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于右任看来，若不是被蒋介石责骂，王昆仑这个国民党的中央委员，已经有十多年没有出现在公众的视野里了。
1945年8月，在见到毛主席的时候，于右任便把心中对王昆仑的这个看法，以诗句的形式说了出来。他说：“十年中委无人知，一骂成名天下闻。”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会让于右任说出这样的话呢？
1945年8月，在蒋介石的不懈邀请下，毛主席离开延安，乘坐赫尔利和张治中等人前来接他的专机，飞到了重庆。
对于这次重庆之行，毛主席十分重视。他虽然对蒋介石不抱太大的希望，但却希望借此机会，为共产党广泛交一些朋友。
8月31日，毛主席在红岩嘴八路军办事处，约见了中国民主革命同盟屈武等人。
那天，屈武和王昆仑、许宝驹、侯外庐、曹孟君、谭惕吾、于振瀛、倪斐君8人来到八路军办事处后，被安排在客厅里。
不一会儿，毛主席便和周恩来来到了客厅里，与大家见面。
在与大家介绍认识后，毛主席将大家让到座位上。当时，屈武和王昆仑坐在毛主席的左边，周恩来坐在毛主席的右边。
众人坐定后，毛主席说：“今天和大家虽然是初次见面，但也可以说是老朋友相聚。虽然南北相隔几千里，我知道你们这个组织。你们提供的材料和意见，供延安分析时局动向，帮助很大，首先要感谢你们。”
紧接着，毛主席又说：“我这次来重庆谈判，很希望听到你们的意见。重庆各界人士特别是国民党上层人士，对这次谈判有何反应，对谈判的前景如何估计，对我们中共，对我本人有什么希望，请大家随便谈谈。”
毛主席的话说完后，周恩来邀请坐在毛主席左边的王昆仑先发言。
听了周恩来的话，王昆仑说：“毛主席来到重庆，举国欢腾。人民遭受了8年苦难，希望和平，毛主席来进行和平谈判，全国人民无不拥护。重庆市拥到新华书店瞻仰毛主席照片的人群，就表现了他们的心愿。我们祝毛主席身体健康。雾都重庆的气候不知主席适应否？山城气候变化无常，尚请主席保重。”
看得出来，王昆仑对毛主席这次来重庆谈判，是抱有很大的希望的。当然，这也是当时中国人民共同的心愿。毕竟，自从1840年后，中国人民已经在战火和屈辱中挣扎了100多年，已经受够了，大家都是希望和平建国的。
当然，王昆仑对毛主席本人也是十分关心的。这一点，从他关心毛主席能不能适应重庆的特殊气候，便可以得到印证。
对此，毛主席也表示感谢，并笑着对大家说：“我这个人在哪里都能生活得好。”
随后，王昆仑主动提到了前不久召开的国民党六大，说：“蒋介石对一部分中央委员说，今天的中心工作，在于消灭共产党！日本是我们国外的敌人，中共是我们国内的敌人！只有消灭中共，才能达到我们的任务。”
从王昆仑的话里，不难看出，他的立场是站在中国共产党一边的，要不然也不会把这样的机密告诉毛主席。
听了王昆仑的话，其他人也纷纷提起了蒋介石在六大上骂王昆仑的事情，并说了于右任对这件事情的看法。他们说：“于佑任先生很幽默地说：‘王昆仑10年中委无人问，一骂成名天下知。’”
1945年5月5日，国民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在重庆召开。出席这次会议的正式代表有600人，列席代表162人。149位前届国民党中央执、监委员、候补委员也出席了会议。在这些出席人员中，就包含了国民党中央委员王昆仑。
在这次会议上，蒋介石以正统和抗战的功臣自居，借全国实行宪政之名，要求各省市的党、团、参议会一律移归给国民政府，以实现他独裁统治的目的。
5月10日，在国民党六大上，审议军事报告时，王昆仑连续提出了三条质询：
“一、抗战已经八年，前线军民流血牺牲，西北大后方却屯兵数十万，为什么不开出去打日本？二、中国是盟国之一，现在盟军正在大举反攻，我们却连遭败绩，政府对协同盟国作战，有无周密计划？三、第十军军长方某，在衡阳兵败被俘，只身回渝，招摇过市，据说是负有特殊使命，被敌方有意放回来的，现在道路传言，报章争载，也希望军事当局有个明白回答，以释群疑。”
由于王昆仑的质询在全体代表面前揭了蒋介石的暗疮，会场上顿时一片哗然。为了恢复会场秩序，大会秘书长吴铁城只好在台上使劲地敲着木榔头，并大喊道：“大家安静，大家安静……”
得知会场上的情况后，蒋介石非常愤怒，立即气急败坏地来到会场，冲上大会主席台，声嘶力竭地大骂道：
“你王昆仑是不明真相，还是蓄意攻击？你污蔑我方军长，就是污蔑我们全体抗日将士……你现在是国民党的中央委员，你公然在国民党的大会上，替共产党说话，你像国民党的代表吗？……简直是共产党的代表！……你王昆仑吃国民党的饭，在家里暗通共产党，你以为我们一点都不知道吗？”
蒋介石说王昆仑“在家里暗通共产党”，指的是王昆仑的夫人曹孟君。
曹孟君是湖南长沙人，在17岁时考入湖南省立第一女子师范，后来又先后转入长沙稻田女子师范、周南女校、湘福女校。
1923年，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开始实行男女同校，首次招收女生，曹孟君又考入了这所学校。
1925年秋，曹孟君考入北京大学。期间，曹孟君受到新文化、新思潮的影响，并在共产党员李芬的帮助下，阅读了许多进步书籍，在思想上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27年，曹孟君还没有参加完北京大学的课程，便选择了离校参加革命。
那时候国共还在合作时期，曹孟君便在党的同意下，先后在南京国民政府的农矿部和实业部等处担任了职务，真实身份却是中共的秘密党员。
1932年后，曹孟君参加了反帝大同盟，并发起成立了南京妇女救国会，还担任了会长。此外，曹孟君还主编了《新民报》的副刊《新妇女》，为抗日救亡奔走呼号。
也就是在这段时间，王昆仑结识了曹孟君，并成为了志同道合的好朋友。事实上，王昆仑的思想也很进步。
1902年8月7日，王昆仑出生在河北保定，后随家人在北京生活。1918年，王昆仑考入北京大学哲学系。
期间，王昆仑经常阅读《新青年》杂志，思想也因此而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五四运动”期间，王昆仑参加了学生们组织的游行示威活动，坚决反对北洋军阀在巴黎和约上签字。
1922年，在表兄秦毓鎏的介绍下，王昆仑见到了孙中山，并得到了孙中山的赏识。后来，王昆仑由孙中山亲自介绍，参加了中国国民党。由此，王昆仑也成为了国民党的元老之一。
1925年，孙中山病逝后，王昆仑悲痛异常，参加了在中央公园社稷坛举行的追悼仪式，并护送孙中山的灵柩，前往西山碧云寺。
11月，国民党右派邹鲁、谢持、居正、张继、林森和戴季陶等人在西山碧云寺召开了西山会议。那时候，王昆仑迷失了方向，也参加了这次会议。
不久后，王昆仑到中央公园曾停放过孙中山灵柩的社稷坛拜殿参加纪念活动，恰好遇到了周恩来的夫人邓颖超。
对此，邓颖超在后来表示，当时他们虽然互相认识，但各人的政治观点并不一致，“他（王昆仑）参加了国民党，我和恩来战斗在共产党的岗位上”。
在迷失了不久后，王昆仑便醒悟了过来。于是，王昆仑离开北京，前往广东，担任了黄埔军校潮州分校政治部总务主任兼政治教官。
期间，王昆仑见到了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周恩来，这也是他们之间的第一次见面。
轰轰烈烈的北伐开始后，王昆仑也参加了北伐军。北伐军占领南京后，王昆仑被任命为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秘书长。
1927年4月，蒋介石背叛了革命，悍然发动了反革命政变，开始屠杀共产党人。对此，王昆仑的心里感到非常不满，深感“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并开始参与反蒋活动。
“九·一八”事变后，王昆仑经过反复思考，认为依靠国民党来救中国是不可能的，便认真研读了马列主义著作和中国革命斗争史，开始联络进步人士，支持爱国民主的革命活动。
这一时期，王昆仑在共产党的身上看到了希望，自身的情感也由对共产党人被蒋介石屠杀的同情，转变为了对他们革命精神的钦佩。
1933年，王昆仑与曹孟君等人一起组织了革命团体南京读书会。由此开始，王昆仑的思想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开始从民主主义向共产主义转变。
这一年，王昆仑在中共南京市委负责人卢志英的介绍下，秘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那时候，王昆仑领到的任务是：“及时向地下党组织反映南京国民党内部各派系的情况，了解蒋介石对苏区发动军事“围剿”的绝密情报；在国民党内部策动反蒋统一战线，制约蒋介石“围剿”红军；广泛团结宁沪两地的进步知识分子，有目的地组织读书会，使更多的知识分子接触马克思主义。”
为了完成好党组织交给他的任务，王昆仑依然将自己伪装成国民党右派，与国民党右派人士频繁交往。这样做的目的，一方面是为了获取情报；另一方面是以此为保护色，才能不被反动派察觉。
此外，王昆仑虽然在南京立法院上班，但却在上海法租界霞飞路霞飞坊建立了王公馆，每隔两个星期便会以到上海与家人团聚为掩护，向中共中央局有关接头人汇报他通过各种途径掌握的重要情报。
除了这些，王昆仑还利用自己的身份，与党组织指派的人相互配合，从国民政府外交部得到十几份出国护照，把中共的负责同志安全地送到了国外，为革命做出了很大的贡献。
期间，王昆仑还设法将他得到的国民党第五次“围剿”中央苏区的作战计划，提前送到了中共领导人的手里，减少了中央红军的伤亡。
1935年，中央红军受到挫折开始长征，但王昆仑却没有失去信心，依然在上海坚持为党工作。
11月1日，国民党在南京召开四届六中全会，为不久后将要召开的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做准备。
此时，王昆仑接到了党组织传来的指示，要他“参加国民党竞选，弄个国民党中央委员干干”。
那时候，王昆仑对国民党感到万分失望，甚至产生过脱党的念头。然而，他还是决定服从党的安排，在国民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参选，并当选为国民党中央候补执行委员。
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国共再次携手共抗外敌。对此，王昆仑的心里十分高兴。
然而，想到蒋介石一定不会真心与共产党携手抗日，王昆仑的心里充满了忧虑，但却无法表露，便想尽一切办法，做着对抗战有益的事情。期间，王昆仑与曹孟君的感情逐渐升温，相互之间产生了爱慕和相互扶持之情。
1938年，“中国战时儿童保育总会”在武汉成立，宋美龄任会长，冯玉祥的夫人李德全任副会长，曹孟君被推为常务理事兼保育委员会主任。
期间，王昆仑与曹孟君结婚。在他们结婚后不久，曹孟君便率领一批工作人员前往郑州，抢救难童。
武汉沦陷后，王昆仑带着夫人曹孟君来到重庆，继续为党传递重要情报。期间，王昆仑虽然是国民党的中央委员，但他选择了低调，总是默默地为党做着一些实实在在的工作。
对此，作为王昆仑组织上领导的周恩来在后来说：“国民党上午开会，我们下午就知道了全部情况，其中之一，就是王昆仑同志报告的。他是立了大功的。”
1945年，在抗日战争还没有取得胜利的时候，蒋介石便再次策划了反共独裁。对此，王昆仑非常愤怒。
5月，在重庆召开的国民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王昆仑便提出了那三条质询，以此来揭露蒋介石的阴谋。
那天，由于蒋介石的内心已经被彻底激怒，因此，他的情绪在会场上完全失控了，一直骂了王昆仑一个多小时。
看见蒋介石如此辱骂王昆仑，在会场上的特务们都担心别人抢了头功，纷纷为蒋介石出头：“王昆仑，你身为党国官员，究竟为谁张目？”“他在作共产党的传声筒，轰他下去！”“把他拉出去枪毙！”
不仅如此，在场外的人也受到了一些特务的指使，公然在会场外面放枪，吓唬王昆仑和与王昆仑想法一致的代表们。
面对特务们的指责，王昆仑加大了发言的声调，说：“我为谁张目？我为全国四万万同胞张目！为中华民族团结抗战夺取最后胜利而呼号！你们是什么人？要枪毙我？好啊，有种走上来！”
说完后，为了对蒋介石的责骂表示抗议，王昆仑挺着胸脯，走出了会场。
由于这次发言，王昆仑的名字在大会最后一天被人从候补中央执行委员候选人的名单中被勾掉了。
可想而知，国民党的这种“选举”的价值，能有几何？
王昆仑虽然失去了被选举的机会，但他的发言和蒋介石对他的责骂，却轰动了整个社会。对此，于右任有感而发，作了一首诗，其中两句为：“十年中委无人知，一骂成名天下闻。”
后来，蒋介石的情绪冷静了下来，认识到了自己的失态，并承认了他的语言不当，说：“请同志们不要在意。”
此外，蒋介石还专门派黄少谷向王昆仑作了解释，表示这是一个误会。
8月，在重庆八路军办事处见到毛主席时，王昆仑主动向毛主席提到了国民党六大的情况。
当时，就着这个话题，其他人便提到了王昆仑在会上被蒋介石责骂的事情。
听到于佑任说的“王昆仑10年中委无人问，一骂成名天下知”时，毛主席笑着说：“很妙！这也是一个战场嘛！”
紧接着，王昆仑又说：“这次我虽然未遭杀身之祸，候补中委已被一笔勾销。从我的切身体会来看，蒋介石之为人极不可信，他3次电邀您来重庆谈判，是不得已而为之，并非出自诚意。”
随后，王昆仑又说了一些蒋介石的本质，并对毛主席能以弥天大勇来到重庆谈判，感到十分敬佩。此外，王昆仑还提醒毛主席说：“此次谈判，前途堪忧，恐怕收效甚微。”
听了王昆仑的话，毛主席以比喻的手法作了回答。他说：“国共和谈，宛似两个人谈恋爱，总要论及婚娶。现在我党有诚意，事情先成功一半，大家再推一把，拉一把，国共两党准会结婚。”
后来，在其他人离开后，毛主席和周恩来又与王昆仑、屈武等少数几人进行了谈话，向他们了解了国民党内部的一些真实情况。
听了王昆仑和屈武等人的话，毛主席说：“蒋介石内战之心不死，但他内战的部署一时难以完成。我们和全国人民有可能争取实现和平的局面。即使是暂时的和平，也应该积极争取。蒋介石假和平真备战，想利用时间做内战部署。我们革命力量尽力争取和平，能争取和平是福。蒋介石发动内战，革命力量也有一个应变准备的时间。要尽力团结争取国民党的上层人士，使他们看清形势，为和平团结出力。”
在谈话结束的时候，天已经蒙蒙亮了。这时，王昆仑、屈武等人站起来，向毛主席握手告别。
那一刻，王昆仑的心里非常复杂，他真心希望毛主席能够快点带领中国共产党取得革命的胜利，建立一个人民当家作主的新中国。
1949年，建国前夕，周恩来提出让王昆仑担任新中国的外交部副部长，但王昆仑没有答应，他说：“我没有外交方面的工作经验，还是委任更合适做这项工作的同志当外交部长的助手吧！”
对此，周恩来没有责怪，而是笑着说：“那你当不管部部长吧！”
新中国成立后，王昆仑虽然没有担任什么重要职务，但却一直在默默地为新中国的建设做着自己的贡献。
1985年8月23日，王昆仑病逝，享年83岁。
8月26日，中共中央组织部下达了一份文件，恢复了王昆仑1933年至1950年的党籍，并指出，王昆仑的党龄从1933年起连续计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