帅服也被陈列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中，大元帅肩章则一直摆放在三五二二工厂的陈列室内。
那时候，毛主席对于将军们的服装也很感兴趣。得知已经设计出了一些军服，毛主席便兴高采烈地带人来到中南海勤政殿，审定军服的式样。
在毛主席来到勤政殿的时候，周恩来总理、朱德、刘少奇、彭德怀、邓小平、贺龙、聂荣臻、徐向前、罗荣桓、叶剑英等人已经在这里了。于是，毛主席对他们说：“我请来了几位美术家，也听听他们的意见。”
随后，毛主席和众人一起走进军服陈列厅。
在新式军服展柜前，彭德怀说：“样子嘛，是见过的了，今天就是要看看穿起来怎么样，有没有一点威武之师的气派！”
接着，有人说：“这肩章倒是挺漂亮的，但是戴上它就不好参加劳动了，一挑担子，一背筐不就压坏了。”
听了那位领导的话，贺龙说：“你就不能脱下军服再劳动吗？”贺龙的话刚说完，大家都哈哈大笑了起来。
随后，在军衔办公室负责人李平的引领下，毛主席等人来到了身穿大元帅服的模特前。
看到毛主席打量着身穿大元帅服的模特，李平主动介绍说：“主席，这是大元帅服。”
然而，毛主席却幽默地说：“大元帅？你靠边站吧！”
之后，毛主席回过头，又指着其它新式军服问他带来的那些来当参谋的美术专家，问他们以美术家的眼光看，这军服式样怎么样？于是，那些美术家便纷纷发表了自己的意见。
听罢，毛主席说：“要从节约的原则出发，样式好看、统一、正规，又要节约。”
在审定了军衔制的新式服装后，毛主席和周恩来总理等人又听取了彭德怀、罗荣桓、宋任穷和赖传珠关于授衔授勋工作情况的汇报。
听完后，毛主席说：“你们搞评衔，是很大的工作，也是很不好搞的工作。我这个大元帅就不要了，让我穿上大元帅制服，多不舒服啊！到群众中去讲话、活动，多不方便啊！依我看呀，现在地方工作的，都不要评军衔为好！”
紧接着，毛主席又指着周恩来总理、刘少奇、邓小平说：“总理和少奇同志，你们在部队搞过，也是元帅。”
看到毛主席不要大元帅军衔，刘少奇也说：“不要评了。”
随后，周恩来总理和邓小平也都说不要评了。此外，几位过去长期在军队担任领导职务，后来到地方工作的邓子恢、张鼎丞等人也表示不要评军衔了。
就这样，部队的评衔的工作也在变化中紧张地进行着。一天，广东省省长兼中共广东省委书记、广州军区政委陶铸，突然接到了一个电话。
这个电话是毛主席打来的。在电话里，毛主席对陶铸说：“陶铸啊，有一件事情私下征求你的意见，你要保密。”
听了毛主席的话，陶铸知道毛主席一定会说一些十分重要的事情，便回答说：“好的，您下指示吧。”
毛主席说：“中央准备参照苏联的方式，为一些开国将领授衔。我们分析了一下，自长征以来，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乃至正在进行的抗美援朝战争中，各路野战军表现优秀的将领不少，我想各方兼顾，但是名额有限。所以，我们打算在小范围内先征求部分将领的意见，以便作出恰当的决定。”
听了毛主席的话，陶铸说：“哦，那么已经征求意见的人怎么说呢？”
毛主席说：“少奇、恩来、小平、尚昆、震林、子恢等同志，已明确表态不参加授衔了。”
紧接着，毛主席又对陶铸说：“你是四野的政治部副主任，按照你的履历和在福建、东北、广西各个时期的表现和贡献，应该可以授个上将的，你自己的意见呢？”
在陶铸的心里，一贯是以服从党的安排为他的行为准则的，他从来都不会主动向党开口要什么功勋。
每当陶铸开口的时候，大都是要求多做一些工作，或者推掉一些待遇。就像他在散文《松树的风格》中说的那样：“取于人的甚少，给予人的甚多。”
要不然，他也不会在1954年私自把夫人曾志的名字从人大代表的名单上勾掉。事实上，陶铸并非不尊重曾志，而是觉得曾志是自家人，他家应该多让出一些来给别人。
那时候，国家正在筹备第一届人大，陶铸看到广州市委推荐的人大代表名单上有曾志的名字，便在没有通过曾志的情况下，顺手将曾志的名字勾掉，并换上了另外一位女同志的名字。
然而，陶铸毕竟不是曾志，他虽然知道曾志把工作看得很重，但没想到曾志会看的如此重，甚至为此非常生气。
那天，在见到陶铸的时候，曾志大声责问道：“你这是毫无原则，我是组织上推荐的，你为什么否定了我的代表资格，我想不通！我有意见！”
陶铸虽然脾气不好，但在这件事情上确实做得有些不对，便看着夫人曾志，一直陪着笑。
在受了委屈后，曾志越想越难受，便给他的兄长毛主席写了一封信，表达了自己的心情，心里才算舒服了一些。
1955年2月，曾志来到北京。此时的曾志，早已对陶铸在人大代表的名单上勾掉她的事情没有了气，因此也就没有向毛主席提到那件事。
见到曾志的时候，毛主席非常高兴。那时候，毛主席正在学习英文，也想让曾志有所提高，便问她：“你学过英文吗？”
曾志如实回答道：“我在小学学过一点儿，我们的校长是美国人，教师和校长都用英文讲话。这么多年了，早已忘得干干净净。”
听了曾志的话，毛主席认真地说：“英文将来是世界语言，要学一点儿，会有用处的。”曾志为难地说：“我都46岁了，脑子记不住了。”
看到曾志以年龄为借口不愿意学习英文，毛主席说：“我都62岁了，还请了一位英文教员，每星期给我上几小时的英文课，都已经学了2年了，你才40多岁就不能学了？”
听到毛主席以兄长的口吻劝她学习英文，曾志的内心感到有些惭愧。感觉到面前的毛主席依然是她在井冈山时的那个积极向上的年轻人。
那时候，曾志与毛主席相识不久，她的丈夫叫做蔡协民。但因为曾志是他的湖南老乡，还是他的夫人贺子珍的好姐妹，毛主席便将曾志当做了自己的小妹，经常和她开玩笑。
1929年6月，毛主席和怀着身孕的夫人贺子珍来到苏家坡养病，曾志和蔡协民就住在他们房间的对面，窗户对着窗户。
那时候，毛主席出去办事后，贺子珍便打开窗户，向曾志的屋子里大喊：“昭学，过来吧。”
于是，曾志便会将窗户推开，答应一声，然后快速来到贺子珍的屋子里，与她在一起聊天。一次，在她们聊天的时候，毛主席正好回来。
发现曾志在他家里，毛主席便开玩笑说：“曾志啊，你老在我家里，协民不会酸溜溜的吧？”曾志则笑着说：“他才不会在意呢！”
除了常规的玩笑外，毛主席还会和曾志会开一些特殊的玩笑。有一次，毛主席当着贺子珍的面，对曾志说：“曾志呀，子珍说你很漂亮，我很喜欢你，你说是这样吗？”
听到毛主席开这样的玩笑，曾志红着脸，瞪着眼睛，张了张嘴，但却没有发出声音。看得出来，曾志的心里是害羞的。
看着曾志红着的脸，贺子珍笑着解围说：“我是说过嘛，爱美之心人皆有之，润之说你漂亮没有错呀。”
不久后，在组织的安排下，蔡协民转到福建参加地方工作，曾志也告别了毛主席和贺子珍，跟随丈夫前往了福建。
1930年，在省委书记罗明的介绍下，曾志和丈夫蔡协民见到了同是湖南人的陶铸。
对陶铸的第一印象，曾志觉得他“虽然不算英俊，但是穿着得体，举止不凡，英气逼人”。
在陶铸的想象里，曾志“应该是一个很泼辣的妇女，没想到眼前的曾志令他大吃一惊。想象中风风火火的女性，竟然是一肩长长的秀发，白净漂亮的姑娘”。
那时候，曾志怎么也不会想到自己会和陶铸走到一起。
1932年，福州市中心市委书记陶铸来到漳州向毛主席汇报工作。这也是陶铸和毛主席的第一次见面。
在这次见面中，陶铸就是为了开展革命工作的需要，来向毛主席索要物资的。他说：“闽东是山区、土匪分散，敌人力量薄弱，农民斗争有一定基础。我们决定把工作重点放在农村，而重点的重点是发动农民抗捐税，开展武装斗争。”
听了陶铸的话，毛主席觉得他说到了点子上，便笑着说：“好，对头！”
看到毛主席赞同自己的观点，陶铸趁机说：“现在，我们主要是缺乏枪支，希望红军能援助我们地方两个连的枪支，闽东根据地就可早日建成。”
想到红军的物资也很紧张，毛主席解释说：“我们虽然是打了胜仗缴获了物资，但是这根本不够红一方面军用的，现在整个红一方面军有一半的人都没有枪，都是扛着大刀上战场。吃的方面就更别说了，战士们都是炒米泡水吃，就这样还要时常饿肚子，哪里来的物资分给你们？”
这时，陶铸带着特别的语气，说：“你们光想着找地方要钱要粮，就不想想怎么帮助地方建设根据地。我们要枪，你们有困难，你们要钱要粮，我们就没有困难？”
虽然陶铸这样说，但毛主席并没有生气，还是给他耐心地做了解释。最终，陶铸才放弃了继续要物资的打算，带着不悦的心情离开了。
陶铸与毛主席的第一次见面就这样“不欢而散”，然而，毛主席却并没因此而怪罪陶铸，反而对陶铸十分喜欢。
1934年5月，蔡协民被叛徒出卖牺牲，曾志心里十分痛苦，但仍然坚持工作。后来，为了工作方便，曾志和陶铸以夫妻名义一起开展革命工作。
在工作中，陶铸对曾志十分照顾，随着感情加深，两人最终结为夫妻。
1939年12月，曾志几经辗转前往延安。1940年，陶铸也被吊回延安工作，先后担任了中共中央军委秘书长、总政治部秘书长兼宣传部部长。
有了曾志的这层关系，毛主席对陶铸原本的好印象也更好了。
抗日战争胜利后，曾志和陶铸一起前往东北工作。期间，曾志先后担任了沈阳市委委员、铁西区委书记、辽吉省委委员、辽吉一地委副书记、五地委副书记、沈阳市委常委、职工部部长、沈阳市工会、妇联筹备处主任。
1949年建国后，陶铸先后担任了中共中央华南分局代理书记、华南军区第二政委、广东省人民政府副主席、中共广西省委代理书记，中共中央华南分局代理书记、华南军区第二政委、广东省人民政府副主席。此后，陶铸的工作也基本上稳定了下来。
这时，想到以往聚少离多的日子，曾志便向组织提出申请，希望调到广东工作，和陶铸在一起团聚。
1952年，曾志的请求获得批准，前往广东担任了中南工业部副部长兼广州电业局党委书记。
后来，由于工作出色，曾志凭借自己的能力，获得了广州市人大代表的资格。然而，陶铸却觉得应该把曾志的这个名额让给其他人。这便是陶铸没有经过曾志的同意，便将她的名字从人大代表的名单中勾掉的事情。
在收到曾志写来的信后，毛主席也不好说什么。毕竟，在毛主席看来，曾志的这件事情虽然是公事，但也夹杂着私事。此外，毛主席也对陶铸那种无私的品格十分欣赏。
1955年9月17日，国务院第18次会议通过决议，决定从1955年10月1日起，解放军开始佩戴军衔肩章、军兵种和勤务符号，并按照国家规定的新的服装制式着装。
9月27日，根据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的授予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军衔和授予一批中国人民解放军大将、上将、中将、少将军衔的决议，首先在中南海怀仁堂举行了元帅的授衔典礼。
在典礼上，毛主席颁发了命令状，授予朱德、彭德怀、林彪、刘伯承、贺龙、陈毅、罗荣桓、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10人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军衔。
当天，国务院隆重举行授予将官军衔的典礼仪式，周恩来总理发布命令，授予粟裕、黄克诚、谭政、萧劲光、王树声、陈赓、罗瑞卿、许光达、张云逸、徐海东等10人大将军衔。
在解放军实行军衔制之前，想到此时的陶铸已经把工作重心转移到了地方工作上，毛主席特意给时任广州区军第一政委的陶铸打了电话，询问了他本人的意见。
就像毛主席在电话里说的那样，按照陶铸的资历和对革命做出的功绩，他是“应该可以授个上将的”。
在听到毛主席询问自己的意见时，陶铸再次发挥了他不争功利的高尚品格，笑着说：“主席啊，总理和小平同志都不参加了，我又怎么好意思参加呢？以前的那些战绩算不了什么，我现在的工作目标是把广东搞上去，不然就算您授我一个上将，我也脸上无光啊！”
听到陶铸这样说，毛主席也表达了对陶铸工作上的支持，对他说：“你干劲足，功名观念淡薄，这点跟小平相似。好的，那就这样决定了，你不要外传，先集中精力把广东抓好，尤其是工业。如果有什么困难，直接找林彪和我。”
对于毛主席的支持，陶铸非常感动，说：“嗯。谢谢主席。”
就这样，陶铸虽然还担任着广州军区政委，但却因为他的工作重心已经转移到了地方上，而没有给他是授衔。不然，陶铸最起码也是一个上将。
1960年起，陶铸先后担任了中共中央中南局第一书记兼广东省委第一书记，广州军区第一政委、广东省军区第一政委
1966年11月，陶铸卸任了广州军区第一政委的职务，这一职务由韦国清上将接任。
直到此时，陶铸才彻底离开了部队的领导岗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