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子
本文摘自《铜陵文史资料》第二辑(1988年9月)，陈万福(原东至县政协副主席)供稿，耿宏志整理，原标题《罗卜冲战斗的回忆》
正文
抗日战争初期，我在新四军第二文队三团三营八连第九班当班长。一九四〇年三月中旬，三团从皖南繁昌前线移防驻铜陵前线。三营在赤沙滩、黄浒、钟鸣、舒家店地区活动。八连住叶山冲。三排七班在鲢鱼山担任军事哨。我们九班在狗形山担任军事哨。鲢鱼山至狗形山约十五华里。四月一、二日，连长、排长先后到九班来传达团部的敌情通知：芜湖、繁昌、铜陵沿江线上的日军据点最近增加了兵力，集结部队，扬言要进攻皖南新四军，要求我们提高警惕。
四月三日上午，七班哨所前面的坟包群中出现了几个人。我哨兵查问。这些当地群众模样的人自称是清明节来上坟的。当时我们连队各班根本没有日历，也不记得哪一天是清明，因而被这些人混了过去。下午一、二点钟左右，天气炎热，日军二百多人突然出现在七班阵地前沿一百多米的地方，机枪、步枪。掷弹筒对七班一齐向我们开火，接着敌军蜂涌而上，我七班猛烈还击了一阵后，转移了阵地。九班军事哨地奉命撤回连队。晚饭后全连在叶山冲集合，一查日期，还差两天才是清明，这才知道那伙当地群众打扮的人是敌人化妆的。
就在这天晚上，驻守在南陵县的国民党一四四师弃城而逃，未放一枪就将南陵县城送给了日军。城内居民未能逃脱。倍受日军残害。
四月四日，三营驻新桥头，五日夜，三营往团部驻地何家湾集结。团首长要求我们配合一团和五团在南陵县三里店一带运动中消火日寇一路。
四月六日上午八时，日军几千人与三团重机枪连交上火，战斗十分激烈。上午九时许，三营也进入了何家湾团部指挥所阵地。我们还未投入战斗，团部发现敌情变化，命令我们立刻返回铜陵山区。我们火速进军。路上，四架日机轮番在我们的头顶上侦察、扫射、轰炸。我们就利用日机来往的间隙里跑步前进。一营和团部也紧紧跟在我们的后面。七日黎明前，我们终于到达铜陵县上山岭南边的一条山冲里。
天快亮了，部队早饭已毕。一位身穿中山服的国民党铜陵县许店区区员来到我们三营，向付营长彭嘉珠报告：几千名日军昨天夜里到了许家店，要向这一带进攻。这时，营长池义彪在团部研究作战方案未回。副营长立即召开连排级干部紧急会议，根据上级指示精神和敌情部署兵力，准备战斗。
八连长沈开运派三排副排长带三名战士在上山岭庙亭子边伏击，任务是打敌人的后尾；派二排四班占领罗卜冲南边半里路地方的无名独立小山，任务是专等敌人进山冲，打其后尾；派我们三排九班占领里罗卜冲东南边何家涝高山，任务与四班同。接受任务后，九班轻装前进，越过两块田，钻进山上灌木林中。山上的花椒、蔷薇、荆棘交织在一起，密不透风，使人腿脚难动。火急之中，我在前面折断树枝刺条，硬是在刺丛中踩出一条路来，帮着大家向上攀行，约摸一个多小时才登上山顶，这时我已是双手血滴滴的了。
这座山约二百米高，是上山岭向南延伸的山梁。山上有不少大树，每棵有一、二尺围粗。当时军情紧迫，已来不及看地形，只在山的岭界线南边放了一个联络哨，把其余战士带到岭界线北边，下到二、三十米处的山坡斜面上，间隔十米一线拉开，排成战斗队形。没有时间也没有条件挖战壕了，我要求每个战士时刻注意利用地形地物，发扬火力，杀伤敌人。
大约上午九时。山脚下农民开始跑动，纷纷钻进山沟。又过了一刻钟左右，整齐的日军队伍从许店方向来到上山缪，然后从大路开进外罗卜冲田里，站队不走了。这时，上山岭伏击组还没有开枪，估计日军大队人马还要继续过岭。不一会，日军已站成五个方队，大路上还有敌人涌来。上山岭伏击组的枪声响了。日军出一百多人穿过里罗卜冲，占领我班阵地北面四百米处的无名山头。山头上只有稀稀落落的几棵大树。山上的敌人还未发现我们。另有二百名日军跑步占领了四班阵地。
所有的敌人就是不进大山冲。敌情紧急，已经不能再等了。我命令全班：“目标开阔地敌人密集地区，表尺一千米，排子枪齐放，射击！”日军死伤了几个，其余滚到田埂坎子底下隐蔽。我又命令：“目标正前方山头四百米。自找目标，排子枪齐放，射击！”山上的鬼子也死伤了几个。鬼子开始把进攻目标对准我班阵地了。他们组织了七、八十人，在机枪掩护下,正面向我们攻击，由于树丛密，动作慢，被我们击退。直到这时，敌人还没有看清我班阵地的具体部署。占领四班阵地的敌人用十几挺轻重机枪封锁了我营、连主力运动的山口子，使营、连与我们班的联系被切断，无法增援我们。上午十一时左右，敌人在我班阵地前沿用十几挺轻重机枪组成又一个强大的火力网，掩护二百人的兵力分左右两路冲上来。左前方的敌人离我们只有五、六十米了。战士唐生志和王禄华居高临下，甩出两颗手榴弹，炸死炸伤几个敌人。其余的调头逃走了。接着敌人调来三、四门山炮，配合十来挺轻重机枪，组织七、八十人进行第三次硬攻，还是被我们打退了。中午十二时左右，敌人的山炮增加到八、九门，炮的阵地设在山后，观察员站在山顶上发口令。但是，炮弹一颗颗落在山脊上，对我们丝毫没有威胁、不一会，五、六十个日军从里罗卜冲悄悄摸上来，在左边机枪的侧射掩护下，钻入我班阵地山脚下。我们沉着冷静，用排子枪将敌人的四次冲锋打退。
约下午一时，敌人改变了打法。十来门山炮“咚咚……”打成排炮，炮弹打成一条线，每两颗炮弹的落头只间隔十来步，又以十米左右的距离，从山沟里一排一排打到山顶，又从山顶一排一排打到山沟，象梳子一样，反复来回三、四遍，炸得泥土飞扬，树叶沙沙落地，山谷的回声轰鸣不绝。在大炮的掩护下，二百多个鬼子分成三股向我们冲来。这种场面我从来没有见过。我想起在军部训练时，营军事教员袁大鹏同志说：“面对这种炮火，要果断跳出战壕，同敌人发起攻击，或转入预备阵地，避免炮火的杀伤。”根据这一精神，当炮弹从下打到我班阵地前十来步时，我立刻命令全班，“目标，正前方五十米，快跑！”全班战士闪电般跳起来，很快就运动到前五十米处就地坐下。敌人一排排炮弹从我们头上呼啸而过，天崩地裂的轰鸣声伴着灼热的气浪一阵阵扑来，一串串机枪的弹雨掠过小树丛，打得树叶乱飞。我九班成士在敌人机枪大炮的火网间隙中镇定自若地向冲上来的敌人射击，打退了敌人的冲锋，又转向敌人的机枪火力点放排子枪，直到把敌人机枪打哑为止。当敌人的炮弹一排排从山项上向下打到我班后十来步远时，我又命令全班：“目标，向后五十米，快跑！”，战士们敏捷地返身就跑，上行五十米又就地坐下，继续寻找敌人的指挥官，机枪手和观察员射击。
面临险恶的敌情，只有全班同志团结一心、步调一致，树立起抗日必胜的坚强信念，才能积极发挥自己的优势，保护自己，消灭敌人。
这时，有两个日军军官站在对面山顶上指手划脚、哇啦哇啦的。我命令全班抓紧时间把枪栓上点油，装满子弹，让我一个人放冷枪。我屏住呼吸，瞄得准准的，“乒”一枪，打死了那个穿黄衣挂大刀的鬼子军官。此刻全班沸腾。我右侧的观察员，一个名叫简德发的十八岁的福建籍红军战士从树丛中跳起来，高举着中正式步枪，边挥动边喊：“班长，打倒了！“这一喊非同小可，目标全给暴露了，日寇机枪立刻向这边扫过来。我立即命令全班向山下二十米快跑。在新的阵地上射击。
敌人的炮火不断，几百颗炮弹同时集中打到我班阵地上，烟柱直冲上空，远看确实有点怕人。纵深阵地上，营团首长看硝烟弥漫的九班阵地，估计我们伤亡很大，或者全部完了。其实，我们在急而前进忽而后退的运动中，避开了敌人的炮火，只有一人受了轻伤。全班始终有指挥有秩序地行动，用排子枪硬是把敌人压到山后不敢伸头。
下午二时，敌人整个部队前后乱动，进退不明，三十多匹战马在左右奔跑，其中一匹枣红马上坐的可能是两千日军的总头目，或是联队长之类的军官。我仍叫全班战士做好射击准备，让我一个人冷枪单放。我装上五颗铜头子弹，标尺一千米，瞄准一枪，枣红马上的军官被击毙，接着又对准那匹枣红马的前肢连散三枪，那匹马倒在田里起不来了。全班战士趁势朝着那三十多匹战马队齐放排子枪，只见敌人马嘶人叫，步兵骑兵乱成一团，漫山巅野，争先恐后立朝矶头山方向逃跑。这时，我营的主力恰好活动到山口子上，立即冲到外罗卜冲追击溃退的日军，打得鬼子狼狈而逃。
这一天我们与敌人激战了五、六个小时，目睹击毙的日军就有三十多人，实际上远不止这个数。还有四匹战马也倒毙在败退的路上。两千多日军在大白天，动用了这样多的机枪大炮，费了几个小时也没有攻下新四军一个步兵班的阵地，却丢下那么多侵占(略)者和战马的尸体慌乱地逃走，连指挥官都送了命，足以证明日本强盗只不过是一只纸老虎。
战斗结束后，九班战士在何家涝山梁上站队集合，整好军容，上好刺刀，高唱着“反扫荡、反扫荡……”的战歌，开到里外罗卜冲之间的田埂上坐下来休息。钻进山沟里躲避的农民也三三两两地走出山来，大家都笑嘻嘻地望着我们。其中一位四、五十岁的老奶奶快步走到我们跟前，又从我们的左边走到右边，伸出大姆指边走边喊：“哪你们哪！哪你们哪！”突然，老人好象想起了什么，急忙跑进村去，不一会又一手拎着茶壶，一手拿着茶碗走回来，给我们每个人递了一碗茶。
我们在打扫战场时，缴获了不少枪支弹药和军用品。我用的汉阳“二六”年造的步枪，性能很好，只是后坐力大，五、六个小时打了一百五十发子弹，枪托把我有肩肱骨部位都震溢了血，肿得象半个鸡蛋（后来有七、八个月才消失）。同志们叫我报负伤，我坚持说：“又不是敌人打的，怎么能算负伤呢？”当天，一位姓邹的农民帮助我们剥马皮，八连一班鲍温祥班长取出了马心，切开一看，里面还有一颗铜头七九子弹哩。晚上，全营同志饱吃了一顿马肉。
四月八日，池又彪营长带来三箱铜头七九子弹补充我们班。营长笑着大声说：“九班长，你们昨天一打得好哇！就是子弹打多了，现在给你们补上。”我也笑着回答说：“报告营长，子弹是打多了，因为敌人太多，以后注意节约！”
资料来源：
《铜陵文史资料》第四辑(1988年9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