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国后，毛主席多次到杭州视察。那时候，作为浙江公安干线上的一名得力干将，王芳有幸陪同毛主席参加各种活动。比如：视察，锻炼，外出散步……
当然，王芳也多次聆听毛主席的教诲，使他受益匪浅！他曾说过这样的话：“我要做毛主席的好学生，可我离这个目标还有很大距离……”
1968年2月28日，这一天，刘馨记得特别清楚。当时，杭州刚下过大雪，她的丈夫，时任浙江省副省长兼温州地委书记的王芳，被人押走。
不久后，王芳就被押往了北京，关押在监狱里，开始接受审讯。关于这件事情，王芳百思不得其解。后来，王芳回忆，从他被关进北京监狱的那天起，就在思考这个问题，到底是什么原因把他押到北京呢？
后来，王芳才从审讯人员的口中得知，是因为一个大人物，说他整理了她的“黑材料”。然而，这样的罪名是无法被证实的。所以，便给他罗织了一些罪名。其中，有一条就是反对毛主席。
对此，王芳的心里感到很难理解。当然，作为当事人的毛主席，也无法理解这件事情。有关这件事情，王芳是后来从曾担任过毛主席机要秘书的谢静宜那里知道的。
谢静宜告诉王芳：1970年冬，她在北京大学蹲点，看到了北大造反派印刷的一张小报上，刊登了王芳勾结美蒋特务、企图谋害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内容。回来后，她就把那份小报给毛主席看了。
当时，在看那个小报时，毛主席看得十分仔细，甚至拿起了放大镜，看完了每一个字。看完后，毛主席对谢静宜说：
“是他，是王厅长。浙江造反派反王芳，对王芳抓住不放，说王芳反对我，想害死我，我不信。王厅长我熟悉他，他哪里会反对我呢？他反对我干什么呀？他反对我，我自己怎么不知道呀？我每年都要去杭州几次，他是负责保卫我的。他要是想害死我，我不早就死了吗？还能活到今天呀？”
过了一会儿，毛主席又对谢静宜说：“王芳是个好人呐！就是有时候爱喝点酒，告诉他，以后别喝了。”
听了毛主席的话，谢静宜点了点头。然而，王芳却并没有因为毛主席的话，而被释放，依旧被关押在监狱里。
1973年7月，毛主席再次想起了那个曾在杭州陪伴他王芳，便找到汪东兴，查问了王芳的情况。
在毛主席的过问下，有关人员终于起草了《关于释放王芳的请示报告》。
这一次，王芳依然没有被释放，还是被关押在监狱里。
想到丈夫已经被关押了好几年，身体情况很不好，刘馨感到非常担忧，便给毛主席写了一封信，交给了中央办公厅。
1974年10月25日，刘馨写给毛主席的信终于以《来信摘要》的形式，被呈递到了毛主席面前。其内容为：
“原浙江省副省长的爱人致信毛主席，说王芳从1968年受审查，已七、八年。现在身患各种疾病，随时都有生命危险，要求尽快作出结论，或是让其回家治病。”
此外，刘馨写给毛主席的信件原件也被附在《来信摘要》的后面，一起递给了毛主席。
看到这份《来信摘要》后，毛主席立即拆阅了刘馨的来信。看着信中的内容，毛主席不由地想起了那个有着女孩名字的山东汉子。
1953年12月27日，毛主席带着宪法起草小组来到杭州，下他在西湖边上的刘庄里，准备起草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第一部《宪法》。
来到杭州后，毛主席总会在办公累了的时候，喜欢到外面去爬山。对此，汪东兴在后来回忆说：
“毛主席到杭州去搞宪法。他住在刘庄，陈伯达、胡乔木、田家英也住在刘庄，他们到北山办公。毛主席喜欢爬山，每天12点左右起床，吃点东西就去爬山。他宣布一条，共产党员上山坐滑竿，开除党籍。有一次我们爬上玉皇顶，用了两个多钟头。以后又上了南高峰、北高峰、六和塔，还上了凤凰山。”
当然，毛主席说“共产党员上山坐滑竿，开除党籍”，并不是真的不允许共产党员爬山时乘坐滑竿，而是一种幽默的说法，是希望他们能够通过爬山锻炼好身体，多为中国人民做些实实在在的事情。
在爬山的时候，毛主席就是自己走的，甚至不愿意让人搀扶。对此，毛主席的随行摄影记者侯波在后来回忆说：
“跟随毛主席爬山，是我和他在一块时最愉快的时刻。他不喜欢人搀扶，拿着一根竹竿当手杖，说这是他的‘第三条腿’。他边走边和我们聊天，了解我们每个人的学习情况、生活情况，提出很多问题让大家回答，给大家讲一些知识性和趣味性的问题，古今中外，天南海北都有，引发大家读书学习的兴趣。他谈笑风生，大家也无拘无束。这种时候，他是我们慈爱的长辈，是我们敬重的老师。”
对于毛主席是“慈爱的长辈，敬重的老师”这一点，负责毛主席在杭州警卫的浙江省公安厅长王芳也有着深刻的体会。
在来到杭州的第二天，毛主席便看着面前的王芳，对他说想要出去走走。
听了毛主席的话，王芳立即做了准备，陪着毛主席前往了环境幽静，满山修竹，溪水潺潺的云栖。
一路上，王芳对毛主席非常照顾。为了毛主席的安全，王芳总是在前面探路。看着路边的风景，毛主席的兴致很高。只见他抬头挺胸看着远处，根本就不顾脚下的坑坑洼洼，一直迈着大步向前走去。
就在大家往前走的时候，在前面探路的王芳发现，在路中间有一堆牲畜粪便，就向毛主席发出了提醒。
听了王芳的提醒，毛主席却满不在乎，而是笑着对王芳说：“你大概不是贫下中农？”王芳回答说：“我是中农。”
紧接着，毛主席又说：“你过去没有干过农活吧？”王芳说：“小时候在地里干过轻便活，重活没有干过。”
这时，毛主席点了点头，又笑着说：“怪不得你害怕大粪。农民看到了就会把它捡起来，拿回去当肥料，给庄稼施肥时还要用手抓大粪。在路上看到大粪有什么好害怕的？”
听了毛主席的话，王芳知道毛主席这是在教育他，不要脱离群众，要努力和群众打成一片。关于这些，王芳在后来回忆说：
“我们在搞警卫工作时，为了保卫毛主席的绝对安全，在安排他去的地方，有时搞了一些诸如对群众进行疏散、控制，甚至清场等安全措施，致使主席不能随时见到群众、接触群众、了解群众的思想和要求。这使主席感到很不满意，几次向我们提出批评。
他还说，我们党和群众的关系，就是鱼水关系，脱离群众，就像鱼离开水，活不成了。我们领导干部和群众是平等的，不是高人一等，不能脱离群众，更不能欺压群众。这里有个立场问题，也有个感情问题。我们共产党人要时刻牢记，千万不要犯这个错误。”
1920年9月30日，王芳出生在山东省新泰县一个农民家庭里，原名王春芳。王芳的家里虽然是农民，但比一般的贫农家庭要好不少，因此也有了上学的机会。
1937年10月，在家乡当代课老师时，王芳受到进步思想的影响，开始参加抗日救亡活动和革命工作，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后来，王芳在八路军队伍中历任了排长、排政治指导员、连长、团政治特派员、八路军山东纵队第四支队保卫科科长兼军事审判所所长、一旅保卫科科长兼敌工科科长、鲁中军区敌工科科长兼鲁中区党委三地委敌工部副部长、山东军区独立旅政治部主任等职。
那时候，王芳带领人除掉了许多汉奸，让鲁中地区的汉奸和伪军头目都十分不安，达到了震慑伪军汉奸的目的。
因此，王芳的大名也被日军注意，甚至悬赏重金获取王芳的行踪。然而，由于良好的军民关系，王芳在根据地如鱼得水，日军的重金也只能放在库房里，一直到日军战败投降，都没能发出去。
1946年5月，王芳被任命为鲁中军区保卫部部长。之后，王芳又先后担任了第三野战军第八纵队组织部部长兼保卫部部长，华东野战军西线兵团、第三野战军第七兵团保卫部部长。
1948年8月，在兵团政治部的批准下，王芳和刘馨结了婚。
婚礼那天，很多纵队领导和机关干部前来祝贺，但却没有酒席，没有糖果，大家一起在机关食堂里吃了一便饭，虽然简朴，但很热闹。期间，大家以茶代酒，向王芳和新娘刘馨送上了美好的祝愿。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王芳先后担任了杭州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公安部副部长，杭州市公安局副局长、局长，浙江省公安厅副厅长。
1952年11月，王芳因工作出色，再次获得提升，被任命为浙江省公安厅厅长。
1953年12月27日，毛主席乘坐专列来到杭州，起草新中国的第一部《宪法》。这也是王芳第一次见到毛主席。对此，王芳在后来回忆说：
“毛主席几乎每天都在北山路84号30号楼办公。在他办公桌上摆满了各种书籍、资料和文件，其中包括苏联、东欧一些国家宪法译本，还有一些资本主义国家宪法译本。这些都是当时主席阅读研究的内容，起草新宪法参考的资料。主席工作起来精力非常集中。他在思考研究问题时，会到忘我的地步。
一天下来，他办公桌上的烟灰缸里堆满了烟蒂。这些烟蒂短到不能再短，因为主席抽烟的习惯是抽到快要烧着指头了，剩下的再用烟嘴继续抽，一直抽到烟熄了才抠到烟缸里去。主席下班后茶杯总是空的，他喝光了茶水后，连茶叶也掏出来吃了。他说茶叶有营养，倒了可惜。”
12月30日，由于毛主席的生日是在来杭州的火车度过的，因此，大家便想着趁着跨年的机会，给毛主席补过一个生日。
在当晚的晚宴上，除了平时常见的饭菜外，还特地摆了一些花生、红枣和面条，显示着大家为毛主席庆贺华诞、祝愿长寿之意。
席间，公安部部长罗瑞卿和王芳等人都轮流向毛主席祝酒，气氛热烈愉快。
这天晚上，毛主席的心情很好，极少饮酒的毛主席，也喝了不少，还对大家的提出的问题一一作了回答。
此外，细心的毛主席还发现，坐在同桌的王芳酒量不小。
在热闹的气愤中，晚宴也走向了尾声。这时，毛主席看着面前的4杯茅台酒，对王芳说：“这里还有4杯酒，不要浪费掉，我看还是请王厅长喝掉它。”
听了毛主席的话，王芳也不好推辞，便将那4杯酒一口气喝了下去，引来了毛主席的叫好。
晚宴结束后，大家依然不愿意离开，而是围着毛主席聊起了天。
期间，罗瑞卿指着部下王芳，说：“王芳同志的名字应该改一改。一个山东大汉，名字怎么像女人似的？认识的还好，不认识的还以为是个女同志呢。”
听了罗瑞卿的话，王芳表示他同意把“芳”字的草字头去掉，但又想到了一个重要的问题，便说：“我改名字要报上级批准，因为我这个省公安厅长，周恩来总理在签署的任命书上写的是‘王芳’，所以改名必须得上级批准才行。”
就在大家你一言我一语说着王芳改名字的时候，毛主席却幽默地说：
“你们同意，我不同意！你山东绿化这么差，到处荒山秃岭，山上不长树，有的连草都不长。你王芳头上刚刚长了一棵草，就要除掉它，我不同意。什么时候山东绿化搞好了，你再改名字。”
听了毛主席的话，大家都开心地笑了起来，屋子里充满了欢乐的笑声。
后来，毛主席多次来到杭州，有不少次都有王芳陪同。因此，他们之间也非常熟悉。
1964年9月，王芳担任了浙江省副省长。一年后，王芳又兼任了中共温州地委书记。
任职期间，王芳努力工作，按照毛主席的教诲办事，得到了人民群众的认可。针对一些特殊的问题，王芳采取了行之有效的措施，促进了当地经济的稳步发展。
据秘书的回忆说，王芳在任上先后去过瑞安仙降、文成石垟、洞头、平阳鳌江等地蹲点。那时候，王芳“都是住在群众家里，吃的是咸菜，根本没有领导的架子”，真正做到了同吃、同住、同劳动。
此外，王芳的秘书还说：“可以这么说，当时王芳走过的有些地方，当地一些县领导都没有去过。”
王芳之所以这么做，就是把毛主席当做了人生的导师，就是以毛主席教诲他的“领导干部和群众是平等的，不是高人一等，不能脱离群众，更不能欺压群众”为原则，就是要倾听来自最基层的人民的心声。
王芳虽然兢兢业业地工作，但也没能逃过厄运。1968年，王芳被抓走。直到1972年，王芳才第一次见到了夫人刘馨和女儿。
从妻子的外表上，王芳便看得出来，刘馨这些年一直过得很不容易。那天，女儿对王芳说：“妈妈在家里天天哭，把眼睛也哭坏了，走路也看不清了。”
然而，刘馨却没有向王芳诉说这些年的不易，而是关心着丈夫的身体。回去后，便给周恩来总理写了一封信，请求为丈夫治病。
不久后，在周恩来总理的批准下，王芳被安排到北京军区总医院接受治疗。在医院里治疗一年后，王芳的身体有了较好的恢复，便被送回了监狱。
1974年，想到丈夫的身体还没有彻底恢复，随时会危及丈夫的生命，刘馨便给毛主席写了前面提到的那封信。看完刘馨的信后，毛主席在上面做了批示。
10月29日，专案组的工作人员来到王芳的面前，笑着说：“王芳同志，向您表示衷心的祝贺，经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批准，您已经解放了。”
紧接着，王芳在工作人员递过来的毛主席批示复印件和释放决定书上，看到了这样的内容：
“王芳、吕剑光二同志，我看无问题，似应解放。毛泽东 一九七四年十月二十八日 此二人我很熟悉。”
看着毛主席熟悉的字迹，王芳的心里非常激动。
王芳回到家里后，刘馨非常高兴。想到这些年的经历，刘馨带着愤怒的语气，对丈夫说：“有的人连毛主席、周总理讲话都不听，阳奉阴违、政治品质很差，否则，你早三、四年前就可以解放了。”
直到此时，王芳才知道，毛主席和周恩来总理早就为他的事情做过批示，只不过被人压着没有执行而已。
后来，王芳担任了浙江省委书记。任职期间，王芳虽然位高权重，但却把自己当做了毛主席的学生，一直以毛主席的教诲为行事准则，经常到群众中搞调研。
据王芳的秘书所说，王芳在那时候“交了不少百姓朋友，他们经常来看望他，有的还给他带来家乡的土特产”，但王芳却从来不收乡亲们带来的东西，实在推不掉的，也会把钱付给人家。
看到王芳这样，秘书非常奇怪，便问：“你完全可以让自己过得好一点，为什么要那么艰苦呢？”
听了秘书的话，王芳认真地说：“我只是做了我该做的事，我要做毛主席的好学生，可我离这个目标还有很大距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