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场战役就像晚期病人不得不做的高风险手术——不做可能立即死亡，做了也只是延缓死亡进程。
崇祯十三年（1640年）的清军围困锦州，本质是皇太极对明朝的“窒息战术”。
清军不再满足于劫掠边境，开始长期围困战略要地。
锦州作为关宁防线的北端支点，一旦失守，山海关将直接暴露。
明朝面临的不是要不要打的问题，而是必须打破围困。
就像家里大门被歹徒架上了火堆，明知泼水可能引火烧身，但任由火势蔓延整个房子都会烧毁。
洪承畴最初的策略其实相当务实。
他带着十三万大军出关后，没有贸然决战，而是从宁远到松山修筑了七座连环营寨，步步为营地向前推进。
但问题出在崇祯的决策机制上——皇帝既不懂军事又急于求成，兵部尚书陈新甲更在后方不断催促决战。
当洪承畴的粮道被断时，距离明军最近的粮仓笔架山只有四十里，但各部将领互相推诿，竟无人敢带兵突围取粮。
指挥系统的瘫痪，暴露出明末军队早已失去协同作战能力。
财政崩溃更是致命伤。
为筹措这场战役的军费，崇祯加征了“练饷”，结果河南、陕西等地民变愈演愈烈。
户部档案显示，前线士兵实际到手的军饷不足定额三成，饿着肚子的士兵甚至出现“以人为粮”的惨剧。
反观清军，通过控制蒙古贸易通道和劫掠明朝边境，反而越打越富。
这种经济实力的逆转，在松山战场上直接体现为清军骑兵每人配三匹战马轮换，而明军骑兵连草料都供应不足。
洪承畴被围时，明朝能用的统帅只剩孙传庭一人，而此人当时正被崇祯关在诏狱。
朝廷中枢充斥着张四知、周延儒这类庸碌之臣，连派谁去监军都要争吵半月。
反观清军阵营，皇太极带着多尔衮、多铎等能征善战的兄弟，还有范文程这样的谋士出谋划策。
当洪承畴困守松山城时，清军甚至能分兵绕道直扑宁远。
所以讨论该不该打松锦之战，就像争论泰坦尼克号该不该转向冰山。
真正的致命伤是船体结构缺陷（明朝政治经济崩溃），而非舵手临场操作（具体战役决策）。
即便洪承畴打赢了松锦之战，李自成的农民军照样会在两年后攻破北京。
当清军入关时，发现明朝边军的火器库存量仍是清军的三倍，但这些先进装备要么锈蚀在仓库，要么被官员倒卖给起义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