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德峰，湖北保康人，192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长期从事情报秘密等特殊工作，被国民党刊物称为中共特务之“老奸巨猾吴德峰”而颇具神秘色彩。吴德峰曾任国民党时期的武汉市公安局局长。1946年7月至1948年11月，任晋察冀中央局敌工部部长、阜平县委书记等职务，后到西柏坡接受中央领导指示筹备南下。新中国成立后成为武汉市首任市长。
秘密交通战线的创始人
父亲出生在一个封建地主、官僚、大房产主家庭。当时中华民族处在生死存亡的危难关头，帝国主义列强瓜分中国，国内军阀混战，民不聊生，各种矛盾激化。当父亲接触到马列主义思想时，坚定了他的信念，认为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1924年，在董必武、陈潭秋的介绍下，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25年，父亲服从党的安排，以秘密党员的身份参加国民党，利用家族在社会上的地位和威望，担任了武汉市公安局局长，从此走上了地下秘密战线。大革命失败后，革命进入低潮，父亲革命意志丝毫不动摇，毅然抛弃了荣华富贵、国民党的高官厚禄，跟着共产党，继续踏上艰苦的革命征途。
1930年10月，父亲被任命为中共中央交通局局长，开始为保卫党中央和中央机关的安全，为沟通中央与各革命根据地的联系，为开创党的秘密交通做工作。做秘密工作必须对党的事业有坚定信念，为了革命事业能够不为名、不为利、不怕苦、不怕累、不怕牺牲生命。而作为一名交通人员，首先要政治坚定，不怕牺牲；其次要熟谙业务，英勇机智。父亲说，只有政治上立场坚定，忠于党的事业，在任何情况下不暴露身份，宁可牺牲生命也不叛党，才可能做一个合格的秘密交通人员。
在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人指导下，父亲提出交通工作要制度化、规范化，要求每个工作人员在日常生活和执行任务中，“即使很小的违反秘密工作纪律的行动，都要给予严肃的处理”，并制订了《秘密工作条例》：1.不允许发生任何横向关系；2.机关所在地，只允许上级了解下级，下级不允许了解上级、隔级和兄弟机关；3.党内不该了解的人和事不问，不该看的文件不看，未经允许不得传播自己所了解的事；4.坚守岗位，不允许搞群众斗争，不许照相；5.写过的复写纸、印过的蜡纸和有机密文字的纸屑要及时烧掉。
西安事变发生后，周恩来考虑到父亲吴德峰丰富的对敌斗争经验，要求其随去西安，负责直属中央领导的秘密情报机构。西安作为中央驻地延安的门户，情报工作有利于我们党了解各方面的动向，拓宽党的视野，从而有效地掌握全局，科学进行决策。为此，父亲一方面加强情报组织建设；一方面按照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方针，建立多层次、多角度的情报工作网络。他同各方面人物打交道，对西安各阶层进行系统、详细的调查研究，从社会上的三教九流，到国民党军、政、党、特、校官以上的头面人物，都要去掌握他们的政治观点、思想状况、生活习惯以及社会交往情况，并将自己的这些思考写成文字材料，报告中央，受到毛泽东主席的高度评价。
1946年8月，父亲从军事调处执行部调任晋察冀中央局国军工作部任部长。在河北阜平城南庄，父亲的一项重要任务就是做好敌军情报工作，特别是要防止敌人打进来。他发现联系网中有一个姓赵的保定商人经常提供一些情报，但此人提供的情报不是过时的，就是假情报。于是，对职业有着敏感性的父亲觉得这个人很可疑，怀疑是国民党打入进来的特务。但是，这个姓赵的住在国民党控制区，一下也不容易审查清楚。父亲为了不打草惊蛇，派国军工作部的张光秘密去保定找他，并要他夜行晓宿回解放区商议重大行动。此人到了国军工作部所在地阜平县海沿村，父亲接见了他，告诉他有重大行动暂时留在的黑山村，与张光同吃同住，不许与外界接触。一周后，父亲告诉他重大行动暂缓，先回保定待命。此人一走，国军工作部就中断了与他的联系。10天后，在保定孙连仲部队的内线同志报告，赵某果真是国民党特务，此次阜平之行后，被怀疑是共产党的反间谍被处死。父亲对国军工作部的同志们说，“这是以疑治疑之计。因为赵某是行商的，外出跑十天半月购货是不会被人怀疑的，如果是特务走了十天半月与特务组织断绝一切联系，回来后报告不出任何情况，敌人就会怀疑他被我们策反后又放回去作反间谍。”
父亲在做情报工作时，非常注重政治工作。他认为政治工作最关键最根本的问题，在于掌握思想教育，思想的进步必将导致行动的进步。这是他从大革命时期参加党以来，特别是参加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以后，最最重要的认识。他举了红军走上井冈山和两万五千里长征的例子，说在这样艰苦卓绝的环境里，全党能够团结一致，克服困难，依靠什么呢？就是依靠深入细致的思想工作，使大家理想统一，信念一致，深信共产党经过千难万苦，最后终将取得全国性的胜利。有了思想的一致，还要有组织纪律的约束。“没有组织保证和纪律约束，那不是一盘散沙吗？”“我们各级组织的领导层里，有小核心，中核心，大核心，像敌工部里，我和几位处长就是小核心。”纪律是做好工作的保证。
俯下身子搞土改的县委书记
1947年春，刘少奇、朱德率领中央工委向华北转移。一路对各地的土地改革情况进行了详实的考察，看到各解放区的土改“非常零碎，没有系统”，指出“没有一个有系统的彻底的群众运动，是不能彻底解决土地问题”的。在晋察冀军区驻地阜平城南庄，刘少奇在晋察冀中央局干部会上讲话，分析了全国大势和土改问题，并对晋察冀的土改工作进行了批评，认为手软，对地主打击不力。这一思想对晋察冀产生了影响，搞起了“村村点火，户户冒烟”，到处“搬石头”、挖浮财的“左”的倾向，虽然时间不长，但在晋察冀却造成了很不好的影响。
中央工委发现问题并很快制止。初夏，组织上通知父亲兼任阜平县委书记，其主要工作就是认真贯彻中共中央《五四指示》，纠正土改中“左”的倾向。他的基本做法是：一是通过清算地主的方式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二是通过征购的方式转移地主一部分土地给农民，三是通过献田的方式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等等。通过紧张的工作，既初步地满足了农民的土地要求，又避免了“左”的倾向。
1947年7月至9月，中央工委在西柏坡召开了全国土地会议，总结了土改工作经验教训，制定了新的土改政策。父亲参加了这次会议，对土改有了更深刻的理解，他在日记中写道：“全国土地会议从7月17日开始，到现在已经50多天了。这样集合全国各解放区代表来讨论土地问题的会议，在党的历史上还是第一次。”会后，他到农民家里调查情况，到田间地头向群众讲解党的土地政策，组织全县认真土改，使阜平县土地改革工作进一步顺利开展。
随后，阜平县召开了土地会议，身为县委书记的父亲总结了三条：一是按照中央所公布的《土地法大纲》做出明年春耕前完成这一任务的决定；二是进行了“三查”运动，解决了很多思想问题，暴露了好多隐瞒成分问题和地、富思想；三是使很多同志立场明确了，对党的政策也有了明确了解，打下了今后土改工作的组织保障。
1948年4月，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等率中央来到阜平，召开了当地县区村干部土改座谈会，了解土地改革和整党工作。父亲汇报了本县的具体情况，以及各阶层对土改的态度、党员的表现、群众的意见要求等。中央根据汇报和调研，制定出了《一九四八年的土地改革和整党工作》，明确了土地改革需要逐步完成的各项工作，为解放区土地改革进行了政策指导。
阜平县的土改在父亲的带领下，取得了显著的成果。一方面开创了贫雇农参加会议，由贫雇农对干部进行批评和监督的工作方法；一方面采取尊重中农自愿原则和自报公议方法，团结了中农。这样，通过有步骤的、循序渐进的土地改革，农民获得了土地，真正成为自己的主人，生产劳动热情空前高涨，拥军参军形成热潮。自1947年到1949年，阜平有1300余人参军参战，有组织的较大规模支前活动5次，派出民工3350人。阜平担架队多次受到表扬和嘉奖，“仅凉城战役中就荣获部队奖旗两面，地方奖旗三面，有17人被评为功臣，一连和四连被评为模范集体”。而且，农民在参与土改的过程中，通过组织活动、历练，思想觉悟逐步提高、成熟起来，一些贫雇农骨干成为村内基层政权的中坚力量。
在土改过程中，父亲一直强调对党员要加强教育，结合土改进行整党。县委对支部教育工作做出部署：建立传授站31个，规定每月初一、二、三、二十一、二十二、二十三为上课日。二十四到三十日由领导干部到传授站做报告，给党员传授课程，学习党的方针政策，学习文化知识。1946年9月至10月，县委举办县、区、村干部330人参加的土地改革训练班两期，每期学习以土改政策为主。1947年至1948年底，县委组织干部党员学习《中国土地法大纲》和保证土地法实施的八条“党员守则”，以及《怎样分析农村阶级》中央文件，使党员文化知识、思想觉悟、党政方针政策等方面都有了很大提高，为党领导土地改革获得成功和党的队伍越来越强大积淀了力量。
南下搞建设的首任武汉市市长
随着淮海战役取得胜利，解放区的范围向湖北、湖南发展。中央决定调集大批干部南下，接收和管理新解放区。父亲由于有丰富的城市工作经验，被党中央选中，决定让他带队南下开展工作。
1948年10月，父亲奉命到中央机关的所在地平山县西柏坡村，受到了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的亲切会见。中央指示，要他准备南下，到武汉参加接管工作，并担任解放后的武汉市的首任市长。
在与中央领导的谈话中，父亲根据自己过去的工作经历、性质，提出在党内搞些力所能及的党务工作。毛主席、周恩来强调说，全国解放了，我们取得政权后，政权工作尤为重要，并特别指出父亲20年代就在武汉市工作过，任公安局局长，对武汉情况最熟悉，最有发言权。而武汉是战略重镇，是交通枢纽，也是历史名城，武汉解放后，成立特别市，就要他担任首任市长，全面负责武汉市的工作。
父亲在西柏坡驻留了差不多两个月的时间，相对其他时期比较轻松，他一边休息、学习，一边准备南下。这时，父亲很多时间住在西柏坡附近的南庄中央招待所，有时住在中组部的小米峪招待所，有时到西柏坡来找中央首长谈工作。
在西柏坡，父亲见到一位曾在西安八路军办事处认识的同志，名叫张志玲，当时正在中央秘书处工作。父亲一向很关心年轻人的成长进步。这次在西柏坡相见，便使张志玲萌生了随老首长南下的念头，多次找到父亲，交流思想，汇报工作。父亲知道张志玲爱读书，多次写信鼓励，还专门整理出15本书托人捎给张志玲。在谈到学习读书时，父亲教导他说：“重要的书要多看几遍，看到好的、重要的句子可以用红笔画线，不好的用蓝笔，不懂的用绿笔，似懂非懂的用一种记号。第二遍可以细读，哪里不懂的仔细看或问人，同时可以批注，用几个字将某段的中心意思批注在书上面。他以毛泽东读书方法为例说，最近毛主席在开会时讲的话，最后归纳成几句好记的表达：‘军队向前进，生产长一寸，加强纪律性，五年全胜利’（后句正式发表时改为‘革命无不胜’）。”我们也要学会归纳。第三遍读时将这些内容连贯起来读。当然这是说读重要的书，像马列主义、毛泽东选集等理论书，要这样读，一般的书，可以用读第二遍的方法读。
因为张志玲过去曾和父亲谈到要做新闻工作，父亲和他交谈的时候又特别指出，做文字工作，尤其向文学方面发展，要多看小说，多读多看才能有多方面的知识。要看《三国演义》《水浒传》和《红楼梦》。《三国演义》里面有军事、政治、经济、策略各种知识，但它里面没有统一战线；《红楼梦》的结构、人物刻画很成功；《水浒传》的文字还可以，不过每一个故事都是“逼上梁山”那一套，并指出工作中最好要学一门外语，英文学一年就可以看东西。也要注意身体，多运动，看一两点钟书，要休息一下。更重要的是要动手写，对书要敢于站在正确的立场上指出错误。读书要有一个重要原则，不要乱、杂，一个时期只读一类书。
经过一段时间的准备后，父亲一行于12月7日从西柏坡出发，踏上了南下之路。临行前，父亲召集所率领的南下干部开会，进行了任务分工，并在会上强调，南下是艰苦的，大家要有心理准备；在途中，要多听少讲，不懂的要多问；要有保密意识，如果有人问从哪里来的，就说是华北局来的，不要说中央长、中央短。同时强调，在接收和管理大城市的过程中，一定要加强学习，因为那将是中国共产党人迈向成功的重要一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