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万历皇帝不经过正当程序，绕过朝廷直接派人到苏州收税。高额的税负使纺织行不肯开业，大量工人失业。愤怒越积越大，终于，在进城农民工葛成的带领下，两千多纺织工人群起而上，一举捣毁了苏州城中的数个税收站。走投无路的皇家税官请求苏州知府镇压，知府却说「兵御外寇，非为民变」。万历接到报告，也承认「事出公愤，情有可矜」，除了对葛成一人判处有期徒刑之外，悉予释放。10年后葛成出狱，被苏州百姓称为「葛将军」。

清代，乾隆年间，户部宝泉局的两千多工人，因抗议克扣工资决定停炉罢工，步军衙门出动火枪队镇压。事后，皇帝批示「此等刁风，甚属可恶。务必重处，以警其余」，还因为没多杀几个人而认为官兵办事不力。乾隆规定，群体性事件聚众达四五十人以上者，准许地方官不分首从就地正法。

评：盛世。

崇祯十五年，浙江海宁的秀才陈确因控告知县贪污，被无故取消了参加全省考试的资格。该县的其它秀才听闻此事，集体抗议，「群聚不散」，知县见了，心下害怕，只好撤回命令。不久，消息传到朝廷，该知县被免职接受调查。

乾隆四十五年，广西桂林的老秀才吴英给布政使呈去了一份策书，建议减免赋税、救济灾民。当日，吴英全家被逮捕，严刑拷问背后的主使。审讯发现老秀才只是出于关心国事的热情写了一份建议，地方官遂以其「生逢盛世，不知安分」拟凌迟处死，家属斩立决。一个月后，朝廷批复，核准吴英凌迟，不过皇上开恩，家属不必立决，留到秋后问斩吧。

评：欲做奴才而不得的人。

明代，嘉靖皇帝因对刑部尚书林俊所作的判决不满，下旨说「着林俊回将话来」。林俊立即上殿，当着皇帝和百官高呼「臣官至尚书，天子无故不呼名」，其他大臣也以孔子「君使臣以礼」的话《论语·八佾》劝告皇帝。史载，林俊发言时「辞严色厉，声震殿陛」。最后，皇帝亦不得不为之让步。

清代，曹振镛历朝为官52年，其中任首席军机大臣15年。学生向他请教在朝的奥秘，曹回答说「无他，但多磕头，少说话耳」。道光皇帝觉得御史的奏折太烦，曹振镛出主意说「不管写的什么内容，您都从里面挑几个文字上的错误，交部处罚，这样就可杜言官之口了」，道光闻之大喜。终其一生，曹振镛「恩眷之隆，时无与比」，死后还得了「文正」的谥号。

评：做稳了奴才的人。

明洪武朝，御史周观政发现一队女乐正往皇宫里走，便上前询问。领队的太监说是皇上让叫的，周观政拦住不放。太监生气地回宫，过了一阵子出来对周观政说「皇上已经决定遣散女乐」，周观政回答「必当面奉诏」。无奈，太祖皇帝只好亲自出宫，当面向周观政道歉「朕已悔之，御史言是也」。

清嘉庆朝，皇帝诏求直言，翰林洪亮吉便上了奏折，说皇上您最近上朝似乎偶有迟到，不妨稍加注意。随即，洪亮吉严旨立斩，临刑前改为发配新疆伊犁，还要称颂皇恩浩荡。

评：嘉庆君的庙号在我大清可还是「仁宗」呢。

明代，东林书院依庸堂的对联：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这也不是明朝独创，「陛下与士大夫共治天下」是宋明的政治基础，「以天下为己任」更是上千年来读了一点书的人的担当。

清代，乾隆皇帝亲自批示「居然以天下治乱为己任，而目无其君，此尤大不可也」。自然嘛，书院的职能也从切磋义理、议论公卿变成了科举考试补习班了。

评：既然全天下只能有一个人姓赵，既然风声雨声都不让听了，那读书人还有何用呢？一起来研究回囬囘迴字的不同写法吧！

明武宗不顾大臣阻拦，以「亲征」为名巡幸江南。路过扬州，武宗钓上一条大鱼，非要卖给知府蒋瑶，蒋瑶说「本府没有买鱼的预算，臣只好拿家里衣服来换」。武宗又一再索要特产，蒋瑶说扬州的特产只有琼花，但是自从北宋亡国之后就绝迹了。皇帝无奈，最后强索了500匹白布才勉强挽回颜面，前往苏杭的计划也不得不作罢。对于蒋瑶的行为，朝野上下「极重之」，继位的嘉靖皇帝举行酒会还特地让他坐在首桌。

200年后，乾隆皇帝六下江南，江苏学政尹会一抱怨「民间疾苦，怨声载道」，乾隆严旨诘问「民间疾苦，试指出何人疾苦；怨声载道，试指明何人怨言」，尹会一闻言免冠叩首，还是被谪戍远边。纪晓岚也曾稍稍言及南巡耗财太甚，被乾隆怒叱道「朕以汝文学尚优，故使领四库书馆，实不过以倡优蓄之，汝何敢妄谈国事？」于是，「自是而后，朝臣皆相与结舌吞声，无复有为民请命者矣。」

评：所以，历史学家们的结论是，明武宗南巡穷奢极欲，乾隆南巡盛世佳话。

王阳明是近世最伟大的儒者，不过，他从祀孔庙一事却经历了多年的讨论。第一次，有人提请王阳明从祀，多数大臣持反对，提案被否决。第二次，礼部尚书直接批准了从祀，因未经正当程序，最终未被执行。第三次，万历皇帝把提案下发讨论，这回出席廷议的大臣有41人，支持从祀的有22人，另外，其它被提名人胡居仁、陈献章、蔡清分别获得了25票、21票和5票。随即，奉圣旨：胡居仁、王守仁、陈献章准予从祀，钦此。

乾隆四十六年，退休官员尹嘉铨上折，说汤斌、范文程、李光地等人品学兼优，建议考虑从祀孔庙。看到奏折当日，乾隆批复「竟大肆狂吠，不可恕矣」。29天后，尹嘉铨判处凌迟。御笔改为绞刑，当夜执行完毕。

评：从祀孔庙事小，谁掌握对历史评价的权力事大。历史评价权的独立性消失之时，就是最高权力可以冲出笼子肆无忌惮咬人之时。

1644年，北京煤山，崇祯皇帝咬破手指写下的遗诏是中国历史上绝无仅有的一份圣旨：「朕死，无面目见祖宗于地下，自去冠冕，以发覆面。任贼分裂朕尸，无伤我百姓一人。」

1932年，吉林长春，爱新觉罗·溥仪表示：「占据着我全心的不是东北老百姓死了多少人，不是日本人要用什么办法统治这块殖民地。它要驻多少兵，要采什么矿，我也一概不管，我关心的只是要复辟，要他们承认我是个皇帝。」

评：1898年，瓜尔佳·文悌（满洲正黄旗人）向皇帝上奏反对变法，理由：「奸宄之徒欲保中国四万万人，而置我大清国于度外。」将近三百年的时间，人家可是从来就没把您当成过自己人啊。

晚明，江南一些士人组建了复社，点评诗文、批评政治，其议论在相当程度上已经可以动天下之观瞻。崇祯十五年（1642年），有人向皇帝告发，说复社结党营私，「上摇国柄，下乱群情」。览奏，崇祯皇帝批了10个字，「朝廷不以语言文字罪人」，全案注销。

十年之后，顺治九年（1652年），礼部奉旨要求全国各府县制作卧碑，横放在学校的明伦堂前，核心是三条禁令：不得上书言事；不得立盟结社；不得刊刻文字。

评：「这三条禁令，恰好是近代西方人所要争取的言论自由，结社自由和出版自由，所谓三大自由了。东西双方的现代史，在这上，有一个恰正相反的对比。讲起来，真值得我们内心的惭愧。卧碑立于顺治五年。有名的金圣叹，就为犯了卧碑禁令而杀头了。因为当时考试官贪污，一些生员跑到明伦堂向孔子灵位哭叫，就犯了言事结社的禁令。我们从这些地方看，就可看出清制之存心。明代是特别奖励大家发言，公开发言的。也不仅明制如是，历代都如是。只有清代才不许人讲话。这成什么制度呢？这只是满洲部族政权便利他们统治中国的一些无理的法术。」——钱穆《中国历代政治得失》

明代，理学名臣黄道周当面批评崇祯皇帝施政急躁、用人不察，还说「臣不尽言，怕陛下便亡国了」。崇祯争不过，一边挥手让他下殿，一边嘟囔「黄道周一生学问，只成就了一张佞口」。正在离开的黄道周听到此言，立刻转身说「这一个『佞』字，待臣与陛下分辨」，遂又有一番激烈的言辞。事后，崇祯怒甚，但「夺于公议」，也不得不承认「道周有学有守」。

清代，考据学家阎若璩被推为「国朝六儒」之一。康熙南巡路过他老家，阎若璩已经68岁，听闻消息立刻出门，结果因为皇帝的御舟走得太快，没能赶上。阎若璩耿耿于怀，又写了万寿诗8首，让儿子阎咏带去求皇帝赐一幅字。阎咏北上，赶在皇帝必经的河岸边等候，康熙听说了，在船上遥问「阎若璩是谁啊」，阎咏在岸上一路小跑追着回答，还是没能赶上御舟。终于，尚是皇子的雍正听说了，叫阎若璩进京。阎若璩正在病中，接到通知「霍然而起」，好友劝他老当自重，他却说「吾绩学穷年，未获一遇，今贤王下招，古今旷典，乃斯文之幸也」。到了北京，没几天便过世了。

评：阎若璩到现在还被称为「中国启蒙思想的先驱」。不知所启何蒙？

明代，王朴是洪武年间的言官，多次直谏，太祖皇帝生气把他罢官。不久，皇帝想起他的忠直，又起复为言官，王朴本性不改，继续直言，屡屡当庭辩论是非，不肯屈从。一次，王朴遇事强争，还说了一些人身攻击的话，暴怒之下的太祖命人将其推出斩首，尔后立刻想起他的耿直，命人快马将王朴追回，问他「汝其改乎」，王朴回答「臣无罪」。乃再命人缚之行刑。去刑场路上经过国史馆，王朴还冲着路边大喊「史官听好了：『某年某月某日，皇帝杀无罪御史王朴！』」

清代，乾隆时，翰林杭世骏被推荐担任御史，在笔试时他回答说「我朝统一久矣，朝廷用人，宜泯满、汉之见」。当日下狱，刑部拟死，皇恩浩荡，削籍为民。30年后，乾隆南巡，杭世骏赶来迎驾。乾隆惊讶说「杭世骏还没死么」，杭回答「臣之所以还活着，是为了能歌咏太平啊」。当夜回家，杭世骏惊惧而卒。

评：士可杀，不可辱。可怕的是，我们已经不知道在生命之上，还有更宝贵的，是为人之为人的尊严。更可怕的是，放弃了这尊严，我们的生命还是不能保全。

明代，武宗皇帝巡幸山西，因为属于未经正当程序的出游，既没有诏书，也没有仪仗队。到了太原城下，守门的吏员何麟以未奉明诏为由拒不开门。堂堂一国天子，竟不能入。到京后，武宗大怒，逮来何麟，廷杖后释放。何麟回到太原之日，山西省城官员自巡抚以下全体出城迎接，自此对这个门吏礼敬倍加。

清代，探花钱名世阿附年羹尧，雍正皇帝决定大做文章，给天下读书人一个样子。于是，雍正下旨说钱名世鼎甲出身，但不知大义，廉耻荡然，御书「名教罪人」四字，制成匾额，挂在钱家门楣，责令钱名世每月磕头。同时，雍正还要求中央官员进士出身者385人全体做诗讥讽钱名世，写的不好的还要发回重写。事后，385首诗集成一部《名教罪人》，要钱名世自行出资刊印。那385人，上自一品大学士、下到不入流笔帖式，加上钱名世本人，竟从未显露异见。

评：何麟只是一名门吏，为了他，一省的官员敢同天子的意思相抗。何故？从义。这样的例子在二十四史中俯拾即是，实在是再再普通不过。然而，这一风气在1644年之后倏然大变，最高权力既不再容许体制外有一套独立的舆论体系，也根本不让体制内的残存者再有任何联合起来的可能性。为了达成这个目的，不仅要打倒你，还要举天下的力量一起来批判你，还要让你做灵魂深处的自我批判。从此，「划清界限」四个字开始渗入中国人的脊髓。

1592年，日本西侵，朝鲜危在旦夕，万历皇帝赫然一怒，发兵援朝，下诏「弱者不扶，谁其怀德？强者逃罚，谁其畏威？」历时8年，明军平定倭患，朝鲜重归安宁。几十年后，明亡的消息传到朝鲜，「及闻此报，虽舆台下贱，莫不惊骇陨泣」。整个清代，思明，成为了朝鲜上下共同秉持的理念，万历被朝鲜国王年年奉祀，「崇祯」年号则一直沿用了300年。甚至直到今天的韩国，还有人坚持使用明代年号纪年。

1636年，清兵入侵朝鲜。尽管许多大臣一再坚持「臣自堕地之初，只闻有大明天子」，但经过了数十日的抵抗，还是最终不敌。出降之日，朝鲜国王身穿青衣，徒步走到清军帐中，向皇太极三跪九叩，称臣并承诺派遣王子做人质、协助攻打明朝、设立「大清皇帝功德碑」、建立「迎恩门」以欢迎大清使臣。1895年，大清在甲午战争中告负，朝鲜独立，「迎恩门」随即改名为「独立门」，功德碑被推倒埋入地下，数百年前降清的那一天则被韩国人视为国耻之耻代代铭记。

评：从1644年起，靠「文明」为纽带维系的东亚体系俨然实质崩溃。

落款为「永曆三三八年」（1984年）的韩国石碑。「永历」是明朝最后一个皇帝的年号。此碑亦在该年的三月十九日树立

晚明来华的传教士曾德昭（1585-1658，葡萄牙人）说「他们爽快地赞颂邻国的任何德行，勇敢地自承不如，而其他国家，除自己以外，不喜欢别的东西。这种谦逊态度真值得称羡，特别表现在一个才能超越他人的民族上，对于那些有眼无珠、故意贬低所见东西的人们，真是一种羞辱」。「直到今天，很多人仍把中国人叫做野蛮人。听见有人仍作这种称呼，我感到惭愧，因为多年来，我在他们当中旅行，见到的情况并非如此。」

我大清，乾隆皇帝口谕「天朝物产丰盈，无所不有，原不借外夷货物以通有无。特因天朝所产茶叶、瓷器、丝绸为西洋各国必需之物，是以加恩体恤，在澳门开设洋行」。

评：传教士的见闻在欧洲掀起了长达百年的中国热。沐浴着这样的热情，马嘎尔尼在乾隆五十八年（1793年）率领使团来中国访问。然而，事实却大失所望：「这个政府正如它目前的存在状况，严格地说是一小撮鞑靼人对亿万汉人的专制统治。自从北方或满洲鞑靼征服以来，至少在过去的一百年里没有改善，没有前进，或者更确切地说反而倒退了。当我们每天都在艺术和科学领域前进时，他们实际上正在成为半野蛮人。」

中国自孔子以来，在政治的统系（「政统」或者「治统」）之外便有着一条明确的「道统」。何谓道统？道统便是历代圣贤代代相传的道德性命，是代代中国人赖以安身立命的信仰，也是中国人文精神史的总集。就像明儒吕坤所言「势者，帝王之权也；理者，圣人之权也。天地间，惟理与势为最尊，虽然，理又尊之尊也。庙堂之上言理，则天子不得以势相夺，即相夺焉，而理则常伸于天下万世。帝王无圣人之理，则其权有时而屈。」

1644年，画风突变。顺治皇帝首先表示帝王的任务是「继道统而新治统」。到了康熙，则明白表示「朕维天生圣贤，作君作师。万世之道统，即万世之道统所系也」，「道统在是，治统亦在是」。当然，这样的自信也和「大儒」们的创新是分不开的。「国朝理学第一人」李光地就对康熙表示「我皇上应王者之期，躬圣贤之学，天其殆将复启尧、舜之运，而道与治之统复合乎？伏惟皇上乘天之命，任斯道之统」，开了孔子以后两千年的先河。

评：只要道统还能独立于政统存在，这世界上便还有圣人的教诲、天下的公议与人间的正气。它们代表了超越有形权力的行为规范与评价体系。唯有如此，政治权力便不敢在世间为所欲为，也唯有如此，人性的自由才得以全面的施展，人才能作为一个个真正的「人」活在世上。古、今、中、外，概莫能外。而一旦道统被压着脖子挤入政统，人性自由的挽歌便将在这片土地上吹响。

1644年，十五个瞬间，让中国不可思议地转过身去，也让这一年在中国历史上变得格外的不同。

三月十九日，凭吊1644，凭吊自由，凭吊人之为人的尊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