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7年4月28日，我的父亲叶剑英出生在广东省梅县雁洋堡一户小商人之家。少年时的父亲勤学好问，成绩很好。他最敬仰岳飞、文天祥这样有气节的民族英雄。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父亲立志投身疆场，报效国家。他先是在云南讲武堂学习，后又追随孙中山先生投身革命。
1922年，陈炯明叛军攻打广州总统府。在这危急时刻，正是机智的父亲守护孙中山先生撤离到白鹅潭“永丰舰”上，成功脱险。
1924年，黄埔军校成立。父亲受廖仲恺先生之邀，担任教授部副主任。他主要讲授的课程是军事理论。父亲授课深入浅出，通俗易懂，受到学生们的欢迎。
1925年至1926年，父亲先后参加了讨伐陈炯明叛军的东征和讨伐北洋军阀的北伐战争。他足智多谋，英勇善战，立下了赫赫战功。
不料，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发动反革命政变，在上海等地屠杀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大革命的成果被严重破坏，白色恐怖笼罩全国。
蒋介石当时非常信任和重用父亲，唯有父亲一人可以佩剑进入他的卧室。身为国民革命军新编第二师师长的父亲，享受着非常优厚的待遇。
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蒋介石极力拉拢父亲，很多人都认为父亲会留下来，享受国民党军的高官厚禄。
父亲目睹蒋介石疯狂屠杀革命群众的暴行后，认识到蒋介石与人民为敌，与革命为敌，是一个彻彻底底的野心家、阴谋家。
父亲不会跟随一个背叛革命的人。可是，中国革命的希望在哪里呢？父亲在闭门思考了三天三夜后，他决定通电全国讨伐蒋介石。
大革命失败后，中国革命处于低潮，父亲选择了他为人民利益而奋斗的宗旨，毅然找到武汉的党组织，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父亲从武汉赴南昌，参加了南昌起义，后又随部队转移到井冈山革命根据地。根据地物资短缺，父亲的饭食就是开水煮竹笋，味如嚼蜡，他也吃得津津有味。
1935年红军长征途中，党中央决定兵分左右两路行军北上甘南。率领左路军的张国焘拒绝执行北上计划，妄图另立中央，分裂红军。
幸好细心的父亲识破了张国焘的阴谋，及时报告时任中央政治局常委的毛泽东同志。党中央召开紧急会议，命令红一方面军迅速北上，保存了实力。
1936年12月12日，发生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父亲协助周恩来赴西安谈判，迫使蒋介石停止内战，促成了国共两党再次合作、共同抗日的局面。
1937年7月，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中国工农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父亲担任参谋长。他辗转南京、重庆两地，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做了很大贡献。
1941年，父亲回到延安。同年我出生在延安。我能从小跟随在父亲身边，接受他的教导，是一件非常幸运的事。艰难的战争岁月使我们的父女情更深厚了。
1947年3月胡宗南率国民党军进攻延安。一个漆黑的夜里，我跟着部队撤退，父亲乘坐的大卡车坏了，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父亲只得背着五岁的我徒步行军。
天刚下过雨，道路又黑又泥泞。父亲把我紧紧地贴在背上，深一脚浅一脚艰难地爬着坡。我紧紧搂着他的脖子，害怕极了。
没料到父亲脚下一滑，摔倒在泥坑中。幸好这山坡是有坡度的，我没被摔下来，还伏在父亲的背上，可是父亲的眼镜摔掉了。
急行军时间宝贵，天黑得伸手不见五指，眼镜掉了很难找到，而部队正转战陕北、山西农村，没地方买眼镜，情况很紧急。
我连忙从父亲背上跳下来，帮他找眼镜。在一个小土坑里，我摸到了滑落的眼镜。“爸爸，找到了！”我挥舞着眼镜欣喜地喊着，完全没有发觉自己已经变成了“小泥人”。
历史的演变必然而又迅速，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人民解放军以气吞山河的气势横扫除台湾岛以外的中国土地，国民党兵败如山倒。
1949年初，解放军与国民党军傅作义部签订协议，和平解放了北平，父亲被任命为北平市军管会主任暨北平市市长。
同年8月，父亲奉命调至华南工作。我也随父亲一同南下，一路随部队解放中南、华南，最后来到了广州市。
在广州，我偶尔从父亲那里拿到一张祖母的照片。照片背后有父亲的题词：“为人民的中国而欢欣，为人民的儿子而微笑。”足见母子深厚的感情。
父亲经常把祖母仁爱、惜老怜贫的故事讲给我听。我觉得“阿婆”是最“共产”的人，自己没吃的也要把仅有的一碗饭端给更贫穷的人。
祖母对父亲很温和，但是犯了错，教育也是毫不留情的。正是这样一位好祖母才让父亲知书达礼，后来早早地接受了共产主义的思想。
父亲沿用祖母的方式教育我们：慈爱是主旋律，还有弦外之音。父亲平时态度很和蔼，但是遇到原则问题，他严厉起来，很有震慑力，没人敢顶撞。
每次家里来人，不管是司令政委来向他汇报工作也好，还是一般客人也好，临行告别时，父亲都要亲自送到门口。他要求我们也要这样做。
一天有位客人来拜访他，我只顾着自己在沙发上玩耍，没有察觉到客人要离开。父亲走出几步，见我毫无反应，转身朝我压着嗓门瞪着眼说：“站起来！”
我吓坏了，父亲从没有对我这么凶。我一下子就从沙发上蹦下了地，赶紧跟上去，心里很委屈。可是这是一种“训导”，告诉我们要尊重所有的人。
我读大学时，周末回家坐公共汽车要换三次车，需要两个半小时才能到达北京西山。我常常早上从学校出门，到家吃一顿午饭就要往回赶，非常匆忙。
偶尔我能搭上父亲的顺风车，免了坐公交车的劳累。在酷夏的一天，等公交的人很多，我排了好久的队才乘上车，折腾了3个小时回到家，把我累坏了。
我一进门就发牢骚：“怎么没车接我呀？”父亲一听就火了，指着我说：“你以为这个车是给你们配备的吗？这是工作用车！一般老百姓可以坐公共汽车，你怎么不能坐？”
没想到父亲会发这么大的火！我再也不敢在这些问题上发牢骚了。公私分明，父亲总是身体力行地教育我们。
父亲十分关心身边的工作人员。有一次，一位警卫员向父亲请探亲假。父亲了解到他家里的经济情况不太好，立刻派秘书拿100元交给他。那时，我们家也并不宽裕，全家人的生活都靠我父亲的400元工资。
上世纪60年代，我结婚的时候，家里来了很多客人。有陈毅、罗瑞卿等长辈，还有父亲的同事们。我这个新娘子忙着招呼客人，整天都没能休息。
晚上9点，送完最后一批客人，我筋疲力尽地走回屋。还没等坐下，父亲突然问我：“你给没给工作人员送糖果？”
我说：“还没有，已经很晚了，怕大家都睡下了。”父亲的脸立刻就沉下来了，说：“人家都凑了钱给你买了礼物，镜子、暖壶···你怎么可以这样没有礼貌地对待工作人员！”
父亲的命令如同军令，我立刻拿起托盘，装了糖果送到每位工作人员家中，并向他们表示感谢。
父亲的教育就是这样，严格的要求是让叶家的人懂得一个“礼”，要尊重别人。正是古语说的：爱人者，人恒爱之；敬人者，人恒敬之。
1967年，“文革”风暴正烈，从中央到地方各级党政部门大多瘫痪了。
江青一伙还想把手伸向军队，而父亲是军委副主席，他强烈反对在军队中“革命”。这是一场捍卫“军队不能被冲垮”的斗争，也是“国家不能乱掉”的最后保障。
1967年2月，在中南海怀仁堂一个会议上，父亲痛斥中央“文革小组”一伙人搞乱了国家，搞乱了政府！这就是著名的“二月逆流”事件。
父亲非常关怀身边的工作人员，只要他们愿意读书，父亲都想方设法把他们送到学校里学习。
江青等人抓住这些事，说父亲喜欢“走后门”，在中央闹腾了好一阵子。父亲为此向毛泽东主席写了一封“检讨”说明情况。
毛主席很了解父亲的为人，他专门做了一个批示：“前门进来的不一定是好人，后门进来的不一定是坏人。”父亲的做法也算不上什么“走后门”。
后来，江青一伙人又想出一个坏主意，把我们家六个子女和保姆都抓了起来关进监狱。他们想要从我们叶家子女的口中弄出整父亲的材料，妄图打倒我父亲。
我是叶家被关监狱时间最长的一个，关了将近四年。此后父亲因“二月逆流”问题，不再担任军队的重要工作。
1971年，“九一三事件”发生后，父亲重新主持了军委工作。周恩来总理向主席报告了我还关在监狱里的事，在毛主席的亲自过问下，我终于被释放回家。
出狱的时候，我连话都讲不利索。父亲看到我这个样子，他虽是戎马生涯的铁血军人，也忍不住流下了眼泪。
1976年9月9日，伟大领袖毛主席逝世。在举国哀痛之时，“四人帮”一伙加快了阴谋夺权的脚步，情势十分危急。
父亲与时任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国务院总理的华国锋同志，中央办公厅主任兼中央警卫局局长汪东兴同志讨论并安排了解决“四人帮”问题的具体计划。
10月6日，根据中央的指示，由汪东兴同志领导的中央警卫局，先后将张春桥、王洪文、姚文元、江青等人实行隔离审查。
在极秘密的情况下，没响一声枪，没流一滴血，“四人帮”被驱逐出了历史舞台。“吕端大事不糊涂”，毛主席对父亲的评价是既准确又中肯。
粉碎“四人帮”后，百废待兴。在中央的领导下，父亲积极支持推进平反冤假错案，开展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等。1978年12月，父亲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上，协助重新确立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完成了党和国家工作重心的历史性转折。
1979年1月，父亲发表了著名的《告台湾同胞书》，大大缓和了海峡两岸的局势，对推动祖国统一大业的进程，起了重要作用。
1982年，父亲仍担任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此时他已经是85岁的老人了，有严重的帕金森病症，但还有公务在身，他实在是太辛苦了。
我心疼父亲的身体，考虑再三决定对父亲谏言。父亲听了我的话，没有出声。不久他便向中央请辞，正式退休了。
父亲退休后我们依旧住在北京西山二号院的小红楼。父亲终于有时间在树荫下读书，在湖边钓鱼…………偶尔兴致来了，还会展示他这个“左撇子”的乒乓球技。
休息在家的父亲没有放弃学习。当时，国内掀起学习英语的热潮，父亲也不甘落后，让英文秘书陈效良天天教他英文报纸上的生词，还用红笔将中文字注在旁边，十分认真。
父亲还号召全办公室成员十几个人都来学英文，他带头从“ABCD”开始和大家一齐读。
这可把我们的炊事员老甘师傅给整苦了。“book！”英语老师读，老甘读：“不刻！”一口四川音。“book！”“不刻！”“book！”“不——刻！”这把大家都逗乐了。
我在选择大学专业时，没有按照父亲的期望报考农艺方面，而是选择了艺术类的电影导演系。
父亲对我的选择很不理解，他甚至觉得我有点儿不务正业，给了我一个消极的抗议：一个星期不和我说话。平时父亲也极少谈到我的专业。
1981年我导演的第一部电影《原野》上映了。父亲观看完《原野》这部影片后，对我说：“我终于知道你在干什么了。”这算是对我职业的认可，他这憋了二十年的气总算消解开了。
1982年，父亲的帕金森症引发了肺部感染，医疗小组认为只有静脉滴注抗菌素最为有效。可是父亲不喜欢打针，给他注射的护士都会比较紧张。
得知注射抗菌素是最有效的方法后，父亲会在注射时鼓励护士：“大胆地扎下去，不要因为是我而紧张。”
有护士问父亲：“首长，你不会紧张吗？”父亲回答：“我紧张了，你们不是更紧张了么？”他总是体谅着身边的人。
父亲十分喜欢西山的翠柏红叶，他拥有诗人的浪漫情怀，爱柏树绿色的生命力，爱枫叶凌霜的傲骨、赤诚的丹心。
一天，我陪他在院落里散步赏枫。父亲沉浸于枫林的美景中，轻轻吟出“慢度斜径蜿蜒路，闲步芳尘数落红”。一刹那，我似乎又看见当年军中“儒帅”的英姿。
父亲赏枫时，会拾起掉落的红叶一片片观赏，有时也递给我一两片。我没有他诗人的兴致，却也舍不得扔掉，便带回去制成书签。
父亲喜欢给我的书签题字，写的都是自己作的诗。我尤其喜欢其中的《二号楼即景》：“翠柏围深院，红枫傍小楼；书丛藏醉叶，留下一年秋。”
1986年10月22日，在这个枫红漫天的时节，父亲在西山二号院的小红楼中安详离世。我想，他这一生是君子坦荡荡，才会走得这么从容、宁静。
在父亲的追悼会上，我拿出一片藏于书本中的红叶书签，我们兄弟姐妹几个都在上面签了名字，以这种特别的方式送别父亲。
上世纪90年代，在一次纪念父亲的聚会上，一位年迈的勤务员一个人走到父亲住处的窗前，背过身隐隐啜泣。我眼眶也湿润了，为这些重情义的老同志而感动。
纪念会结束后，大家依依不舍地一步三回头。我将配有父亲那首《二号楼即景》诗的红枫叶纪念卡送给他们，算是一份有意义的纪念品吧。
十多年来，我和我母亲及我的老伴，继续居住在西山小红楼。我们尽心尽力维护着这个小院落，这里包含了太多太多父亲的印记。
今天无论是谁走进这个院子都会说：这里的“场”真好，清心舒服！是啊，让人赏心悦目，舒展自如。这些都是父亲留给我们的，留给这个院子的财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