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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1年7月9日凌晨3点半，一夜没睡好的基辛格也起床了。吃罢早餐，4点钟，基辛格一行乘坐巴基斯坦的军用车前往查克拉拉军用机场。出门前，为了防止偶然过路的行人将基辛格认出来，美国驻巴基斯坦大使法兰对基辛格说：“不行。你这副模样，大家太熟悉了，得变一下。”
基辛格只好戴上一顶大檐帽和一副墨镜。
基辛格走得太匆忙，连换洗的衬衣都忘了收拾带走，但他没有忘记给总统发电报。基辛格一行乘坐的车子悄悄地驶出了伊斯兰堡。这是人们睡意正浓的时候，一路上行人不多。
1、轰动世界的废稿基辛格和巴基斯坦外交国务秘书舒尔坦坐在一辆车子里，舒尔坦想对基辛格说几句祝福的话，看见基辛格陷入沉思，默不作声，也就作罢了。
他们的车子驶到机场后，被特许驶入停机坪。基辛格乘来的那架飞机停在机场的民航区，而巴基斯坦国际航空公司的那架经过试航的飞机停在军用区等候。
这时，伦敦《每日电讯报》驻巴基斯坦的特约记者贝格正好在机场。贝格曾在巴基斯坦外交部任职，多年前已脱离外交界。
基辛格一行人从小车里出来、走向飞机时，贝格一眼就认出了经过化装的基辛格。
飞机的发动机已经开动，发出了嗡嗡的响声。
贝格再定睛一看，确实是基辛格胖胖的身影。他凑近在场的机场负责人，问：“那不是基辛格吗？”
“是他。”机场负责人随口而答，无意中泄露了天机。
“他去哪儿？”贝格又问。
“中国。”对方答。
贝格大为惊诧，问：“他去那儿干吗？”
“我不知道。”机场负责人说完就走了。
贝格无意中得到这一重大新闻，喜出望外，扭头就走，当即向伦敦的报社发了一条急电——据本报驻伊斯兰堡特约记者贝格报道：记者在查克拉拉机场获悉，美国总统的国家安全事务特别助理基辛格博士一行人已于7月9日凌晨4时乘坐一架巴基斯坦国际航空公司的波音707飞机飞往中国。
据说这件事后来在伦敦舰队街传为新闻界的美谈。《每日电讯报》的值班编辑拿起那篇稿子，看了一下，放下来。耸人听闻的消息，使他吃惊得不敢置信。他念罢稿子，看了又看，终于摇摇头，骂道：“贝格这头蠢猪，准是喝醉了。基辛格哪能到中国去，他不要命了？荒唐！”
这个糊涂编辑竟将这篇可以轰动世界的稿子插在废稿签上。
2、飞往中国的飞机上巴基斯坦外交国务秘书舒尔坦领着基辛格一行6人登上了飞机，机组的人员都站在舱门内迎候。舒尔坦把基辛格介绍给机组，郑重其事地说：“我奉叶海亚总统之命告诉你们，你们机组十分光荣地参与了一项有利于世界和平的秘密使命。乘这架飞机飞往中国的是美国总统的特使基辛格先生。”
机组人员表示欢迎基辛格。
舒尔坦接着叮嘱说：“你们必须遵守保密的诺言，在向报界发表官方公告前，不能向任何人泄露。愿真主保佑你们。”
舒尔坦又陪着基辛格走进客舱。四名中国外交人员与三名中国领航人员已经等在里面。舒尔坦为基辛格与中国人作了介绍。
由于是首次见面，基辛格与中国人彼此都感到拘束。握手是礼仪性的。
舒尔坦走后，基辛格手下的人员也都进了座舱。特工人员雷迪和麦克劳德拎着装满机密文件的大皮箱进来，一望见黄皮肤、穿着中山装的中国人，大惊失色，马上作出强烈反应，如临大敌。
雷迪十分紧张地问洛德：“跟中国人，去北京？坐的不是美国飞机？又没有先遣人员，没有安全措施，这怎么行？！”
洛德笑着告诉他俩：“这是奉尼克松总统之命采取的特别行动。”雷迪和麦克劳德一边放置皮包，一边虎视眈眈地盯着这几个中国人。这样，机舱内气氛更为拘谨。
基辛格不愧为一位经验丰富的外交家，他用风趣的语言驱散了拘谨的气氛。
他说：“我这次去中国很秘密，谁都不知道，早上起床的时候我连警卫都没告诉。一会儿，他找不到主人会急坏的，以为被人绑架走了！不过不要紧，巴基斯坦人会告诉他，说我到总统府去了。今天上午的巴基斯坦报纸会登载我有胃病需要休息的消息。谁都不会想到我到中国去了！”
他的话引起了一阵笑声，客舱里的气氛顿时轻松了。飞机已经加速昂首飞上了天空。
基辛格对他第一次见到的中国人印象很深，在他的回忆录里作过饶有意味的描述。
穿中山装的章文晋看起来像中世纪宗教绘画中的“红衣主教，他严肃而大方、聪明而不外露。他运用英语的能力令人敬佩。”“翻译唐闻生——那个难对付的南希·唐。她生于布鲁克林，因而讲一口十分漂亮的美国英语。我常跟她开玩笑说，因为她是在美国出生的，她不会像我一样受到宪法的限制不能当总统。这个前途对她似乎没有什么吸引力；她既聪明又活泼，很长一段时间掩盖了她的狂热的意识形态信仰。她认为自己不仅是一个翻译；有好几次她当着我们的面毫不犹豫地与周恩来争论。”
至于王海容，“她也是外交部的一位官员。据说她是毛泽东的侄女或侄孙女；她是一个腼腆文雅的人，看起来像一只很容易受惊的鹿一样。”
3、巴基斯坦的烟雾弹在基辛格离开伊斯兰堡以后，为了执行掩护计划，以假乱真，一队没有基辛格在内的车队，在摩托车队的护送下，于当天上午8点，浩浩荡荡地驶出政府宾馆。车头上都插着美巴两国国旗，在伊斯兰堡引人注目地招摇过市，驶往50英里外的纳蒂亚加利。为首的一辆车里坐着美国驻巴大使法兰和巴基斯坦外交国务秘书舒尔坦。
纳蒂亚加利这个地方到处是山间小别墅，有僻静曲折的车路相通，确实是执行掩护计划的合适场所。舒尔坦还假戏真作，请了一位巴基斯坦医生来别墅诊治一个病人。这位医生是舒尔坦事先经过反复了解、询问，断定他分辨不出基辛格和其他白种人以后才请来的。人家问他：“你见过基辛格吗？”他回答说：“没有。”又问：“那么你一定在报上见过他的照片吧？”答称：“没有见过。”从纳蒂亚加利出来后，这位医生以为他是在给基辛格看病，其实他看的是一个确实害了“德里痢疾”的特工人员。
叶海亚总统为了不露破绽，还特意组织了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国防部长以及20来个其他政府官员陆续不断地从伊斯兰堡坐车到纳蒂亚加利探望这个泱泱大国的贵宾。舒尔坦则在客厅里装着十分抱歉地将他们一一挡驾，请他们喝咖啡，推说基辛格正在休息，不便打扰。
7月10日上午9点，在基辛格到达北京将近24小时的时候，他留在伊斯兰堡的助手霍尔珀林又按计划从纳蒂亚加利打电话到城里，称基辛格在别墅要多休息一天，取消一切约会。霍尔珀林还打电话给停在机场那架美国飞机的驾驶员，要求他发电通知飞行计划作必要的改动。此时，在美国圣克利门蒂西部白宫的尼克松总统，除了在7月9日凌晨收到一封电报称“出发情况良好”以后，就再也没有基辛格的音讯。
基辛格一进入中国，就无法与总统保持联系。对尼克松来说，等待显然是一件更加折磨人的事情。尼克松为此好几个晚上都睡不着觉。
这场秘密外交基本上是按中国的条件进行：是美国特使去北京，而不是周恩来到华盛顿。这是中国按允许外国使节拜会中国朝廷的古老规矩发出邀请。1651年，第一个到中国的俄国大使因不肯给顺治皇帝磕头，乃被拒绝晋见，并被立即遣送回国。1816年，英国大使阿姆斯特勋爵拒绝给嘉庆皇帝磕头也受到同样对待。当然，这次，尼克松没有派基辛格去磕头。周恩来会不会为了17年前在日内瓦受到杜勒斯国务卿拒绝握手的藐视而向美国人施行报复呢？
4、对中国的初次印象1971年7月9日，星期五，北京时间中午12点15分，飞机在北京郊区的南苑军用机场降落。前来迎接的有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叶剑英、即将出使加拿大的黄华、外交部礼宾司司长韩叙，以及读过哈佛大学化学专业的翻译冀朝铸。人们特意介绍说，在国庆节的天安门上，是他同毛泽东及斯诺站在一起。
这时，中美双方官员的表情是严肃的、拘谨的，气氛是冷峻的；握手也是例行公事的、礼貌性的。
按中美双方原来商定，这次基辛格秘密访华，不安排新闻摄影。经过周恩来总理指示，也通过与基辛格商量，我方安排了一个摄影师拍摄基辛格秘密访华的资料影片，以供保存。当时中央新闻电影制片厂的摄影师牟森，有幸地将基辛格的访华活动拍摄了下来。牟森就是从南苑机场基辛格下飞机时开始工作的。
从基辛格当时在南苑机场的表情来看，忧虑是很重的，没有一丝笑容。
叶剑英陪同基辛格乘坐红旗轿车进城，基辛格被当做贵宾安排住在钓鱼台国宾馆6号楼。楼外假山玲珑，小径曲折，流水潺潺，是一个漂亮的大花园，园林布局基本上是乾隆皇帝时的原貌。
6号楼里的屏风古色古香，瓷瓶典雅古朴。下榻住定后，基辛格开始盥洗换衣服。可他将换洗衬衣忘在伊斯兰堡，不免大为着急。洛德英俊苗条，衬衣不合基辛格穿；他只好向身材高大的霍尔德里奇借几件白衬衣。基辛格抖开借来的衬衣在身上比试，太长太宽，衬衣上还标着“台湾制造”的商标。
“哟，台湾产的。”基辛格只好笑着打趣，“真不吉利！我就是担心台湾问题要使会谈卡壳。”
洛德在一旁说：“你太紧张了。”
基辛格穿上霍尔德里奇的宽大衬衣，看看镜子，发现自己好像没有脖子。他只好折短袖子，结上领带。
到北京后的第一顿饭，是叶剑英举行的盛宴。菜式之丰富，制作之精美，数量之丰盛，使基辛格大为吃惊。这个德国犹太移民的后裔，在美国中学毕业时候最大的愿望就是当一个会计。就是成为哈佛教授，乃至进入白宫成为美国第二号权势人物，也没有见过如此丰盛精美的宴席。
基辛格吃到酣畅之时，感慨地开玩笑说：
“大概是数千年前有位贵宾吃不饱，饿了肚子，使主人受到指责；自此之后，贵国就决心待客从丰，以免重蹈覆辙。”
饭后稍歇。周恩来总理将于下午4时半到来。基辛格等人相互招呼着，到客厅门口迎候。
他们在屏风前相挨着排成一行，垂手站立，表情僵硬，紧张而拘束，连话都不说了。对中国的神秘感使他们即将会见中国领袖人物时手足失措。
小车驶到小楼门口。周恩来下车走来，潇洒庄重，行动敏捷。
基辛格在回忆录里是这样描绘的：
他脸容瘦削，颇带憔悴，但神采奕奕，双目炯炯，他的目光既坚定又安详，既谨慎又满怀信心。他身穿一套剪裁精致的灰色中山装，显得简单朴素，却甚为优美。他举止娴雅庄重，他使举座注目的不是魁伟的身躯（像毛泽东或戴高乐那样)，而是他那外弛内张的神情、钢铁般的自制力，就像是一根绞紧了的弹簧一样。他似乎令人觉得轻松自如，但如小心观察就知并不尽然。
基辛格还没等周恩来走到跟前，就特意把手伸了出去，动作还是有点僵硬。
周恩来立即会意地微笑了，伸出那只有点弓屈的右手和基辛格握手，友好地说：“这是中美两国高级官员20多年来第一次握手。”
基辛格也说：“遗憾的是这还是一次不能马上公开的握手。否则全世界都要震惊。”
紧接着，基辛格将自己的随员介绍给周恩来。
“约翰·霍尔德里奇。”基辛格指着大高个。
周恩来握着霍尔德里奇的手，说：“我知道，你会讲北京话，还会讲广东话。广东话连我都讲不好。你在香港学的吧？”
基辛格介绍斯迈泽：“理查德·斯迈泽。”
周恩来握着斯迈泽的手，说：“我读过你在《外交季刊》上发表的关于日本的论文，希望你也写一篇关于中国的。”
洛德没等周恩来开口就自报姓名：“温斯顿·洛德。”
周恩来握着洛德的手摇晃着说：“小伙子，好年轻。我们该是半个亲戚。我知道你的妻子是中国人，在写小说。我愿意读到她的书，欢迎她回来访问。”
周恩来也跟特工人员雷迪和麦克劳德开玩笑：“你们可要小心哟，我们的茅台酒会醉人的。你们喝醉了，是不是回去要受处分呀？”
基辛格一行紧张、拘束的神态很快就消失了。他们为周恩来的魅力倾倒。
5、首次会谈的意外楼内的会议室里，中美双方随着周恩来的到来开始了会谈。
隔着一张铺着绿台布的长桌，周恩来与基辛格相对地坐在大藤椅里。在周恩来两旁的是叶剑英、乔冠华、黄华和章文晋，还有熊向晖、王海容、唐闻生和冀朝铸。
在基辛格两旁的是霍尔德里奇、斯迈泽和洛德。特工人员雷迪和麦克劳德虎视眈眈地站在窗旁，还随身带着两只沉重的装满了机密文件的箱子。
后来，中方有关人员觉得他俩如此守着太累，也不值得，就劝说他俩回到所住房间去休息。他俩也觉得基辛格似乎很安全，只好提着那两只沉甸甸的机密箱子，离开了会议室，回到住房去。
洛德将那本熬了许多心血准备的材料汇编摆在基辛格的前面。周恩来只掏出一张纸放在茶杯边。可以望见纸上写着几行字，大约是讨论的提要。
基辛格先是十分谨慎地打开材料汇编的厚皮封面，按事先准备的密密麻麻的讲话稿，干巴巴地念了起来：
从1784年美国商船“中国皇后”号从纽约港起航，穿过大西洋，绕过好望角，于8月28日到达中国广州的黄埔港，揭开了中美关系的序幕…基辛格从中美关系的历史谈起，一直讲到这次会晤。周恩来、叶剑英等很有耐心地听着。
连基辛格也觉得这么念太枯燥，但他只得将开场白念完：
所以，尼克松总统希望看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回到国际大家庭来，起到它应有的建设性的作用。为此，总统期望访问中国…
这个在哈佛大学磨练过口才的教授，不愿再念，于脆撇开材料汇编，随便地说起来：“已经有许多人访问过这个具有几千年文明的美丽的国土了，对我们来说，却是一个神秘的国土。”
周恩来摆了摆手，说：“你会发觉，它并不神秘。你熟悉之后，它就不会像过去那样神秘了。”
基辛格说：“众所周知的原因，造成了我们两个大国的对立与隔绝。”
周恩来说：“两国之间的分歧是巨大的。例如，台湾问题就是两国关系紧张的根源。博士先生，我们终于坐下来了，就可以相互阐述自己的观点，让对方有充分的了解。”
问题在桌面上摊开来了，最重要的是台湾问题。
基辛格谈了尼克松政府对于台湾问题的建议：
一、美国政府拟在印支战争结束后撤走2/3驻台美军，并准备随着美中关系的改善而逐步减少在台湾余留的军事力量。
二、承认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不支持台湾独立。
三、不支持“两个中国”或“一中一台”，但希望台湾问题能和平解决。
四、美蒋条约留待历史去解决。
五、美国不再指责中国和孤立中国，美国将在联合国支持恢复中国的席位，但不支持驱逐台湾的代表。
基辛格还谈到越南战争等印支问题。等基辛格阐述完美方的观点，已到晚餐时间。茅台酒和鱼翅羹使桌上气氛变得宽松了一些，双方说了一些打趣的话。
晚饭后继续会谈。
周恩来针对基辛格提到的美方观点，坦率地表明了中国的原则立场，特别阐明了中国政府对台湾问题的一贯观点，那就是：台湾是中国的神圣领土；台湾问题是中国的内政，不容任何外来干涉；解放台湾是中国自己的事情，美蒋条约无效，美军必须限期撤离台湾。
谈到越南战争，周恩来指出，美国朋友总是喜欢强调美国的体面、尊严。你们只有把你们的所有的军事力量统统撤走，一个也不剩，这才是你们最大的荣誉和尊严。
周恩来又说：
“我是大致同意尼克松总统7月6日在堪萨斯城演讲的观点。总统讲到当今世界存在‘五极’，也就是五种力量中心。”
“堪萨斯城？五极？”基辛格愕然了，迷惑地反问道。
尼克松关于世界力量变化的说法，他是知道的。尼克松和他在一起多次地商量过，认为50年代世界有两极，即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及以美国为中心的西方民主国家；60年代后期，随着中苏分歧的公开化，世界力量实际上形成了中、美、苏三极了，也就是所谓的“大三角”。
尼克松总统也不止一次地在公开场合的讲话中讲到“三角关系”的理论。
现在，在基辛格出发以后，在7月6日，尼克松在公开的场合又正式将“三角”理论发展到“五极”理论，这件事并没有及时通知他。在他飞往北京之前几个小时，尼克松还通过机密渠道告诉他：公共关系专家们认为7月15日华盛顿时间下午10点30分是总统发表公告的最合适的时机。
为什么总统偏偏忘了提醒他发表“五极”理论这件事呢？尼克松的“五极”观点，现在在会谈中由周恩来提出来，一下子就使基辛格处于不利的境地。
洛德敏感地看了基辛格一眼，他在暗暗为自己的上司着急。
周恩来敏锐地感觉到了，问：“你们是不是在路上没有看到总统的讲话？”
基辛格被周恩来触中痛处，显得尴尬发窘，只好点点头。
周恩来却真诚地为对方介绍尼克松的观点，说：
“尼克松总统声明，本届政府‘务必首先采取步骤，结束大陆中国与世界社会隔绝的状态’。他预见到世界上将出现‘五个超级经济大国’——美国、西欧、日本、苏联和中国，它们之间的关系将决定当代和平的结构。我们赞同你们总统的观点，却不赞同给中国戴上‘超级大国’的帽子，也不参与大国的这场比赛。”
周恩来无意利用对方不利地位的真诚态度，使基辛格松了一口气，说：“总理同意我们总统的观点，我很高兴。尽管我们之间存在着严重的分歧，却也能寻找到一致的地方。”
基辛格对周恩来的信任与敬佩，就在此时开始形成。中美双方由20多年来隔绝无知而开始相互了解。双方既有严重的分歧，也有目标一致的地方，这使会谈从第一轮开始就有了意义。
周恩来和基辛格主要是把时间花在那些能增进相互了解的看不见摸不着的务虚问题上。那种谈笑风生的气氛，那些深入透彻的内容，使会谈像两位教授之间一场政治哲学对话一样。两个人在思想意识上是敌人，但各自陈述对世界事务的观点时的态度之坦率，即使在盟友之间也是很少能做到的，这很使基辛格吃惊；而谈话内容之深刻，更使他觉得面对的是一个伟人。
第一天的会谈在晚上11时20分结束，并没有解决任何问题，甚至没有讨论到那一个必须作出决定的问题，即尼克松总统来华访问的问题。双方在这天的会谈中都表现得好像若无其事，似乎这是一个很容易解决的附带问题。实质上会谈是很严峻的。周恩来走后，基辛格沉静下来，望着楼外的夜色、树丛中的灯光，他感到有点紧迫与沉重。
按秘密访问计划，他在北京的时间被限定为48小时。如果伊斯兰堡的掩护工作做得好而没有引起怀疑，他必须在后天、也就是7月11日在巴基斯坦重新出现。只剩明天一天了，他只能前进不能后退。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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