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前506年，南中国的争霸之战正如火如荼地进行，后起之秀吴国在积蓄了多年力量后准备对那个南方巨无霸楚国发动致命一击，而楚国，这个南中国的超级大国在随后的吴楚之战中被吴军攻克国都，一度濒临亡国。
此后的一段时间，南中国的舞台的主角一度变成了吴国和越国，人们总是习惯于记住历史中的高光时刻，在那一阶段的南中国大戏中，留在人们记忆深处的永远是“三千越甲可吞吴”，但很少有人去深究越王勾践卧薪藏胆攻灭吴国后的事情。
公元前333年，越国攻楚不成，反被楚国所灭，将时间尺度拉长，楚国这个南方大国，它所展现出的生命力远比吴越这两个抓住机遇迅速崛起的小国要强得多。
秦灭六国时，秦始皇嬴政问老将王翦，攻灭楚国需要多少军队，王翦表示：非60万不可。
这位征战一生的老将十分理解即便是此刻那个已经严重腐朽的楚国依旧是一个有相当底蕴的大国，如果摊开地图，会被楚国的疆域之辽阔震惊，单从国土面积讲，楚国是战国七雄之最，南方大国并非浪得虚名。
楚国获得广阔疆域的方式与一刀一枪打下来的秦国不同，楚国对周边小国的兼并大多是采取合作的方式，被兼并的小国贵族自动成为楚国贵族，他们仍在自己的属国内享受相当的自治权，楚国虽大，但其内部有太多国中之国，楚国贵族之所以有能力阻止有楚王背书的吴起改革，也是这种制度带来的后果。
秦国人的领土扩张要一刀一枪的打，楚国人却热衷于搞利益交换，是秦国人比楚国人更高瞻远瞩吗？人的主观意志在环境面前是很脆弱的，谁也不比谁聪明太多，他们如是选择，大概率是因为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他们没有更好的选择。
我们不妨摊开地图，去看一看亚欧大陆另一端发生的事，理解了它你就能够明白战国七雄中为何只有楚国热衷于以利益交换的方式扩张领土了。
水到渠成公元前509年，在吴楚两国在南中国鏖战时，意大利半岛的台伯河畔发生了一件事：罗马人赶走了国王小塔克文，并宣布从此不再设王，罗马进入共和国时代。
如果让今天的人评价这件事，我们大概会认为罗马人赶走国王，建立共和制度是一件具有跨时代意义的大事，热衷于西方史的人一定会把这件事作为“伟大属于罗马”的证据。
但事实上，赶走国王建立共和制度这件事对于当时的罗马人来说，似乎并不会造成太大的心理冲击，因为即便是在王政时代，罗马的国王也并没有掌握绝对的权力。
王政时代，罗马的权力分属于国王、公民大会和元老院，且国王由公民大会推举，他的行动要也要受到公民大会的制约，元老院在罗马王政时代早期扮演者国王顾问团的职务，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其所掌握的实权越来越大，罗马第六代王塞尔维乌斯便是没有通过公民大会，直接在元老院的授权下成为国王的。
罗马由王政变为共和，其权力结构的改变程度是相当有限的，在新的权力体系下，掌握罗马政权的是依旧是公民大会、元老院，以及以执政官为首的官僚体系。
相比于过去的国王，罗马共和国的执政官权力受到了更多限制，任期只有一年，且执政官要同时选出两名，只有在极个别情况下，才会选出集军政大权于一身的独裁官，独裁官的任期更短，只有半年。
从国王到执政官，罗马的国家元首身上被削弱的权力，很大程度上被补充到了元老院身上，共和国时代的重大事务都要经过元老院讨论通过，元老院拥有立法权。
好，简单比较一下王政时代和共和时代的罗马权力格局，我们很容易发现，罗马分散权力，让权力相互制衡的制度设计并非在共和制建立时才建立，在王政时代，这种思维便已存在，正是这种根深蒂固的分权思维，才让罗马人在末代国王小塔克文外出征战时只需要关闭城门就能让国王滚蛋。
罗马人为何热衷于分权，只有弄清楚这一点才理解罗马历史的总脉络。
河的秘密还记得文章开头的那个问题吗？战国七雄中，为何楚国最热衷于以利益交换的方式整合权力？为何秦国的商演变法会成功，楚国的吴起变法注定失败？楚国那辽阔的疆域和无数个国中之国为何会以这样一种滑稽的形式存在？
楚国之所以被视为蛮夷，是因为其根据地远离中原文化核心区域，当时，北方的农耕区是中国的绝对核心区域，北方农耕区能够成为中华文明的中心，依托的是黄河两岸的冲击平原。
黄河这条中国人的母亲河在养育了无数中华儿女的同时也塑造了靠她养活的居民的习俗和性格，无论是黄河两岸居民的家庭伦理设计，还是在黄河两岸的冲积平原上建立的国家的制度设计，都必须以适应黄河这条母亲河的秉性为总前提。
黄河水量足够充裕，足够她两岸的子民靠耕种这种单一简单的生产方式养活自己，只要按时有序耕种，黄河两岸的居民大概率不会饿死，所以黄河流域孕育出的国家必须要有一个单一的中心来指导大家耕种，集权是必然的选择。
但黄河这条母亲河又相当任性，她时不时就要改道，所以只在某个区域治理黄河的意义并不是太大，要想真正实现对黄河的治理，就要控制整个黄河流域，正是因为此，中国历史的总方向是一定统一。
但是作为蛮夷的楚国，他们从最开始就被赶出了黄河流域，在南方的江汉平原上，楚国人找到了一些适合耕种的土地，但是南方山川水网密布，可耕种的土地也便分割成很多块，耕地与耕地之间山川河泽密布，当然这些山川河泽同样蕴含着宝藏，除了耕种，楚人可以靠渔猎、采矿等多种方式养活自己。
这样的复杂的地理环境意味着什么？
第一，由于平原不连续，平原与平原之间又有天然的地理屏障，所以单纯的武力征伐并不容易，即便成功，收益也并不算大。
第二，由于各地楚国人产出的作物不同，他们比黄河流域的居民更加需要商业来互通有无。
第三，由于楚国境内经济模式有很多种，这就注定了单一的政令不但不能为生产活动提供助力，反而可能对生产活动带来灾难性后果。
基于以上原因，那种各地方势力联合在一个叫“楚”的共同体下的统治模式才能在这片土地上长盛不衰。
每一个文明初始阶段都有这么一段关于“河”的秘密，罗马人赖以生存的那条河叫台伯河。
这条河与黄河相比是小巫见大巫，但它已足够塑造它两岸居民的性格。
台伯河边的平原适合耕种，台伯河附近的丘陵地带又将这些平原分割成一个个小块，单个小块平原只能养活小规模的部落，每个部落的资源都有限，所以一个部落跋山涉水去彻底征服另一个部落便是一件困难重重的事，更好的选择是这些小部落联合起来建立一个叫“罗马”的共同体，建立共同体的好处是减低彼此之间的交流成本，这些小村落可以在罗马这个共同体之下进行更加顺畅的贸易，罗马这个共同体的建立也能让这些小村落完成单靠他们自己不可能完成的事情，比如在罗马第四代王期间，罗马修建了城墙，成为了真正意义上的城邦国家。
但与征服相比，这些以利益共同体方式建国的方式需要一个条件：必须给加入者足够的利益。
罗马人吸纳萨宾人后，推举萨宾人努马成为了罗马的第二代王，台伯河塑造了罗马人利益交换的传统和分权的政治体制，而在这样的制度、文化、习俗的综合作用下，罗马人逐渐掌握了一种武器，在日后的罗马扩张中，它甚至比刀剑还管用。
另一个拳头罗马人以骁勇善战著称，无论是王政时期还是共和国前期，罗马一直都是一种全民皆兵的状态，战争来临，任何一个罗马公民都要拿起刀枪上战场。
罗马军队的悍勇是其在建立之后领土一直扩张的前提保障，但是武力只是罗马的第一个拳头，仅凭这一个拳头是不足以支撑起罗马持续百年的长期扩张的，罗马还有第二个拳头，叫公民权。
公民权是在早期欧洲城邦中广泛存在，但能够将其作为一种扩张利器运用的只有古罗马。
罗马公民权的特点是开放，在罗马建城早期，正是靠着公民权对外族开放，罗马吸收大量人口，罗马才得以在较短的时间内从一个七个村庄组成的小联盟，成长为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城邦国家。
在罗马具备一定规模后，公民权这件武器被其运用的更加游刃有余。
在国力上取得优势后，罗马人开始在意大利半岛南部和中部大踏步的扩张。
罗马人通常会先以武力击败其他城邦，然后许诺给对方一定的公民权利，罗马人根据被征服地区的重要程度给当地人不同程度的公民权：
对于那些对罗马格外重要的地区，罗马人会给出完整的公民权，当地居民的权力完全与罗马公民一致，拥有包括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在内的一切权力，他们的贵族会被请进罗马元老院，他们的代表有资格参加罗马的公民大会，甚至有资格在罗马担任官职，这些人成为与罗马人一样的一等公民（类似于现在的美国国籍拥有者）。
对于重要性次一级的地区，罗马人只会发放部分公民权，这些地区的显赫人物或许可以获得罗马公民身份（一等公民），但大部分人只能获得不完整的公民权，他们没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但是财产权等权利依旧受罗马法律保护，他们可以在罗马生活，但是不能担任官职，也不能在选举中投票，这些人即罗马的二等公民（类似于今天美国绿卡持有者）。
对于更加不重要的地区，罗马不会对他们发放任何公民权，或者只是将公民权发给这些城邦极少数的头面人物，罗马只是选择与这些地区的人建立同盟。战争爆发时，同盟者会派出军队与罗马一同作战，战后罗马只需分给他们一部分战利品，同盟者制度让罗马能够调动起更多军事力量（类似于今天的美国盟友）。
发放公民权和同盟者制度的设计让罗马大大减少了罗马扩张时的阻力，从这个角度上讲，公民权制度简直比刀剑更为锋利，但想以公民权去吸引人，就必须保证他对于大多数人都有吸引力。
联盟之内公民权是罗马统治的核心，如果这个问题解决不好，罗马在内部和外部的关系都会分崩离析。
刚才已经谈到了罗马以公民权为武器吸纳外邦人与进行领土扩张的方法，现在让我们看看罗马人处理内部问题时的博弈。
公元前470年起，罗马共和国的平民开始为争取公民权而进行斗争，赶走国王后，罗马虽然建立起了共和制，但是这种共和很大程度讲是贵族的共和，平民虽然在名义掌握选举权与被选举权，但能够在元老院和政府中担任官职者都是贵族出身，平民是耕种和作战的主力军，但是由于在政府中没有话语权，战争所获得的战利品大多会被贵族瓜分殆尽，一旦赶上灾之年，平民还要变卖家产，甚至被卖为债务奴隶。
罗马平民于是开始了为权力斗争，他们要求政府让他们拥有分得公有土地的权利，废除债务奴隶，并让他们参与到政府治理之中。
元老院贵族们最开始对平民的要求置之不理，但是很快他们就发现得罪平民的代价他们承受不起。
作为罗马军团的主力，平民们对抗贵族最有效的手段就是：拒绝作战。
如果没有平民参战，罗马军团的战斗力将立刻土崩瓦解，贵族们不得不妥协，以分配公有土地和增加平民官职为交换条件，希望平民继续为罗马军团效力，平民接受了元老院的条件，但是几场仗打下来，元老院贵族们并未兑现承诺，忍无可忍的平民们发起了更为激烈的对抗手段：离开罗马。
大量罗马人搬离罗马城，准备在别处重新建城，贵族们无法承受军队兵源不足和城市人口大量流失的代价，终于决定答应平民的要求，具体表现有三：
第一，设置保民官这一特殊官职，保民官有权否决元老院做出的不符合平民利益的决定。
第二，完善成文法典，司法审判要以明确的法律为依据，不能再由贵族担任的大法官随意定夺。
第三，废除债务奴隶，罗马人不能将同为罗马公民的人卖为奴隶。
罗马平民与贵族之间的矛盾得以很大程度上缓解，解决了内部矛盾，又学会了以武力和公民权两只拳头对外扩张的罗马人即将在意大利半岛上纵横驰骋，他们将创造一个时代。
化外之民很多人在看到罗马平民与贵族博弈过程时，一定会产生一个疑问，贵族对平民盘剥压迫这件事在大多数文明中都存在，为何罗马平民的斗争能够取得成功，让我们把视线拉回中国，看看在中国古代一个极为特殊的群体：化外之民。
汉高祖起兵反秦的原因是他押送犯人去骊山，犯人逃跑大半，刘邦认为即便去了骊山自己也得死，于是决定带着愿意追随的人在芒砀山游荡。
刘邦不是陈胜，他没在最开始就对秦帝国的统治基础发动冲击，他和他的那帮老兄弟们最初做的只是躲在深山中，避免被秦朝官吏抓捕，在看到秦帝国的虚弱决定攻打沛县干一票大的之前，刘邦和他的老帮老兄弟们的身份是一群化外之民。
秦帝国内部的化外之民并不只有刘邦一个，在秦末诸路反王中，彭越的化外之民“履历”可比刘邦资深得多，彭越过着在山中打渔的生活已经有数十年，秦末大乱时，一群与他一同在山中生活的少年要推举他为首领反秦。
彭越的履历说明了什么？说明了即便在秦帝国这样最为严刑峻法的时代，也有一部分秦人脱离了秦帝国的统治，在秦帝国的统治之外，建立了新的社会秩序。
当然，彭越这类人毕竟是少数，大多数秦人还是在秦法的框架下规规矩矩的当兵种地，帝国统治者与其治下之人的关系取决于化外之民的多少和成为化外之民的难度。彭越们是少数，难受的是他们自己，这帮人虽然躲进深山但是得时刻小心秦帝国的追捕，终日生活在惶恐之中，但是当化外之民占到了大多数，难受的就是秦国统治者了。
那么在帝国统治者与化外之民的博弈中，什么才是决定优势的胜负手呢？很简单，土地在谁手中，当时的秦帝国掌握着全国大部分优质土地，平民没有议价权，如果不愿服从秦法管理，只能躲进山里过更加艰苦的生活。
但是罗马共和国早期的罗马平民却不一样，当时的意大利半岛上，地多人少是最基本的国情，罗马平民之所以敢堂而皇之的离开罗马城，是因为他们随时都可以找到新的土地耕种并重新建城，这就是罗马平民能够以当时的中国人匪夷所思的方式争取权利的原因，战国七雄中，唯一地相对多，人相对少的是楚国，楚国的权力在七国中也是最分散的。
罗马以公民权为诱饵，用200多年的时间完成了对意大利半岛中南部的整合，在这个过程中，罗马人的武力加公民权的组合拳一直十分奏效，但是罗马的这一系列手段只能应用于周边小城邦，当罗马的势力范围扩张得足够大，就一定会有更强的对手等着它。
公元前264年，已经成为意大利半岛中南部霸主的罗马共和国再也无法按捺住控制整个地中海航线的诱惑，要想成为地中海霸主，就要拿下与意大利半岛隔海相望的西西里岛，但在西西里岛上，已经有一个历史更为悠久的强大国家在等着罗马，迦太基，罗马称霸地中海道路上的绊脚石，即将迎来自己的命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