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沟桥事变与日本侵略计划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突如其来，拉开了日本对中国全面侵略的序幕。那天夜里，日军以“寻找失踪士兵”为借口，悄然向北京郊外的卢沟桥地区发动进攻。起初，这只是一个简单的军警冲突，但日方迅速将此事件放大，称中国军队开枪打伤了日本兵，借此为由进行大规模军事侵略。就在几天内，日军便开始了对华北地区的全面进攻，力图将整个华北置于其铁蹄下。日军的这一举动，正是企图通过武力迅速建立起类似满洲国那样的傀儡政权，完全控制中国的北方资源，甚至将手伸向更广阔的中国领土。
随着事态的升级，中国的军事高层迅速意识到局势的严重性，并加快了防御和反击的部署。南京中央政府做出了果断反应，召集军政要员紧急商讨如何应对日军的侵略。根据当时的国防计划甲案，中国军方决定集中陆军力量，打响上海战役，企图一举歼灭驻守上海的日军海军陆战队。同时，海军也接到命令，立即前往江阴地区进行封锁，切断日军的海上退路，准备全歼日本的长江舰队。
此时，上海的日军海军陆战队共约三千人，装备精良，准备随时登陆中国内地。如果无法在上海遏制日军的攻势，那么日军便能顺利南下，直逼南京，甚至全盘控制华东地区。为此，中国方面决定采取果断措施，集中兵力，力图通过海空陆协同作战，在上海展开一场决定性的战役。
与此同时，海军的任务也同样艰巨。长江是中国重要的水上航道，一旦日军的舰队突破了长江口，便可以直接威胁到南京、上海乃至整个华东地区的安全。因此，海军迅速派遣部队前往江阴，封锁长江口，阻止日军舰队通过。计划中，中国海军还准备通过空中打击和海上封锁，力图在最短的时间内摧毁日军舰队，使其无力再作战。
由于这项作战计划的某些信息不慎泄露，致使日军的长江舰队提前察觉到中国的动向。在极度紧张的情况下，日军长江舰队不得不做出仓皇撤离的决定。在中国军队准备全面封锁长江的前夜，日军舰队匆忙从长江口撤离，成功避开了中国的围堵。
南京国防联席会议的内部分歧
1937年8月7日，随着日军的步步紧逼，南京的气氛愈加沉重，国民党高层的会议也显得尤为紧张。会议地点设在南京，国防联席会议的召开。参会的高层领导人有张学良、宋子文、蒋中正等人，他们的身后，背负着一个危急的国家命运。会议的目的明确，就是商讨如何对日抗战的战略和具体方针。
尽管时局如此紧张，国民党内部关于是否向日本宣战的意见却出现了显著的分歧。一部分领导人，尤其是那些具有较强抗日情怀的军政人物，认为必须立刻拿出决战的态度，公开向日本宣战，坚决抵抗侵略。他们认为，若现在妥协下去，国家将无法恢复独立，最终会沦为日本的附庸，甚至被迫割让领土，失去生存的空间。
另一些领导人则提出了不同的看法。他们认为，尽管日本已经发动了侵略，但若仅仅通过一场战争来解决，代价可能会是无法承受的。特别是经济和军事力量都远远落后于日本，若中国贸然开战，不仅无法打赢战争，还会把中国陷入无尽的战火与灾难之中。于是，有人提议，卢沟桥事变仅是一起局部的冲突，应该将其视为“地方事件”，避免全国性的战争。有人甚至提出，中央政府不应过度干涉，最好是等待局势冷却后再做决定。
最令人震惊的提议还来自于一部分人，他们甚至主张向日本道歉，为卢沟桥事件中的冲突做出让步，撤换当地驻军，并与日本进行和谈。某些人认为，通过这种方式，中国能够避免大规模的战斗和战争带来的巨大破坏，并且通过外交途径试图缓解局势。
这一提议显然遭到了强烈的反对，尤其是那些主张坚决抗战的高层人物。整个会议几乎陷入了激烈的争论之中，双方立场的对立使得会议气氛一度非常紧张。支持宣战的领导人批评提出妥协方案的同仁过于软弱，认为这不仅是在危机时刻选择逃避，更是对日本侵略行为的纵容。特别是针对“道歉”和撤换驻军的提案，许多与会者都感到震惊，认为这完全是把国家的命运交给侵略者，简直是对民族尊严的丧失。
争论的焦点在于，究竟是继续忍让，还是果断出手反击。会议现场弥漫着一种无法调和的矛盾感，有些人极力主张通过谈判解决，试图寻找和平途径；而有些人则认为，这样的妥协不仅无济于事，反而会进一步激起日方的侵略欲望。
戴笠的坚定立场
就在讨论愈加激烈，几乎要陷入僵局的时候，会议室里的一位人物突然站起身，打破了这一沉闷局面。他就是军统的领导人，戴笠。他的突然发声，令在场所有人都把目光集中在了他身上。
“这次我们一定要打了！”戴笠的声音很清晰，毫不拖泥带水。会议室内的气氛为之一变，许多人都被这句话震住了，原本激烈的争论声顿时停了下来，几乎每个人都在等着他接下来的发言。
其中，国民党元老之一的吴稚晖，坐在桌边，面色严肃地看向戴笠，疑问的声音传来：“我们的武器、经济都差得那么远，拿什么打呢？”吴稚晖的问话直截了当，带着明显的忧虑。现在的中国军队，在物资、装备和技术上都远远落后于日本，单凭现有的实力，进行一场全面战争无疑是巨大的风险。
戴笠听到这个问题，眼神微微一凝，他并没有立刻回答，而是稍作停顿，随后，他目光炯炯地看向吴稚晖，语气平静却充满力量：“哀兵必胜，猪吃饱了等人家过年，是等不来独立平等的。”
中国若一直在被动中忍气吞声，结果只能是像“猪吃饱了等人家过年”一样，被别人屠戮，等待着日本来决定中国的命运。“这不仅仅是为了民族的独立，更是关乎中国未来的生死存亡。”面对如此强大的敌人，继续妥协是否意味着中国将彻底失去抵抗的机会。就像戴笠所说，如果这一战不打，中国恐怕将永远无法摆脱被侵略和屠杀的命运。
戴笠的坚持并非单纯出于民族大义，他心中有着更为复杂的考虑。在当时的中国，军统的影响力还远不如其他一些政治派系，而在这场全面抗战中，军统若能够从中崭露头角，不仅能大大提升其地位，甚至可能影响战后的政权布局。
如果能从这场战争中充分利用机会，军统有可能借此大大增强自身的影响力。而且，战争中的成败也直接影响着军统未来的命运和中国政治的格局。如果中国战胜日本，军统的地位必将水涨船高，而如果战败，军统甚至有可能被视为失败的代表之一。因此，戴笠不仅仅是在为国家的独立而战，也是在为自己和整个军统的未来铺路。
会议的气氛逐渐变化，抗战的立场得到了更多支持，尽管依然存在不少疑虑，但至少此时，所有人的心态已经发生了微妙的转变。
八一三淞沪抗战的爆发
1937年8月14日，随着战局愈加紧张，南京政府决定展开全面反击。中国的第九集团军在张治中总司令的指挥下，迅速集结兵力，准备对驻扎在上海的日军进行总攻。为了集中优势兵力，中国军方调动了87、88师等多个部队，计划一举摧毁日军在上海的防线。同日，中国空军也参与战斗，协同陆军对日军的海军陆战队驻沪基地——虹口，展开了猛烈的空袭。
日军凭借其强大的装备、优越的军事资源以及训练有素的军队，迅速占据了上海的大部分地区。而中国军队虽然装备落后，但他们毫不退缩，积极展开防守和反击。为了保卫上海这座重要城市，中国的防线早已准备就绪，从工事到阵地布置，每一寸土地都被士兵们视为生命的屏障。
第九集团军的部队奋勇向前，与日军展开了激烈的巷战和阵地战。街头巷尾、工厂仓库、民宅都成了战斗的场所。士兵们在这些复杂的环境中穿行，利用每一个掩体与日军进行激烈交火。
中国空军虽然装备较为简陋，但在空中作战中发挥了巨大的威力。飞机在虹口基地的空袭中，对日军的后勤补给线和防空设施进行了致命打击。日军海军陆战队的装备虽然强大，但由于长期处于空袭威胁中，他们的补给线时常遭到破坏，士兵的战斗力也受到了极大的削弱。
中国投入了大约73个师的兵力，总兵力达到70多万人。而日军虽然占据优势，动用了9个师团，总兵力约22万人，但战斗的规模和惨烈程度远超预期。随着战斗的推进，双方伤亡逐渐增加，战争进入了白热化阶段。
这场战斗的伤亡数字令人震惊。日军方面阵亡约9万余人，而中国方面的伤亡更是达到了25万余人。最终，尽管中国未能彻底击败日军，但淞沪会战的胜利仍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它不仅打破了日军“三个月灭亡中国”的战略计划，更迫使日本改变了侵略战略。日本原本计划通过迅速占领上海，从而控制整个华东地区，进而逼迫中国签署不平等条约，但在淞沪战场的惨烈抵抗下，日本的计划宣告失败。
参考资料：[1]陈廷湘.重评淞沪会战的战略意义[J].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3):5-2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