类似的对外战争,为何汉武帝事后写罪己诏,而李世民却能名利双收

贪吃的骆驼 2023-08-17 11:26: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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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前89年,汉武帝麾下的大汉远征军,一举攻破了西域的车师,这时有人建议汉武大帝,我们应该在西域加强屯田,以便于未来更好的开展军事行动。

但是此时不光在北境封狼居胥,还把周围不服管教的邻居都痛殴了一遍的汉武大帝,并没有采取这种看似符合他脾气的建议,并且在拒绝了这个建议之后,还开天辟地的以君王的身份写了“罪己诏”。

汉武帝这种表态看似突兀,但其实如果细看那段历史,大家还会发现,就同年的早些时候,汉武帝在泰山封禅时,就已经流露出了相同的意思:

朕即位以来,所为狂悖,使天下愁苦,不可追悔。自今事有伤害百姓,糜费天下者,悉罢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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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630年,李世民麾下的大唐远征军,一举击溃突厥的,并生擒对方可汗,此战过后,李世民被尊以“天可汗”。

同样都是在对外战争中获得了胜利,为何汉武帝需要亲自写一封“罪己诏”,而李世民却能名利双收呢?

汉武帝和李世民在北境上,都曾遇到过类似的对手——他们就是在北方草原上横行无忌的匈奴(突厥)。

汉武帝在打匈奴之前,汉朝实行的是“和亲”政策,也就是先以嫁闺女的名义和匈奴建立姻亲联系,然后再以贴补公主家用的由头,给匈奴送钱买平安。

唐朝初年虽然没有“和亲”这个政策,但是在李世民刚刚登基之初,人家突厥就派了10万铁骑兵临长安,人家不是来庆祝你新皇登基的,人家是来收保护费的。

据史书记载,这十万人后来没怎么闹腾就安安静静的打道回府了,他们为什么走呢,是因为良心发现,还是李世民的个人威严,懂得自然都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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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武帝和李世民掌权时,年龄都不大,他们的性格也都不怎么“随和”,面对敌人的“欺辱”,他们是不会忍气吞声的。

公元前130年,还没等汉武帝主动出击,匈奴就开始挥兵叩边,按照常规处置,此时的汉朝应该派使臣和谈,然后给点钱就能花钱买平安。

但是此时的汉武帝已经忍无可忍,于是他派出了四路大军前去和匈奴死磕,结果四路中有三路都被匈奴给打败了,只有一路取得了胜利,而这一路的领军之人,正是汉武帝的小舅子卫青。

卫青既是自己人,又有领军才能,因此此战过后,汉武帝就开始对他重点培养,结果卫青也没辜负自己姐夫的期待,真的在一次次战斗中打败了不可一世的匈奴。

卫青去世以后,他的外甥霍去病又继承了他的衣钵,继续和匈奴人作战,结果这个汉武帝曾亲自教导的年轻人,竟然一路打到了狼居胥山,并举行了祭天大典,史称“封狼居胥”,自此匈奴远遁,而漠南无王庭,那一年是公元前119年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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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世民派人去打突厥,是在公元629年,派出的人主要是一带军神李靖,李靖实际出兵的时间大约是在第二年正月,那正是北方冰雪纷飞的季节,而李靖搞定突厥花了多长时间呢,李靖班师回朝的时候,北方的迎春花可能都还没开。

其实李世民本来还能提前一些时间去“复仇。

公元627年,李世民得到消息,突厥内部出现了内部问题,于是李世民就想趁敌人病要敌人命,但是他的舅哥长孙无忌表示反对,然后李世民就忍着没动手。

那么长孙无忌的话为什么那么好使呢?

一般人可能会以为,长孙无忌算是李世民的“哥”,又常年在李世民身边出谋划策,还是“凌烟阁二十四功臣”之首,当时还是李世民的宰辅,所以李世民才听他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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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因素的确都很重要,但是有一点也绝对不能忽略,那就是长孙无忌的亲爹是长孙晟。

长孙晟是谁?

有一个成语叫一箭双雕,说的是长孙晟在出使突厥时,突厥的可汗有意看看他的成色,就让他试试突厥引以为傲的弓箭,结果人家长孙晟直接一箭射双雕,这就是这个成语的来历。

除此之外,在史书记载中,长孙晟可不光会射箭:

突厥之内,大畏长孙总管,闻其弓声,谓为霹雳,见其走马,称为闪电。

而且长孙晟可不光是武力值高,突厥之所以会内部不稳定,很大一部分原因,就是长孙晟施展的手段,因此论起对突厥人的熟悉程度,他长孙一家说第二,李世民都不好意思说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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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到长孙无忌不再反对李世民对突厥动手时,大唐军人用了几个月就把突厥给击溃,应该说是打服了,心服口服的突厥,最后只好尊称李世民为“天可汗”。

汉武帝封狼居胥用了多少年,前后差不多有十多年,而就在霍去病封狼居胥之后,人家匈奴再稍微修整了一段时间之后,又卷土重来了,此时霍去病已经英年早逝,汉武帝只好被动防御,而没有再次大动干戈,主动出击。

而李靖打完突厥之后,突厥基本上就彻底跪在地下唱征服了,后来李世民死的时候,曾经的突厥王子阿史那社尔可是哭着喊着要给伟大的“天可汗”殉葬的。

没有对比,就没有高低之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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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此之外,汉武帝为了打服匈奴,常年的畜养精锐奇兵,等骑兵出击时,又会全力保障骑兵的后勤,这个费用可不是小数目,汉武帝为了能保障能拿的出这份钱,可是把货币超发、国企垄断,卖官鬻爵的手段给全上了一遍。

要知道文景之治,可还给他留下了个很丰厚的家底,结果打到最后,汉朝的根基都差点动摇了,你说汉武帝在军事上的代价有多大。

在如此的过程和结果之下,汉武帝晚年写了“罪己诏”,而李世民则是名利双收,自然也就非常合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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