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二世元年（前209年）七月大泽乡起义爆发，到了年底，山东六国故地诸郡除了李斯儿子镇守的韩国故地三川郡，其他全部陷于义军，连偏远的江东和辽东乃至闽中都不例外。

这个土崩瓦解的速度在古代的交通和信息传递条件下是极为惊人，基本上就是某地叛乱的消息一传到其他地方，当地的反抗活动立马展开，当地秦政权立马垮台，完全没有还手之力。在中国古代历史上，恐怕找不到第二个崩坏速度如此之快的现象。

那么，为何大泽乡起义后秦朝在原六国的统治短短几个月就土崩瓦解了？

秦朝在秦始皇死后瞬间陷入混乱、三年走向灭亡，历史学界有观点认为，主要原因是秦始皇的突然死亡和身后权力安排不妥。实际上，早在秦始皇还活着的时候，秦朝对基层已经缺乏足够的控制力，从秦始皇统治后期各方面的现象与事件来看，此时秦朝的基层统治秩序已经趋于瓦解。

一、两次刺杀大案的不了了之

在嬴政吞并六国、成为秦始皇之前，还是秦王的他曾遇到过两次人身安全的直接威胁：嫪毐的叛变与荆轲的刺杀，不过，此时的嬴政运气不错，两次逢凶化吉。

威胁他人身安全的嫪毐和荆轲最终被处死，成为嬴政宣扬自己天命与威权的工具，吞并六国、成为秦始皇的嬴政，又遭遇过一次荆轲老朋友高渐离的刺杀：“高渐离乃以铅置筑中，复进得近，举筑朴秦皇帝，不中。”

到目前为止，嬴政遭到的一次政变和两次刺杀都以他成功渡劫、想杀他的人死于非命告终，但下来的两次刺杀，都差一点要了秦始皇的命，竟然都没能破案，这就让人难免浮想联翩了。

第一个案子非常有名，按照《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二十九年，始皇东游。至阳武博狼沙中，为盗所惊。求弗得，乃令天下大索十日。”

在秦始皇统一天下后的第四年，秦始皇东巡时在今日河南地区的博浪沙遇刺，皇帝在巡幸关东时遭到刺杀，让人惊讶的是，秦朝廷调查了十天，却什么有效线索都没有获得，也就是说，秦始皇本人到死都不知道是谁在博浪沙刺杀了他。

当然，包括司马迁在内的后世史家都知道这件事情是谁干的，因为主谋是汉初三杰之一的张良：“良尝学礼淮阳。东见仓海君。得力士，为铁椎重百二十斤。秦皇帝东游，良与客狙击秦始皇博浪沙中，误中副车。秦皇帝大怒，大索天下，求贼甚急，为张良故也。良乃更名姓，亡匿下邳。”

秦始皇在旧韩国地界上遇刺，有动机、有能力筹划刺杀的张良却没有被调查出来，成功逃亡后继续正常生活，足以见得秦朝在当地控制力之松散。

这次刺杀因为主谋是声名赫赫的张良而被后人知道了答案，但两年之后发生的刺杀，不但暴露出秦朝一系列严重的问题，且直到今天都没能破案。

之前的嫪毐之乱是秦国统治阶级的内讧，荆轲、高渐离、张良的刺杀都是东方六国反对者的冒险，但这次神秘的刺杀却大为不同，他发生在秦都城咸阳周边，还是在秦始皇微服私访的路上！

《史记·秦始皇本纪》如此记载了发生在秦始皇三十一年（前216年）的暗杀事件：“始皇为微行咸阳，与武士四人俱，夜出逢盗兰池，见窘，武士击杀盗。关中大索二十日。米石千六百。”

在咸阳周边微服出行的秦始皇只带了四个贴身武士，结果在兰池遇上了刺杀者，结果一度“见窘”陷入危难，不过，武艺高强的武士成功将刺杀者击杀。

至今不知道，秦始皇的这次遇刺，是京畿重地咸阳周边治安混乱导致的偶发性事故，还是蓄谋已久的政治暗杀。

理论上，皇帝只带了几个武士微服私访，行程应是绝对保密的，因此皇帝自然更倾向于认为是后者，并且开始大规模调查。

然而，在大张旗鼓调查了二十天后，主谋没抓到，司马迁却笔锋一转，谈到了咸阳周边的粮价“米石千六百”。

这个涨幅有多可怕？在睡虎地秦简的《秦律十八种·司空》中，可以读到“城旦舂，公食当责者，石卅钱”的记述。

睡虎地秦简的作者是秦吏喜，他卒于此次刺杀事件前一年的秦始皇三十年（前217），那么这一段每石30钱的记述对应的时间段也是刺杀事件的前几年，期间米价当相近。

这意味着，秦始皇大张旗鼓想把兰池刺杀案调查到底，结果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首都咸阳周边的米价涨了约五十倍！到这个时候，秦始皇只有放弃对此案的追查和对关中基层治安的整顿，睁只眼闭只眼把此事定义为偶发事件了。

《史记·秦始皇本纪》曾记载，秦始皇三十五年（前212年），“乃令咸阳之旁二百里内宫观二百七十复道甬道相连，帷帐钟鼓美人充之，各案署不移徙。行所幸，有言其处者，罪死。始皇帝幸梁山宫，从山上见丞相车骑众，弗善也。中人或告丞相，丞相后损车骑。始皇怒曰：‘此中人泄吾语。’案问莫服。当是时，诏捕诸时在旁者，皆杀之。自是后莫知行之所在。”

秦始皇在咸阳周边，建了很多甬道来隐藏自己的行踪，并且对暴露自己行踪者一律处死，由于司马迁把此事与秦始皇修仙、卢生为首方士的进言直接关联，后人更多会关注秦始皇这种行为与修仙的关系。

但即使完全扣除求神问道的因素，微服出行的皇帝在咸阳周边兰池遭到谋杀又无法彻查，此时又确认身边的人中有李斯的眼线，最终选择用恐怖政策来保证自己的安全，从逻辑上也是很容易理解的。

值得注意的是，这两次针对秦始皇的谋杀，均发生在秦国吞并六国后三五年内，而不是秦始皇临终前两年，既然如此，秦始皇统治后期对刚征服十年左右的关东有多少控制力，自然更不宜高估。

二、逍遥滋润的六国旧贵族

战国中后期的秦国一直相当节制地蚕食六国的领土，譬如对三晋西部领土与楚国西北部领土，秦国都是在占领之后设立郡县并逐步加强控制，整体节奏控制得相当不错。

因此，从《史记》开始，经常有史家和地理学家把汉中看作广义关中也就是秦国本土的一部分，然而从更早的历史看，汉中东南部分地区，在秦昭襄王统治初期还属于楚国领土。

由此可见，秦国在战国中后期对关东诸侯国的蚕食和消化整体颇为成功。

嬴政即位前后，秦国的扩张突然加速了，嬴政从楚系外戚处拿回权力亲政之后更完全就是狂飙突进，最终，秦始皇仅仅用不到十年时间就灭亡了东方诸国，这种过快过度的扩张，必然会带来消化不良的后果。

历史上因为扩张过快而消化不良，随后突然陷入巨大危机甚至灭亡的帝国数不胜数，秦吞并六国之后遇到了同样的问题，关于分封制和郡县制的多次大讨论，正是为了应对这种消化不良而展开的。

这种消化不良的最大后果之一，便是在广袤的关东新占领地区，秦朝本身既缺乏足够数量的忠诚军队驻扎各地来深入控制基层，又缺乏足够多识字又懂得文书、法条的官吏来贯彻统治意志，因此秦朝中央派遣的地方长官通常必须和地方势力合作，才能实现有效的统治。

无论秦始皇有多强的意愿来消化这些地方，秦对新征服的六国疆土的直接控制力相当低。

秦朝主要统治的方式是，在关中的战争机器威慑之下，中央政府委派的地方长官与当地六国旧势力合作进行统治。

譬如在沛县，很可能担任过楚国基层官员的萧何，因为行政能力出色，成为秦派来的县令首选的合作对象，原先作为游侠到处交游的刘邦，也成了秦的基层官员——亭长。

司马迁在写到秦始皇吞并六国时明确记载：“徙天下豪富于咸阳十二万户。”贾谊在《过秦论》中也宣称：“隳名城，杀豪杰，收天下之兵，聚之咸阳，销锋镝，铸以为金人十二，以弱天下之民。”

按照这两条记述，为了削弱六国旧贵族的影响力，秦始皇似乎把六国主要贵族、豪强都迁徙到咸阳周边，并在这个过程中杀了不少有影响力的豪杰。

理论上，把六国的贵族豪强与六国的大批普通遗民割裂开来，确实是非常有用的手段：六国贵族如果想反抗，就必须依赖六国遗民的力量；反之，如果六国遗民想要反秦，也需要打起六国王族的旗号来提高政治号召力。

后来，咸阳周边在秦灭亡时遭到诸侯联军的毁灭性掠夺，这些理论上需要迁徙的富户到底有没有都到咸阳，最终命运如何，后人很难得知。

在秦始皇三十五年（前212年），“于是始皇以为咸阳人多……因徙三万家丽邑，五万家云阳，皆复不事十岁”，秦始皇又把咸阳的居民迁徙到外围的丽邑和云阳，其中很大比例应该是这些被迁徙来的富户。

此外，巴蜀也是吸收关东移民的重要地区。《凤求凰》中的女主角卓文君，其先祖就是赵国的冶炼商人，按照记载，“蜀卓氏之先，赵人也，用铁治富。秦破赵，迁卓氏”，赵国灭亡后卓家被秦国迁徙到蜀地临邛，利用自己在冶炼方面的丰富经验与技术很快成为蜀地数一数二的巨富，地位和财富一直维持到汉武帝时代。

不过秦对那些真正对六国遗民有政治号召力而需要迁徙乃至铲除的人，到底在多大程度上实现了既定目标？不如再来看一些实际案例。

韩国贵族张良刺杀秦始皇的案子很值得玩味：以张良的家世和财富而言，怎么都应该在十二万富户名单内。结果他不但没有被迁去关中，还能保留大部分财产，并且通过这些财产来寻找强力的刺客。刺杀失败后，张良顺利脱身，随后躲到下邳。

如此大案的首犯逍遥法外已经很让人惊讶了，随后的事情更让人觉得离谱：在下邳的张良并没有低调玩消失，还成功保护了因为杀人躲避到下邳的故交项伯。

项伯是什么人？秦统一战争过程中最大的抵抗就是来自昌平君和项燕这对组合，项伯多半是项燕的亲儿子或者亲侄子，因为他与项燕的亲儿子项梁都被项燕之孙项羽称为季父。

因此，项伯这种身份的人都不用被迁徙，在楚国故地下生活得好好的，秦迁徙十二万户六国贵族、豪门的法令到底执行得有多差？

更离谱的是，项伯杀了人逃亡下邳，在老友张良的庇护下还能继续滋润的生活着，这与印象中关中严密苛刻的秦法完全背道而驰，分明就是在天高皇帝远的地区无法无天、逍遥快活。

另一个案例便是上面说的项梁、项羽叔侄，他们在秦王朝的经历同样堪称魔幻。

项梁最初可能被迁徙到了关中，因为他在关中的栎阳犯了法遭到逮捕，但项梁一个楚国人，竟然成功疏通了秦国根本之地关中的司法系统，得以免罪并且回到项氏家族聚居的下相。

项梁、项伯这样身份敏感的人堂而皇之地在下相聚族而居，项梁在关中犯法脱罪后能来去自由，不禁让人进一步怀疑秦迁徙令的效力。

随后的事情更加离奇，项梁也像项伯一样杀了人，随后逃到了会稽郡的郡治吴县，很快成为吴县的头号实权人物：吴县有大的徭役和丧事，项梁被推举为主办人。

从会稽郡守殷通到吴县县令郑昌，都把项梁奉为上宾，甚至后来殷通想反秦，第一个想到的都是项梁。

关键是，早在秦始皇还活着时，项梁就开始在吴县养死士、囤积兵器铠甲甚至私铸钱币了！秦始皇死后天下大乱时，项梁火并殷通、轻取会稽郡，正是他在秦始皇时代就紧锣密鼓进行筹备的结果。

从张良和项氏兄弟的案例不难看出，哪怕是最危险、最坚决反秦的六国旧贵族们，在谋刺皇帝或者杀人逃亡后，还能完成隐藏逃犯、养死士、囤积兵器、私铸钱币等无法无天的动作，并且作为地方上的头面人物混得风生水起。

那么，其他六国贵族受迁徙令的影响怎么样呢？项梁等旧贵族拥戴的楚怀王熊心是楚国嫡系王族，此时流落民间，此外还有景驹这样的大贵族留在楚地。

但是楚国传统的“景、屈、昭”三家参与秦末起兵的极少，很大程度是因为他们在楚国战国后期多次迁都后遭到极大削弱，反不像项梁、张良那样有能力对抗迁徙令。

赵国、魏国、韩国都有若干王族留在原地，多年后天下大乱时被拥立，燕国最惨，秦末逐鹿时的两位燕王韩广、臧荼，一个出自陈胜一系，另一个则是武力夺位的战将，这可能是因为遭遇过荆轲刺杀的秦始皇对燕国王族的报复格外酷烈。

齐国的田氏枝叶繁茂，一大堆田氏王族在后来纷纷冒头，在齐国重新独立后还进行了颇久的内战。

然而让人惊讶的是，齐国复国后内战的一方田假，竟然是末代齐王田建的亲弟弟，也是与田单一起从燕国入侵下完成复国大业的齐襄王田法章的亲儿子。

这样血统的人在秦始皇统治后期大摇大摆地生活在齐地，直到乱世到来后被人拥立，不禁又让人一次发问：秦对新征服区域的消化程度到底有多差？

田假作为齐国最嫡系的王族，难道不配被算在迁徙的十二万户名单里？虽然秦似乎并无力像贾谊说的那样削平关东豪强，如果秦始皇与六国地方豪强能持续合作，把统治秩序维持并且固化下来，那么秦的统治还是能在他死后维持一段时间。

然而，仔细观察这一阶段秦在基层的政治秩序，尤其是在新吞并的东方六国故地不难发现，秦始皇后期的基层已经全然走向失序，基本丧失了有效的控制力，这要比旧六国贵族在东方故地过得风生水起严重得多。

三、提前走向失序的基层

项梁、张良等六国旧贵族或刺杀皇帝后逃亡、或暗中筹划反秦，在秦始皇统治下却仍能逍遥滋润的公开抛头露面，然而他们表面上终究是属于秦统治秩序下的一部分。

对秦而言更可怕的是，在秦始皇统治后期，秦在基层尤其是在关东各地的统治秩序已经逐渐丧失。

在严苛的律法和频繁的徭役之下，大批民众都被迫逃离秦的控制，被逼成为史书中的“群盗”，其中最典型的案例，莫过于最终成为西汉开国之君的刘邦。

刘邦年轻时有着一段游侠生涯，他交往甚密的圈子都是张耳、陈余这样的顶级游侠。在秦统一天下后，张耳等人选择蛰伏，刘邦的游侠生涯终结。

可能是在很早就认识的丰邑同乡萧何的策划与帮助下，刘邦选择“改邪归正”，成了大秦帝国治下一个基层的亭长。

当时“十里一亭”，担任亭长的刘邦主要负责辖区内的治安与接待。虽然只是一个基层小吏，刘邦在亭长的位置上却可谓风生水起。

在迎接吕公的著名宴会上，小小亭长刘邦在县里头面人物们的聚会上嬉笑怒骂、谈笑风生，一副凌驾于他们之上的样子，成了宴会的主角，整个沛县的本地班子，包括沛县本地吏员中头号人物萧何，都觉得这是理所当然的事情，萧何还主动为刘邦开解，刘邦也因此娶到了吕公之女吕雉。

刘邦曾多次带领民夫队伍去咸阳服徭役，但在他最后一次带领一队民夫去骊山修秦始皇陵墓时，却发生了连续的逃亡现象。有着多次成功带队服徭役经验的刘邦这次带不动队伍了。

这足以说明，在秦始皇统治后期，秦基层政治秩序逐渐走向崩溃。

刘邦此时显得颇有仁义和担当，在发现队伍中逃亡现象严重后，他干脆对剩下的人打开天窗说亮话：修秦始皇陵本来就是死亡率很高的活，现在事情都这样了，不如大家一起散伙逃亡。

刘邦作为这支队伍的负责人选择了逃亡芒砀山，而这支队伍中的不少人也选择也和他一起入山。流落芒砀山的刘邦与沛县仍然有着密切联系。

刘邦带头逃亡后，妻子吕雉连坐被捕，但想为难她的沛县小吏被刘邦在沛县的铁杆之一任敖当场打伤。在萧何的调解下，吕雉很快重获自由，还多次去芒砀山和刘邦会面，并在这一阶段怀上了未来的汉惠帝刘盈。

毕竟，刘邦只是无奈逃亡，既没有公开杀人也没有公开亮出旗帜反秦。沛县县令和其他官员自然也选择睁只眼闭只眼，只当没看见，免得给自己惹麻烦。

至于萧何为首的沛县地方吏员，更是时刻与刘邦保持着密切关系，在秦始皇死后的天下大乱中第一时间拥护刘邦归来担任沛县义军的领袖。

刘邦的例子可谓非常典型。作为曾经任侠一方的不安定分子，刘邦已经在秦基层安定下来，并且在沛县的黑白两道混得风生水起，却在秦苛政逼迫之下不得不流亡芒砀山间，官方则选择对这样的不安定因素不管不顾。

这足以说明在秦始皇统治后期，表面的一统天下背后，秦早已经危机四伏了。在当时，刘邦这样的人绝不是孤例。

譬如大名鼎鼎的英布，在骊山做刑徒的英布结识了大批不安定分子，然后与其中一部分骨干当起了“群盗”，直到陈胜吴广起义后正式起兵反秦。

同样在秦末逐鹿中非常有名的彭越传记中写道：“彭越者，昌邑人也，字仲。常渔钜野泽中，为群盗”，随后才是“陈胜、项梁之起”，可见彭越也是先聚众为“群盗”，陈胜起兵后加入反秦队伍的。

无论是张耳、陈余、项梁叔侄这些不满秦朝统治，但有着巨大影响力的六国贵族残余，还是刘邦这样被迫带人占山为王的原秦朝基层小吏，抑或是彭越、英布这样在秦体系内从未获得权力和地位却充满野心的冒险家，此时都已经完全脱离了秦统治的轨道，只差临门一脚了。

这也是为什么后来陈胜、吴广以九百戍卒起家，占领第一个大城市陈县时，已经拥有“车六七百乘，骑千余，卒数万人”的巨大兵力：从秦始皇后期开始，大批在秦严苛法律和繁重徭役下像刘邦、英布、彭越那样脱离秦控制、聚众一方的人，早就为陈胜准备了大量的后备兵员。

秦始皇统治后期，还亲自经历了东方六国故地的“始皇帝死而地分”“明年祖龙死”等诅咒式预言事件，这些事件无不反映了东方各国故地对秦与皇帝本人的极度仇视。

从这些预言疯狂流传和秦始皇无能狂怒的应对来看，秦在东方六国占领区即使使用泄愤式的恐怖政策，仍然很难维持有效的基层秩序。

归根到底，以秦汉时代的生产力、交通和运输能力看，要想完全统治中原大地是很难实现的，一个强势统治者或许能短暂实现大权独揽，也要通过强大的官僚集团或是外戚集团来进行统治。

甚至从此往后看，汉武帝的推恩令，过度削弱了诸侯王，也并没有真正把手伸得更远，只不过是把地方上皇族亲王的权力拱手送给豪强罢了，在此之前百余年的秦国扩张过快、消化不良，统治危机更是不可避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