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4年6月，南昌机场突然黑烟滚滚，很快，火借风势，将机场烧成一片火海。很快，蒋介石从意大利购买的十几架霞飞式轰炸机，以及机场内的油库和弹药库，便化为了灰烬。
对此，蒋介石非常愤怒，立即派出他的心腹重臣邓文仪，前往南昌调查……
在邓文仪到达南昌后，作为南昌机场的最高负责人，航空署署长徐培根也没有百般抵赖，而是拿出了八万元钱，交给邓文仪。
看着徐培根拿出来的8万元钱，邓文仪便知道，这件事肯定与徐培根脱不了干系。
果然，没等邓文仪讯问，徐培根便对他说：“飞机场的失火事件确是我有意纵火的。”
虽然邓文仪知道在这件事中，徐培根是有责任的，但没有想到是这么个责任。因此，在听了徐培根的话后，邓文仪还是吃了一惊，开始思考徐培根拿出来的这些钱是不是拿着烫手。
看到邓文仪没有说话，徐培根又说：“我单对你说真话，我挪用公款去交易所，本想赚一些钱，不料一次次蚀本，累积到二、三百万元，无法弥补，所以只好放火，把挪用的款子作汽油、飞机机件、机场设施等报销。造假报销的钱，除了送交易所和我用去之外，只剩下了这8万元。”
直到此时，邓文仪才知道，徐培根这么一个国民党政府的高级官员，居然想要靠炒股发财。
让邓文仪感觉到更加不解的是，徐培根此人根本就没有炒股的本事，却还要一次次地将本钱放到交易所，让资本家套走。想到这些，邓文仪便对徐培根产生了鄙视之意。
不过，徐培根在交易所炒股也算不了什么。毕竟，蒋介石曾经也在大上海出入过交易所，搞投机生意，这也不是什么秘密。
这时，徐培根又说：“现在只有两条路：一条是你收这8万元代我弥补过去；另一条则是你不收这8万元，我就一枪打死你，然后开枪自杀。你如据实报告，我就有性命危险，同是一死，不如请你陪我一死，做鬼也热闹些。”
对于徐培根的乞求和赤裸裸的威胁，邓文仪也不敢把事情做绝，就把邓文仪给他行贿的那8万元钱收下了。
经过一段时间的“调查”后，邓文仪便向蒋介石做了调查汇报，告诉蒋介石：“飞机场因汽油太多，储藏不密，天热蒸发而起火。”
从对蒋介石的汇报上看，邓文仪对蒋介石和蒋介石口中的“党国”还是不够忠诚。不然，即使被徐培根威胁收受了贿赂，邓文仪还是有退路的。他完全可以把那些钱交给蒋介石，并说出实情。
事实上，邓文仪却并没有这样做。看得出来，邓文仪也没有像蒋介石期望的黄埔生那样成长。
邓文仪，1998年7月13日邓文仪出生在湖南省醴陵县（现为市）东乡白兔潭的一个破落的地主家庭里，字雪冰。
就像他的字一样，邓文仪从小就显得冰雪聪明，一路上到了醴陵渌江中学，是一个有文化的地主家少爷。
1923年冬，邓文仪进入程潜创办的军政教导团军士连，当了一名学兵。一年后，邓文仪报考了黄埔军校，顺利被录取为黄埔第一期的学生。
那时候，邓文仪的思想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成为了“孙文主义学会”的骨干分子。
在邓文仪毕业的时候军校又招了不少新的学员，邓文仪也因为成绩优异，担任了黄埔军校第三期学员的中队长，并得到了蒋介石的青睐。
1925年10月，在蒋介石的保荐下，邓文仪前往苏联，进入莫斯科中山大学，参加了学习。用现在的话说，就是到国外镀了金。
在苏联期间，邓文仪和在伏龙芝大学学习的贺衷寒等人，发起组织国民党旅莫支部，后又发起组织了“孙文主义学会”中大分会。
1927年，邓文仪回国不久，便被蒋介石任命为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
任职期间，邓文仪和会计文广岛合谋，利用职权贪污了一万多元的政治教材印刷费。
得知这件事情后，蒋介石非常生气，当即给了邓文仪一个撤职处分。然而，蒋介石并没有因此弃用邓文仪。
1931年，蒋介石再次将邓文仪召到身边，担任了他的随从秘书。这个职位虽然不高，但可以和蒋介石经常见面。
“九·一八”事变后，为了加紧镇压抗日民主运动，蒋介石以黄埔系骨干分子为主，成立了中华民族复兴社，也称“蓝衣社”。
复兴社成立后，蒋介石亲自担任了社长，社员有贺衷寒、康泽、戴笠、胡宗南、郑介民和邓文仪等40多人。其中，邓文仪为训练处长。
在名义上，复兴社以蒋介石亲自制定的行动纲领“驱逐倭寇，复兴中华，平均地权，完成革命”为准则，但实际上却是为了绝对服从蒋介石，彻底消灭共产党。
此外，蒋介石还批准成立了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南昌行营、豫鄂皖“剿匪”总司令部等机构，并在这些机构下面设立了“谋报科”或“第三科”名称的特务组织机构。邓文仪兼任了“南昌行营”谍报科的科长，对外身份是调查科科长。
1934年，蒋介石又任命邓文仪为“复兴社”助理书记、“新生活运动”总会主任。可以看出，蒋介石把邓文仪当做了心腹之人。
因此，在南昌机场发生大火后，蒋介石让邓文仪这个“南昌行营”调查科科长进行调查，也是顺理成章的事情。
那时候，蒋介石给邓文仪的命令是：一旦查出，绝不姑息，立即枪毙。
只不过，邓文仪却在调查的时候，并没有像蒋介石希望的那样绝对服从领袖，而是私下收受了徐培根给他的8万元贿赂，对责任人徐培根进行了掩护，企图将这件事情压下来。
然而，这件事情毕竟太大，盯着的人也很多，尤其是政敌。
南昌机场大火的调查结束后，按照正常的程序，将调查结果公布在了主要媒体上，算是给公众一个交代。很快，全国的各大媒体便进行了转载，向更多的人介绍了这件事情的经过。
对此，人们大失所望，根本就不相信这么一场大火只是“飞机场因汽油太多，储藏不密，天热蒸发而起火”这样一个原因。
不久后，在南昌的一份小报对这件事情作了披露，表示因为涉案人员等级太高，才编出了这个士兵吸烟意外引起事故的借口，来搪塞社会大众，并说这个涉案高官就是徐培根。此外，这个报道中还说：
徐培根在当了航空署负责人后，利用自己手中的职权挪用公款，用于交易所投机，投资失败后决定将账本销毁，便派了几个士兵负责这件事情。
然而，在销毁账本的时候，士兵们由于大意，造成了失火，并由于大风的助推，这才造成了整个飞机场被烧毁。
披露这件事情的虽然是一个小报，但在公众看来，这样的说法是符合正常逻辑的。因此，这件事情被重新提了出来。
对此，邓文仪的政敌、政学系的代表人物杨永泰和熊式辉等人认为，邓文仪对徐培根有意袒护，并没有把案情查个水落石出，很可有能是邓文仪接受了徐培根的贿赂。
在杨永泰和熊式辉等人看来，这是一个打击政敌的好机会。于是，杨永泰和熊式辉不久便在蒋介石的面前，进行了举报。听了杨永泰和熊式辉的举报，蒋介石十分震惊。
那时候，邓文仪虽然在蒋介石面前百般解释，但却没有奏效，蒋介石还是下令将徐培根软禁起来，罢免了邓文仪的一切公开职务，并委任戴笠为调查科科长，重新着手对这件事情进行调查。
当然，这件事情并不复杂，戴笠很快就将这件事情调查清楚。然而，不知道为什么，戴笠在见到蒋介石的时候，也没有如实汇报，只是汇报了南昌机场大火是一起“过失事故”，而没有证据表明徐培根有贪污行为。
于是，南昌机场的失火之事，便不了了之了。只不过，戴笠在这次事件之后，成为了蒋介石统治集团主管情报的最高负责人。
不久后，邓文仪被蒋介石任命为南京国民党政府驻苏大使馆武官，而徐培根也被放了出来。
后来，徐培根不仅没被弃用，反而升了官，更是娶了北大的才女徐芳，成为了事业爱情双丰收的上帝宠儿。
徐培根，1896年11月26日出生在浙江宁波市象山县大徐乡大徐村，会说一口纯正的浙江话，更是蒋介石的浙江老乡。
1914年，徐培根考入保定军官学校第三期，毕业后在浙军陈仪的部队中，先后担任了连长、营长、团长。期间，徐培根跟随陈仪参加了北伐。
1927年，徐培根调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参谋处长，开始追随蒋介石。后来，徐培根进入南京中央陆军大学第六期，接受了训练。
同根、同源、不同的选择，与徐培根不同，他的弟弟殷夫却选择了截然不同的道路。
殷夫比徐培根小14岁，于1910年6月11日出生，原名徐白，谱名孝杰，小名徐柏庭，学名徐祖华，又名白莽。后来，殷夫还先后用过徐白、徐文雄等学名，徐殷夫、白莽、文雄白、任夫、殷孚、沙菲、沙洛、洛夫等笔名。
殷夫是一个文化人，曾翻译过一首脍炙人口的诗歌：“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两者皆可抛。”
与哥哥徐培根不同，殷夫在上学期间便接触了不少新思想，还参加过声援“五卅运动”的活动。此后殷夫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并积极参与工人运动。
1926年，殷夫加入共产主义青年团。之后，殷夫参加了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
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发生后，殷夫被捕，在监狱里关押了三个多月。
在监狱里，殷夫创作了长达500多行的诗歌《在死神未到之前》。后来，这首诗歌被发表在《太阳》月刊上。这也是殷夫公开发表的第一首诗歌。
后来，在家人的帮助下，殷夫才走出监狱。然而，殷夫不但没有被敌人的白色恐怖吓倒，而且对共产主义的信仰更加坚定了。
9月，殷夫秘密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为了一名光荣的共产党员。
1928年，殷夫加入了共产党领导的文艺团体“太阳社”。不久后，殷夫再次被捕，后在家人的再次帮助下，走出监狱。
这时，考虑到殷夫和其他几位同志的安全，党组织决定把他们暂时转移到象山，也就是殷夫的老家，以“小学教员”作为掩护，继续开展革命工作，向象山师生宣传革命理论。
期间，殷夫等人还组织学生排练了反对阶级压迫和剥削的新剧目，到街头演出，宣传革命。
1929年2月，殷夫再次返回上海，找到了党组织，并投身于地下革命活动当中。
那时候，殷夫一边积极参加党的地下斗争，一边进行红色鼓动诗创作和翻译工作。
在殷夫参加革命时，收到了哥哥徐培根写来的一封信。在这封信中，徐培根劝说弟弟殷夫不要执迷不悟，不然会失去个人的一切，但殷夫却不屑一顾，依然坚持着自己的信仰。
4月12日，殷夫有感而发，创作了诗歌《别了，哥哥》。
在这首诗歌中，殷夫深入剖析了自己和哥哥徐培根之间产生矛盾的本质，指出了兄弟两人属于不同的阶级、两者无法协调的关系，表明了他将为无产阶级革命、为人民大众解放奋斗的决心。其内容为：
“别了，我最亲爱的哥哥，你的来函促成了我的决心，恨的是不能握一握最后的手，再独立地向前途踏进。
二十年来手足的爱和怜，二十年来的保护和抚养，请在这最后的一滴泪水里，收回吧，作为恶梦一场。
你诚意的教导使我感激，你牺牲的培植使我钦佩，但这不能留住我不向你告别，我不能不向别方转变。
在你的一方，哟，哥哥，有的是，安逸，功业和名号，是治者们荣赏的爵禄，或是薄纸糊成的高帽。
只要我，答应一声说，“我进去听指示的圈套”，我很容易能够获得一切，从名号直至纸帽。
但你的弟弟现在饥渴，饥渴着的是永久的真理，不要荣誉，不要功建，只望向真理的王国进礼。
因此机械的悲鸣扰了他的美梦，因此劳苦群众的呼号震动心灵，因此他尽日尽夜地忧愁，想做个普罗米修士偷给人间以光明。
真理和愤怒使他强硬，他再不怕天帝的咆哮，他要牺牲去他的生命，更不要那纸糊的高帽。
这，就是你弟弟的前途，这前途满站着危崖荆棘，又有的是黑的死，和白的骨，又有的是砭人肌筋的冰雹风雪。
但他决心要踏上前去，真理的伟光在地平线下闪照，死的恐怖都辟易远退，热的心火会把冰雪溶消。
别了，哥哥，别了，此后各走前途，再见的机会是在，当我们和你隶属着的阶级交了战火。”
在这首诗中，殷夫表达了对哥哥徐培根的感激，说明不是他这个当弟弟的不懂情分，也不是弟弟冷若冰霜，实在是兄弟二人分别属于两个对立的阶级，各有自己的价值判断与人生追求。
5月，因组织上海丝厂工人罢工，殷夫第三次遭到敌人的逮捕。
出狱后，殷夫被党组织安排到团中央宣传部工作，担任了青年反帝大同盟刊物《摩登青年》和共青团中央机关刊物《列宁青年》的编辑。
那时候，殷夫撰写和翻译了许多政治论文，为革命贡献了自己的力量。
1930年3月2日，在窦乐安路的中华艺术大学，中央文化工作委员会召集了原创造社、太阳社、我们社、引擎社、艺术剧社、南国社、时代美术社的一批进步作家开会，成立了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殷夫也参加了这次成立大会。
“左联”成立后，中国共产党不但从思想上，而且从组织上，正式开始领导左翼文化运动。作为发起人之一，殷夫很好地执行了“左联”的理论纲领和行动纲领，始终高举马克思主义文艺旗帜，为中国的无产阶级革命摇旗呐喊。
那时候，殷夫创作了许多文章，发表在“左联”机关刊物《拓荒者》和《萌芽》，以及盟员创办的外围期刊《巴尔底山》上。其中，就包含了殷夫写给哥哥的那首名为《别了，哥哥》的诗歌。
此外，殷夫还参与编辑了《列宁青年》和《摩登青年》，并在上面发表了许多诗作。
1931年1月17日，在上海东方旅社参加党的会议时，因叛徒告密，殷夫被英国巡捕逮捕。
2月7日，殷夫和柔石、胡也频、冯铿、李求实五名“左联”的作家，与林彪的哥哥林育南等革命同志，被国民党反动派秘密杀害于上海龙华国民党淞沪警备司令部附近的野地里。
牺牲的时候，殷夫年仅21岁。与殷夫不同的是，他的哥哥徐培根却因为卖身投靠蒋介石而不断获得升迁。
1933年，徐培根被蒋介石任命为军事委员会航空署署长。
就是在这次任职期间，徐培根因为炒股折本，让人销毁账本时，引发了南昌机场的那场大火，并将挪用公款炒股赔剩下的8万元钱，行贿给了邓文仪。
1935年，徐培根调任军政部兵工署军械司司长。不久，徐培根又被送到德国陆军大学，进行了深造。
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前，镀金完毕的徐培根回到中国。
之后，徐培根官运亨通，扶摇直上九万里，先后担任了陆军参谋部第二厅厅长、驻美军事代表团参谋长陆军大学教育长，台湾的“国防大学”校长、“国防研究院”教育长等职，军衔也晋升为陆军二级上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