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立科举制的隋炀帝杨广或许不会想到他所创立的这种考试制度会在中华大地上拥有如此之强的生命力，它不但可以穿越王朝周期，历时千年不倒，甚至在消亡百年之后，其影响力仍能让中国的人口断崖变得更加陡峭。
和解首先大家要思考一个问题：科举是什么？
关于这个问题，最简单的回答是：科举是一种通过考试选拔官员的制度。
这种回答当然没有什么问题，选拔官员，确实是科举制存在的意义之一，但科举的意义远不仅仅局限于此。
科举制度为底层人士提供了一个上升通道，拥有希望的底层人士也会将过多的精力挥洒在书本而不是刀枪上，科举制度是社会稳定器，这是其存在的第二层含义。
但是理解到这一层却仍难说完全窥破科举制度的本质。
中华大地上激烈的竞争从未停止过，没有科举制前，竞争往往发展为烈度极高的刀兵相见，但科举制为社会竞争提供了另一种可能，科举制下的用笔竞争，虽然也有其残酷的一面，但是无论从哪个角度讲，它都好过杀得人头滚滚的用刀竞争。
科举制改变中国古代社会的竞争形式，这是其意义的第三层，它让中国古代社会免于过多的杀伐，而是采取考试这样相对温和的方式进行，科举制度是社会竞争形式的转换器，这是其存在的第三层意义。
讲到这里，我们就不得不直面一个问题：发生在中国古代的一场场残酷竞争的主体到底是谁？
无论是王公贵族们在一个个大棋盘上运筹帷幄，还是一个个小兵以自己的脑袋为赌注的战场厮杀，其行为的目的都超出了单纯为了自己的范畴。
家庭是人类社会的最小单元，无论是战场上的拼命厮杀，还是科举制下的奋笔疾书，每一个入场竞争的人，无论身份高贵或低微，其代表的都不仅仅是其自己，他们的身后都站着一个或大或小的家庭。
中国古代的一切社会竞争都可以归结为家庭竞争，科举制度为这种竞争确立了形式，而接下来，进入赛场的各个家庭就要在这套逻辑下大显神通了。
家族竞争事实上，科举出现之前，中国古代社会的家庭竞争也从未停止过，只是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这样的竞争不向底层开放罢了，尽管陈胜能够喊出“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的口号，但在科举制被确立下来之前，底层人除了在社会板荡之时拿脑袋做赌注外，是没有多少正常的上升渠道的。
先秦时期，权力与社会资源被贵族阶级以身份合法地垄断下来，普通人是贵族的附庸，或者说直白些，普通人本身就是贵族阶级手中资源的一种。
贵族阶层垄断社会资源的基础是垄断土地所有权，春秋时期土地仅仅掌握在贵族手中，普通人无法通过购买等方式获得土地，没有土地这一核心生产资料的平民子弟只能依附于拥有土地的贵族存在。
秦统一六国后，虽然明面上的贵族被消灭大半，但是人们的生产生活围绕土地进行的事实没有改变，而土地的私有化又必然导致土地不断向少数人手中集中的事实。
拥有大量土地的地方豪强，利用自己的财富和社会影响力，让子弟读书并成为官僚，官僚再以政治能力庇护家族，让家族拥有更多的财富，拥有了更多财富后，这些大家族就可以把更多资源投入到教育和权力运作中来，然后获得更大的政治资源。
这些拥有土地、财富，并世代利用权力掌握政治资源的大家族们都有一个共同的名字：世家大族。
司马家族是典型的世家大族
东汉开始的家族竞争便是世家大族间的游戏，从三国到晋朝，世家大族一直将社会资源牢牢握在手中，西晋灭亡后，由于少数民族入侵，世家大族的影响力在北方式微，但在江南却得到了空前的加强，三吴地界上的世家大族们累世为官，甚至谁当皇帝他们都不放在眼里。
世家大族的影响力，在南北朝时期的江南地区达到极致，但这看似牢不可破的世家大族统治却在一个泥腿子的暴怒下走向灰飞烟灭。
宇宙大将军侯景本是北方羯族人，六镇起义期间在战场上打出了名堂，后投奔东魏高欢。
侯景在高欢时期受到重用，但高欢死后，与侯景不对付的高澄继位，侯景感受到威胁，转而南下投奔南梁。
但后来南梁欲与北齐和解，梁武帝萧衍准备以侯景为筹码与北齐达成交易，提前得知此事的侯景大怒，立刻发动叛变围攻建康。
侯景自封宇宙大将军，以劣势兵力与南梁军决战于建康城下，养尊处优的南梁世家子弟们明明手握重兵，却被侯景攻克都城建康。
侯景拿下建康后，也曾想过与城内世家大族联合，但此时的世族子弟们却毫不掩饰对侯景的鄙视，但令这些江南世家大族们做梦也没有想到的是，侯景这个北方来的“泥腿子”丝毫没有给这些世族子弟面子，既然联合不行，就直接物理超度，从肉体上全部干掉。
一次侯景之乱，被干掉的江南世家大族子弟有3000多人，“宇宙大将军”以自己的方式让后世的统治者们明白了一个道理：社会底层人不完全是王公贵胄们竞争的“耗材”，一旦阶级晋升之路被彻底焊死，底层人的爆发更加可怕，因为他们不懂“规矩”，当他们决定拿起刀来说话的时候，豪门大族子弟的脑袋也不比别人珍贵。
侯景之乱还暴露出另一个问题：阶级流动的停止除容易引发社会底层的过激反应外，还会导致世家大族子弟的明显退化，侯景之乱期间，手握大量兵马钱粮的江南世家大族子弟在优势明显的情况下仍沦为侯景的俎上鱼肉。
南北朝时期江南地区的阶级固化的最终形态就是毫无希望的社会底层人以最极端的方式干掉已经严重退化的世家大族子弟，世家大族们用百年时间建立起来的基业，“宇宙大将军”只要一顿砍瓜切菜就能让其灰飞烟灭，为了避免这一切朝着共同毁灭的方向发展，世家大族子弟们不得不学会与底层人和解。
经过漫长博弈，科举制度终于应运而生，它即让社会各阶层之间有了一定的流动性，又驯化了各个社会阶层的人士，让他们明白想要获得资源和权力，最好和最安全的方式是去读书考科举，而不是积累财富，招兵买马，杀人造反。
寒门贵子隋唐开始，尤其是宋代以后，科举制已经成为了国家选拔官员的主要方式，随之而来的是士大夫这一群体走上历史舞台和中国古代社会的竞争模式发生明显改变。
总体来讲，科举制是对社会底层人士比较友好的，造纸术与活字印刷术普及后，读书考科举的直接成本并不是太高，甚至普通家庭也能承受，像范仲淹这样天赋极佳之人，即便没有多少钱，也能够靠苦读改变命运。
像范仲淹这样的寒门贵子的出现无疑为统治集团注入了新鲜血液，这既提升了统治集团的整体水平，也让社会底层人拥有了一条上升之路。
但是，有范仲淹这样天赋的人终究只是少数，且范仲淹参加科举考试的北宋时期，“科举军备竞赛”尚未完全成型，少数天赋异禀之人真能单凭一己之力从人群中脱颖而出。
但随着科举制日趋成熟，范仲淹式的以一己之力杀出重围的成功案例就很难看到了，哦，对了，范仲淹在考取功名后，大力投资家乡的教育事业，购置公田供家族中家境贫困却有天赋的子弟读书，显然在范仲淹看来，自己单枪匹马杀出重围也有侥幸的成份，让家族中的子弟有更优渥的环境读书，成功的可能性显然更大。
科举的直接成本虽然不高，只有几本书，但其附带成本却不低，因为一个人如果把大量精力放在读书考科举上就意味着要放弃生产，随着“科举军备竞赛”的形成，单靠个人，没有家族助力的穷苦人，已经大体上被隔绝于科举制度之外了。
这样的事实便注定了要想进入科举的赛道，最差也要一个家庭联合行动，一个家庭（家族）中有人生产，提供物资保障，然后最擅长读书的人专心学习考取功名，一旦成功再回报家庭，甚至家乡，在明清两朝，通过家庭分工，供出一个读书最好的人考科举，对于大多数家庭来说，都是最优秀的家庭计划。
宋代以来一直活跃在中国政治舞台中央的士大夫群体，大多采用这样的家庭计划。
曾国藩的计划晚清名臣曾国藩就是靠着这样的家庭计划脱颖而出的，曾家举全家之力供曾国藩考科举，曾国藩考取功名后，再提拔弟弟曾国荃等人。
曾国藩的诸位弟弟中，大家比较熟悉的是随曾国藩征战四方，堪称曾国藩左膀右臂的曾国荃和曾国华，但透过曾国藩的书信，我们却会发现，获得曾国藩大量溢美之词的是地四弟曾国潢。
曾国潢其实是曾麟书（曾国藩父亲）的第二子，在整个家族排老四，故曾国藩在书信中称其为四弟。
曾国潢读书天赋不但比不上大哥曾国藩，也比不上弟弟曾国华、曾国荃，在几次尝试考取功名失败后，选择留在家中打理家中产业，曾国藩对这位四弟极为重视，多次去信勉励，甚至说“我家将来气象之兴衰，全系乎四弟一人之身”。
曾国藩如此重视没有什么功名的四弟曾国潢，是因为他清楚，自己考取功名和四弟打理家族产业都是曾家在科举制下家族战略的一部分。
曾家以家族成员分工合作的方式参与科举制下的家庭竞争，曾国藩可以不必自己参与劳动而专心读书考功名，这当然比没有家族支持，需要一边劳作一边考科举的家庭要高效得多，曾国藩成功考取功名后，再回馈家族，给曾国华、曾国荃走向仕途铺路。
曾国藩家族的做法也是大多数家庭在科举制逻辑下所采取的家庭计划，家族成员根据自身的能力高低和擅长领域不同分工合作，擅长读书的去读书，擅长务农的务农，擅长经商的经商，每个成员都尽量在家族分工干自己最擅长的一个领域。
在科举制的逻辑下，曾家的做法无疑是高效的，但是一个家庭能够完成像曾家这样的家庭计划需要一个最重要的前提：一个家庭或一个家族，不能只有一个后生。
只有在一个家庭或家族有多名子女的背景下，曾国藩式的家庭计划才能够成功。
东亚修罗场某种意义上讲，工业化、现代化的过程也是一个家庭小型化的过程。
工业化的生产方式让家族成员之间不必再以农业社会的大家族形式聚居生产，工业化大生产的生产模式催生了城市化，也让家庭朝着小型化的方向发展。
城市化在驱动家庭小型化的同时，也天然带来少子化，这一点无论是西方还是东亚，甚至伊斯兰国家都是这样。
但是如果仔细世界各国的生育率曲线，我们却惊讶地发现一个事实：东亚国家的生育率已经全球垫底。
这还不算完，东亚国家的生育率下降曲线不似其他国家平滑下跌，而是在开始进入低生育率后加速下跌，一些人臆想中的生育率下跌，竞争减弱，生育率回升的情况不但没有出现，事情反而朝着相反的方向发展。
低生育率陷阱似乎在东亚更加明显，为什么会这样？要知道东亚地区可是儒家文化圈，而繁衍后代也是儒家文化所提倡的，为何深受儒家文化影响的东亚国家，在经济水平大幅提高，完成现代化进程后，不但没有实现多子多福，还在加速滑向断子绝孙的深渊？
提到东亚国家，人们普遍会有一种印象：社会竞争异常激烈。
尽管已经从农业社会步入工业社会，但东亚国家间的社会竞争仍旧十分激烈，从中日韩三国学子求学时的艰辛，我们很容易看到当年科举制度的影子。
尽管科举制度已经被废除百年，但是对于中日韩三国学子来说，考取名校的仍是人生中极为重要的一步。
消失的计划吃苦耐劳的精神和对教育的重视是东亚国家用比欧美人更短的时间完成现代化的基础，但是这一切却也带来了一个尴尬的后果：东亚各国的生育率在开始呈现走低的趋势后，会迅速出现断崖式下跌，其背后逻辑是这样的：
相对较少的社会资源让东亚人不得不通过更为激烈的考试的方式去选拔人才，而随着家庭的小型化，这样的竞争会毫无疑问地走向失控。
在一个有多个子女的家庭中，各个子女不必全部投入到考学的军备竞赛中，让擅长经商的经商，擅长务农的务农，擅长搞艺术体育的去搞艺术体育，只要选出一个适合读书的人考学即可。
但是如果一个家庭只有一个子女，那么他（她）将变得别无选择，由于考学是实现阶级跨越的最佳途径，每个家庭都不得不把一切资源压在孩子的教育上，而这个孩子并不一定擅长学习，也许经商或搞艺术体育才是他们的强项，但是对不起，即便不擅长学习，他们也必须加入考试军备竞赛的大军。
既然别无选择，既然只能读书，那么教育成本就注定会成为压在每一个家庭身上的大山，过重的教育成本再进一步催生更严重的少子化，一旦这个负反馈螺旋开始转动，少子化的进程就将加速进行。
儒家思想历来强调多子多福，也历来重视子女教育，但是这一切反而让东亚各国陷入了最严重的少子化陷阱，这很魔幻，也很讽刺，但却是铁一样的事实。
面对少子化问题的冲击，各国均出台了不同程度的生育激励计划，但是，如果生育补贴与昂贵的教育成本相比是杯水车薪，其能起到的作用必定有限。
那么东亚各国的少子化问题是否完全无解，也不尽然，以近些年中国的情况为例，虽然近些年中国的生育率快速走低，但是却呈现出了这样一种有趣的现象：一胎数明显降低，二胎数却略有回升：既生了一个孩子的，很多也愿意去生第二个孩子。
相比于只有一个孩子的家庭，拥有多个子女的家庭，其选择性也在增加，两个孩子或多个孩子不必全部深度参与残酷的教育军备竞赛，早早就被证明不适合读书的孩子可以做自己擅长做的事，而不是非得在读书这一赛道上空耗。
另外，降低社会总的教育成本的最好方式并不是所谓的减负和引导，而是让市场上技术性劳动者获得的薪酬提高，市场是最好的教员，当学历所带来的附加值不那么高得离谱，残酷的教育军备竞赛也将自动退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