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RT壹
民国初期前后，刚恢复“共和”的江西，
五个月不到，竟四换都督。可“乱归乱”，但好歹是老俵自己推选的都督，“肉烂在锅里”。
相比之后北洋督军时代的暴戾恣肆，
“那时简直就是花开”。
1913年的二次革命，江西军政精英“文武并举”，全国罕见，但代价也最大，不仅伤筋动骨，而且直接改变了江西近现代史。
袁世凯镇压二次革命后，“凡南军所已溃之地悉以北军充之”，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北洋军势力借机扩大到整个长江流域。为此江西在北洋军阀的统治下长达14年之久。
“江西只有两个人”——李烈钧，张大帅（王雨辰语，指军事势力的代表）
二次革命失败后，以李烈钧为首的大批赣籍“霸蛮”精英被迫远走他乡闹革命。
其中民国江西著名的八老就有五老“彭程万、欧阳武、伍毓瑞、龚师曾、杨庸笙”参加了二次革命。经此一役，江西军政机构和议会中的大批思想进步，资望较深的精英，都被后任都督李纯镇压、通缉，清洗，严重摧残了江西的革命力量和精英阶层。
而另一个军头“辨帅”张勋，老俵曾对其寄予厚望。
“老张”对于家乡的诸多善举，翻遍晚清民国，估计无人出其右。可他思想上却冥顽不化，且身边聚集了一批江西前清旧官僚， 搞出民国著名的复辟闹剧，把老俵的名声弄得“尿臊屎臭”。
这两人的失势，直接导致江西在北洋政府上层没有说得上话的代表人物；
民间有影响的中坚势力又或多或少参与了这两人的行动，导致后期没有在地方上和北洋军阀制衡的一流官绅力量。
反观湖南，民间中坚势力始终强大，虽和江西一样，也长期处在北洋军阀的统治下，但军阀在湖南却不敢肆意胡来。
以致多年后，主政江西的熊式辉感慨：
“一流的军阀在别的省都不敢乱来，二三流的军阀在江西就敢胡作非为。”
北洋政府统治期间，江西经济、建设乏善可陈。1916-1922年，赣省还连放“卫星”，厘金捐税持续全国第一。
高达百分之十的境内商品过关税金，
严重阻碍了江西近代工商业的发展，新式实业的招商引资更无从谈起，相较全国，经济建设在政策起跑线上就输了。
尤其陈光远之后，蔡成勋督赣开始，
江西成为广东军政府与北洋政府南北纷争的主战场，使得赣鄱大地长期成为北军过境的重要通道，境内驻扎的北洋军既多且杂，社会扰乱不安，财政入不敷出，老俵们苦不堪言。
客观来说，北洋政府时期的历史纷乱复杂。
1912年-1916年，在“袁氏当国”的时期，虽然地方势力开始盘踞，但还不能称作真正的军阀。等袁世凯称帝失败，羞愤抑郁而死后，北洋群龙无首，历史矛盾悲催的是：
“再造共和”没有出现，南北纷争、枭雄迭起、军阀混战却成为时代的“主旋律”。站在普通民众的角度，还不如供个“袁大总统”。
什么直系、皖系，
地方上又是奉系、桂系、粤系，各派系发展脉络上还有“老带新”等，这就更添复杂；
今天这派合纵连横打那派，明天又是“兔子动刀窝里反”；尤其是那些借机打着革命口号，实则就是为了争抢地盘的军阀，让历史更为波谲云诡，后人混淆不清，难以简单定性。
但可以肯定的是，江西老俵对于北洋政府时期的五任督军，李纯、陈光远、蔡成勋、方本仁、邓如琢无一好感，怨声载道，尤其是邓如琢，简直罄竹难书。
唐德刚回忆撰写【李宗仁回忆录】时，
李公每每向他叹息说：“他在清末上陆军小学时，但见广西朝野一片朝气；辛亥革命成功之后，则朝气全失，全国上下反觉一片腐烂败坏，你说奇怪不奇怪呢”？
李代总统反复地追问，让史学大咖无言以对，只能含糊解释：“历史还未走出三峡”。
PART贰
前些日子，“老郭”带着他的麒麟剧社，走进南昌演出，老徐不禁心里咯噔一下，这“天津帮”又来了。
北洋政府时代，江西一直属于北洋军阀直系的势力范围。巧的是，从民国二年至民国十三年，先后三任江西督军李纯、陈光远、蔡成勋都是天津人。
并且这几届督军上任，都是带着上万之众的“北军”（老徐奶奶口中的北方侉子）南下。
而彼时江西原有的地方军事势力，
因为二次革命已经消亡殆尽，老俵们打又打不赢，估计在省参议会说也说不赢这些出自“相声窝子”里的督军。
当然郭老师肯定不是军阀，最多可称为“门阀”。
李纯原为北洋中央陆军第六师师长，属于袁世凯，尤其是冯国璋的嫡系。
他因为镇压二次革命有功，1913年9月，被袁世凯任命为江西都督。
他一到南昌，就大开杀戒。
按册缉拿参与二次革命的大批江西军政精英，甚至大搞株连，祸及家人。取缔国民党各级组织、解散省议会、严禁群众集会、查封报馆，南昌出现“逐日刑人”的恐怖气氛。
为强化统治，李纯还割断了江西的“武脉”。
李纯就任江西都督后，就大肆裁并赣省原有军队，使江西“无土著之兵”，就连日后征兵也是“定向”河北、河南。
老俵固然少了兵役之苦，却直接导致江西军人阶层自二次革命后，出现严重断代。
南昌只有“三万六千斤铜”，
可赣督李纯“惟偏重国家之收入，而忽视地方发展，对中央专款不但按数解送，而且每年均有超额”，
相比别省故意“叫苦”缓缴，李纯最为积极。
李纯同志“严于律人，宽以待己”。
不可否认的是，他在任上，对江西的吏治建立了严格的官员奖惩制度，铁腕整肃了一些贪官污吏，屡屡撤换疏于政务的县级官员。
看似“雍正”，可实际却是一个典型的官场“两面人”，自身在江西大肆贪墨收刮。
更可恨的是：他又不在“江西消费”，
而是将聚敛的巨额财富送回老家天津，
购买地产，建造房屋，因为成片相连，被时人称为“江西街”，拉动了民国天津的GDP，可苦了江西的老俵。
1917年8月，冯国璋入京代理大总统，为防止皖系夺取江苏地盘，特命李纯调任江苏督军，自此以李纯为首，与湖北王占元、江西陈光远共同形成民国初期著名的“长江三督”。
1920年10月11日夜，李纯突然死于江苏督军署内，年仅四十六岁。
李纯之死，迄今仍是史界一桩疑案，官方宣布李纯是因“忧国忧民”而自杀身亡。
他的去世，堪比国葬，备极哀荣。
尤其是在他的家乡天津，“灵柩到津之日，往车站迎接者，冠裳云集，车水马龙，场面可谓异常壮观。总统代表曹馄、直隶省长曹锐及全城官吏都抵站致祭迎逐。
各界依次祭奠，长达数里。龙亭内置徐世昌大总统亲笔匾额，上书“国之柱石”。
江西老俵对李纯全然没有好感，
可他留给“天津卫”的记忆确是：
李纯生前“关怀桑梓，助赊与学”。
他在天津捐建了三所秀山（李纯字秀山）小学，负担全部开支。
张伯苓初创南开大学，经费拮据，李纯慷慨同意捐出50万银元，作为南开大学永久发展基金。可是款还未付，李纯就死了。李纯死后，家人如数交付给张伯苓50万银元，分毫不差！
1921年，张伯苓用这笔巨款，建造了秀山堂，作为南开大学最早的办公和教学楼。张伯苓在秀山堂前，铸李纯铜像，每年八月十五李纯生日这一天都要进行祭奠。
历史上的大人物往往都有多面性，很难将其脸谱化，颇有些说不清、道不明。
湮没在茫茫人海的老徐，
平凡普通到甚至不能展现出人性的两面，我不知道这是庆幸还是可悲！
PART叁
接替李纯任江西督军的陈光远。
如果放在当下，从政或许是个外交家，经商至少肯定是个优秀的CFO（首席财务官）。
李纯颇似人们印象中的北洋军阀形象，留个大胡子，双手握立军刀，孔武有力，嘴里骂着“奶奶的熊”；而陈的做派却颇像一个算盘挂在颈上的精明商人。
陈光远是民国历史有名的“骑墙派”。
他能够成功接任江西都督，除了直系派别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那就是陈光远“做了一回袁世凯”。
袁世凯是背叛了光绪帝，陈是放了老俵辨帅张勋的“鸽子”。张勋闹北京复辟时，本和驻扎在京郊的陈光远私立了盟约，老张扶溥仪上位后，陈光远拱卫接应。
可张勋复辟成为闹剧后，陈光远发现形势完全不是当初想象，所谓万众呼应，而是人人喊打。于是调转枪头，加入段祺瑞的马厂誓师，还被任命为讨逆军中路司令，并声称:“拥护共和”，为国民幸福而与讨逆军一致行动”等，于是声望大增。
顺带一提的是，辨帅张勋并非表面上迂腐鲁莽的大老粗。他虽然愚忠，可并不糊涂。
他的复辟其实是得到当时大多数地方督军歃血为盟，私下支持的，为此才敢冒天下之大不韪。
谁知复辟闹剧后，独有张勋成为过街老鼠，
所以很多军头虽公开与他势不两立，私下里等风头一过，又纷纷为老张求情，恳求北洋政府特赦。不得不说，民国初期的老军阀还是讲些江湖道义的。
民国江西历任督军，陈光远主政最久，他能足足坐满五年，得益于他左右逢源，圆滑世故。
陈光远本为直系冯国璋骨干，在其任赣督后长袖善舞。他既能在直、皖间寻求平衡，又与南方中山先生的国民党互有往来，不光在省内扶植“天津帮”，又刻意网罗地方势力。
护法战争期间，皖系总理段祺瑞一向坚持武力统一中国，而与其对立的直系冯国璋何尝不想扩大地盘，只是秉持“对方支持的，我们就反对”，往往“义正辞严”，挑头当“主和派”。
由于陈光远属于直系，自然站在主和的立场，屡屡阻止北洋军南下过境江西攻打中山先生的广东军政府；在赣西还驱赶了“流寇”江西，民国臭名昭著的张宗昌。
其主要站在个人利益的考量，客观上也使得江西得到了难得的休养生息的机会。相比其后的蔡成勋，其结果善莫大焉。
1922第二次护法战争，陈光远的被免职，其重要原因也正是因为抵抗南军北伐不利。
陈光远在民国各省督军中影响不大，但社会关系网极其庞大，
他有七个儿子，其中，大儿子、五儿子成了北洋阁臣之首龚心湛、潘复的女婿；
二儿子、三儿子娶了时有"天津八大家"之称的黄丹甫、李颂臣的女儿；
四儿子娶了察哈尔都统张锡元的女儿，六儿子娶了张勋的女儿，七儿子又是孙传芳的女婿。
子女亲家遍及北洋军政商三界。
陈光远据说还是民国最有钱的军阀。
他对金钱攫取的精明，简直是融在骨子里。并且做得隐蔽专业，相对属于“巧取”。
陈光远治军从不搞些什么军阀常见的克扣军饷、吃空饷，所以据说其麾下的北洋12师，就军容、军纪方面算是比较好的。
“枪杆子”是他统治的基础，这个账，陈光远自然算得比谁都清楚。
陈不屑于那种简单粗暴的捞钱方式，是因为陈“不差这两个钱”。
陈光远一到南昌，
就敏锐地发现了“过桥”的生意；
民国的南昌商贸发达，商家为了短期的资金周转，往往都会通过钱庄借钱周转，过去习惯以五天为一个“比期”，也即账期，一天一厘的息，借一百，五天后就可收105元，陈光远很快发现了这赚钱的生意。
于是每到月初就赶紧催促财政厅发放军饷，钱一到账，立马委托时任南昌商会会长的龚梅生去帮他放款。
军饷他是分批发放，督军的钱又谁敢赖账，于是陈光远“金钱永不眠”，不停滚动下，一年几百万元就轻松落入他个人口袋。为此龚梅生曾是督军府的座上客，陈光远对他非常客气。
据说陈还有一个习惯，某人一当税差，他就常常念叨说:“某人可以发财了”。毫无疑问，在陈手下当税差的，是一定要“报效”的。
陈光远的天津旧识还曾回忆：
他有次去拜访下野的陈光远，聊到正在兴建的天津劝业场，故人抱怨楼盖7层，上下不方便。
陈一听，立马放下烟枪，坐起来，一弯腰，从床下掏出一面大算盘。从地皮的价格、建4层还是7层的各自建筑成本，同时算出能建的面积，租金的收入，再两相对比成本收益，得出结论，还是建7层划算。
陈一介下野的武夫，吃穿几代不愁，却对市场信息了如指掌，算得如此精准，
故人回家的路上感叹“怨不得人家发财”。
老徐也感慨，怪不得江西穷，
这主政一方的大员，都忙于“个人理财”。
PART肆
江西著名的前清遗老，那位认为“清待赣人薄，赣人报独厚”，对江西地方文化有重大贡献的胡思敬曾针砭时事，挖苦讽刺道:
“自国变后，群小轻事更张，将县名纷纷改易，此亦如各省之官，武则称都督，继则称将军，忽又改为督军；文则初称民政长，继称巡按，忽又改为省长。”
胡思敬的这番话，解惑了老徐过去看近代史时，总是被北洋地方军政长官的称呼搞得稀里糊涂。
“都督之称，肇自汉魏。武昌举事，仓促定名”。
这是袁世凯当政时，废除都督称呼，改称地方军政长官为“将军”时的一段解释。
例如李纯的官名全称就是“昌武将军”督理江西军务。同时为加强中央集权，袁世凯又提出军民分治，各省选任民政长，后叫巡按使，也即是后来的省长。
黎元洪上台后统一改称督军、省长，督军在北洋后期后又称督理、督办，名字换得让老徐脑壳发昏。
北洋期间，江西督军的更换往往是由于战事的原因，枪杆子里出督军，而围绕省长的任命和更换，各方角力下，却颇为复杂。尤其是在1920年，“赣人治赣”运动兴起后。
北洋政府期间的李纯，陈光远时期，省长倒还稳定，尤其是戚扬，做了江西八年的省长。
戚扬之前的省长是曾做过前清江西武备学堂总办的汪瑞闿，当初不被李烈钧接受，未能上任。“二次革命”后和李纯“搭班子”，他大胆平反、启用一些受二次革命牵连的官员、议员，引起了李纯和袁世凯不满，被戚扬取代。
其后，杨庆鋆、谢远涵、李廷玉、胡思义、李定魁分别担任赣省长。
谈到北洋政府时期，江西督军的“军管时代”，后人印象集中在督军的只手遮天，强取豪夺。
但细看历史，督军虽然可以利用武力震慑赣人，甚至可以在省内培植势力，但是，当赣省地方精英与旅居外地的赣人团结一致，对抗外来势力时，他们在省内的军政地位似乎并不稳固，江西民间还是有一定的抗衡力量，尤其是地方势力集中的省参议会。
如在1920年的“赣人治赣”运动兴起时，旅外同乡会、本地赣绅一致通电驱逐陈光远。
而陈光远为了证明自己是赣人，拉近与老俵的距离，竟与江西永修县陈姓联宗，把自己族谱“挂靠”在江西的“义门陈”下。借以缓解外省督军与本省士绅之间的紧张。
戚扬的下台，也是江西旅京同乡会和省参议会屡次弹劾的结果。在此之后，督军青睐的省长也屡屡被赣人联合抵制。
顺带一提的是，民国期间外地尤其是京、沪、宁的江西同乡会，势力影响很大，甚至可以左右家乡时局的发展演变。
例如几任省长的变换就是旅沪、旅京同乡会联合省参议会竞力的结果；
民国南昌本地的总商会，以及各自地域商会，对会员约束力之强以及规范之严格，相比现在的商会显然不在一个维度。
老徐或许孤陋寡闻，如今的商会，感觉他们只是在每年的年会中，才有较强的“真实”存在感。
PART伍
如果说李纯、陈光远作为军阀中的“老干部”，督赣还讲点体面，做事有底线。
那后任的蔡成勋、邓如琢简直就是暴戾恣肆，“吃相”极其难看。
蔡成勋入赣和他的几个前任天津老乡一样，都是带“北兵”南下。
蔡督赣期间，强行独揽江西军政大权，公开以武力挡驾，或捏造罪名惑众，使北京政府任命的一批厅长、局长、道尹，甚至省长均不能入赣就职，即使入赣就职者也不能履行其职责。
同时，他又以筹借军费为名向每一县派驻一个连长，用武力强行提取该县收入；
此外还在各城乡、市镇遍设鸦片专卖局，明禁暗许鸦片种植贩卖，征收鸦片税。
蔡的肆意妄为，倒行逆施，不仅引起北洋政府极为不满，更是引起江西民众极大愤慨，掀起一轮轮“倒蔡运动”。
1924年11月，蔡成勋的部下方本仁发动兵变，将蔡成勋赶走。
据说蔡面对属下进逼时，还向方本仁索要500万现款，称：“如允，则即刻离赣”，贪得无厌，鲜廉寡耻，竟到如此地步。
方本仁，湖北黄冈人，是“林帅”的同乡，他是与李纯一起来到江西，此人督赣“忽左忽右”，早期历史复杂，不来篇二十万字的博士论文，难以评判，讲不清楚。
方本仁兵变驱赶蔡成勋，是联合孙中山的广东军政府，1925年1月，方本仁正式督赣后，又对入赣的北伐军反攻倒打，导致孙中山的二次北伐又以失败告终。
1926年2月，方本仁为了“返乡称雄”，北面配合段祺瑞，试图赶走湖北的吴佩孚，南方又重新与孙中山的广东军政府展开接触，结果后院起火，被部下赣北镇守使邓如琢兵变逼走。
方本仁辞职后，转而又投向广东革命政府。
江西就此进入了最后的军阀邓如琢督赣时代。
PART陆
“工农兵联合起来！向前进，万众一心”，
伴随着这首排山倒海，气势恢宏的歌曲，
历史走到了1926年7月9日。这一天，北伐战争正式拉开大幕。
老徐读近现代史，最感慨这个朝气蓬勃，团结一致的短暂时刻。但可惜的是：一年不到，老蒋忘却初心，兄弟阋墙，同室操戈。
近代铁路不走江西，可战场弯都要弯到江西。
原定的北伐线路是先走“两湖”，打败直系吴佩孚，再从武汉挥师北上，与冯玉祥的国民军在河南会和，进而一统中原。
北伐军对于江西最初是作为侧翼监视区域。
江西战场局势的陡变，
是因为孙传芳趁北伐军在武昌鏖战，引十万主力大军尽行入赣，北伐进军线路由此转为东进，江西赣北成为了主战场。
犹如粟裕在解放战争时，盯住了淮海决战，
时任北伐军总司令的蒋介石把目光集中在江西，做出了“以后战争重心在江西”的战略判断。
蒋介石这一判断是对的，
北伐江西战场击溃孙传芳的主力后，整个东南势如破竹，长江以南已无大战可打。
北洋末代赣督邓如琢，上演了军阀末日的疯狂，江西人尤其是南昌人对其痛恨至深。
邓如琢为了筹措军费，对抗北伐军，滥发货币，造成江西金融史上灾难性的“江钞风暴”，直接导致本土大批钱庄、工商业主破产；
北伐军“一打南昌”并占领南昌后，
邓如琢疯狂反扑，承诺部下，只要攻下南昌，每人发双薪，可以大抢三天，邓如琢进城后，纵容部下大肆烧杀抢掠；
北伐军“二打南昌”时，蒋介石率三个师围攻南昌，并亲抵生米街就近指挥。
守城的邓如琢部下岳思寅等，为使北伐军失去攻城的屏障，竟命令工兵营用水龙头喷射煤油，把南昌惠民、章江、广润、德胜等城门外的民房、商店尽数烧毁，千古名楼的滕王阁也在这次丧心病狂的纵火中化为灰烬。
北伐军“二打南昌”，伤亡惨重，仅团长就阵亡三名，堪比攻打武昌城下的激烈程度。
“三打南昌”时，守城的残部在方本仁的策动下，最终开城投降。
由于民愤太大，杀伐决断的蒋介石，
毅然把降将岳思寅等五人枪毙了，气得方本仁要和老蒋拼命。
南昌市民却拍手称快，对这个嫉恶如仇的北伐军总司令颇为好感。
1926年11月11日，南昌市民举行欢迎北伐军大会，蒋介石在致辞中宣布：“江西政权已从北洋军阀手中夺回，江西同胞从今日起，有了一个自由、光明的日子”。
此后十余年间，这个浓郁的江浙口音，
经常在南昌、庐山的历史时空中飘荡。
未完待续第三季：国民政府的历任江西省主席
主要参考资料：
何友良：【江西通史.民国卷】
唐德刚：【历史的三峡】
赵富民：【民初地方实力派研究】
李嘉燕：【南北政争与江西时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