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生活中，我们经常使用“自由”这个词，我们常说的，比如个人自由、经济自由、财富自由、车厘子自由、自律使我自由、自由便是做自己的主人，等等。
在现代汉语中，“自由”这个词的含义，是从西方借来的，英语中即liberty or freedom。在韦伯字典中，两者均有the quality or state of being free的意思，即一种免于限制的状态，所以在英语中，有时可以互换。但是liberty在韦伯字典中，还有另外一种意思，比如the power of choice和the power to do as one please，即一种意志自由。
一．两种自由的概念
细心者会发现，这两种自由其实是不同的概念。一种是外在的，而另一种是内在的。那么我们要提出20世纪思想家以赛亚·伯林（Isaiah Berlin）的核心概念了：消极自由（negative liberty），即be free from，an area within which a man can act unobstructed by others, a realm of unimpeded,即一种免于干涉或者限制的外在自由；积极自由（positive liberty），即self-realization，self-actualization，personal development，即一种自我驱动或者自我实现的内在自由，成为他自己主人的自由（being one’s own master）。
伯林也是介于西方不同的思想家那里，总结出这两个不同的概念。
比如在霍布斯那里，自由是没有阻碍的状况，指的是运动的外界障碍。
比如在洛克那里，自由是在无须听命于他人而自行决定自己的行动。
比如在孟德斯鸠那里，自由是不被强迫做他不想做的事。
比如在斯密那里，（经济）自由是国家不进行干预（弗里德曼也是同样的观点）。
比如在密尔那里，自由是不受他人或者社会的干预。
比如在哈耶克那里，自由是不受他人意志的强制。
这些都是消极自由的版本，其实这个比较容易理解，统统都是上边所提的“免于外在限制”，只要没有限制，便是自由。至于应不应该对自由有限制，限制应该在什么边界，还有自由之后的责任，那是另外的问题。
在消极自由这里，至于你即便没有限制，而不能去做什么，比如你不能飞，比如你缺钱不能买房子，这个是没有能力或者条件，与有没有外在限制无关，与自由也无关。生活中典型的，财富自由、车厘子自由，指的是一种可以按照自己的意志，任意支配某物的能力或者条件，而不是自由。在当今的话语体系中，这种把拥有某种能力或者条件的概念，称为自由，便是一种对自由概念的滥用。
这种可以按照自己的意志任意支配某物的能力，与西方思想史上，另一个积极自由的版本有一些相通之处。
比如在卢梭那里，自由就是成为自己的主人（self-determination, the ability to control and fashion one’s own destiny），或者服从“不会错误且符合每个人意志”的公意（general will）。也就是说，对于卢梭来说，自由便是做正确的事情。
比如在马克思那里，自由就是对历史和社会必然规律的遵循，比如对历史决定论的遵循；或者自由是他自己的发展潜力（development of human potential for its own sake），比如他说人应该自由而全面的发展，所以他才有资本主义使人“异化（alienation）”这个概念，因为资本主义使人被禁锢在被剥削的劳动之中，所以共产主义意味着对人类的解放。比如在黑格尔那里，自由是通过国家及其机构体现出来的理念的认识，获得了这种认识，便获得了自由，是自我意识在国家中的实体性的自由。
比如在康德那里，自由是从“外在立法”变成“自我立法”，从“他律”转化成“自律”。
比如在格林那里，自由是自我掌控、自我实现和自我完善。
比如在斯宾诺莎那里，自由是做符合自己利益的事情。
比如在杜威那里，自由是他的行为对社会整体利益有所贡献。
比如在我们古代的思想家庄子那里，自由也是一种内心的自由，他有句话叫“乘物以游心”。
二．积极自由及其危险
伯林直截了当的指出，这种积极自由会带来对他人的强制。我们以卢梭的思想为例，先梳理他对自由的概念，以及说明为什么积极自由会导致对他人的强制。
卢梭对自由的定义，便是“使人成为他自己的主人”。以此为基础，卢梭认为自然状态是最理想的状态，人独立而自由，进而有的进一步的观点，即科学和艺术使得风俗教化对人有害，因为科学和艺术使得人发展出不同的社会欲望以及带来各种不平等，使一些人开始奴役他人，便带来人的不自由。所以才有的他那句名言：“人生而自由，却无往不在枷锁之中。”
既然人类已经无法返回朴素的自然状态，那么人们就需要结成社会契约，努力在政治社会中成为自己的主人。卢梭认为，人们需要放弃一切权利、财富和自由给政治共同体，并且产生代表主权的且不可分割、不可转让甚至不会出错误的公意。但卢梭并没有说清楚，公意为什么代表主权，以及公意为什么不会犯错。
卢梭认为，公意与理性和正义是一致的，既符合每个人的意志，又对全体都适用。这种公意是对自然状态的回归，存在于每个人精神深处的某个角落。只要人们服从公意，便像是服从自己一样自由；甚至，卢梭认为，如果有人不服从公意，就强迫他们服从，强迫他们自由（be forced to be free）。
这时我们便可以看到，卢梭把积极自由与强制联系起来了。但是常识告诉我们，任何集体性的意志，即便公意也一样，人民也一样，国家也一样，主权也一样，都要解决从个体到集体的授权、代表和利益沟通的问题，以及对公共权力的限制。否则，这种集体性的意志和权力，最后一定会成为其代理人的意志，并且使得每个人失去基本的自由和权利。如何解决这一问题，卢梭并没有说清楚。
对于如何产生公意这个问题，卢梭给出的解决方案令人匪夷所思。卢梭认为，公意的产生需要保证每个人对共同体有热爱、责任和忠诚。卢梭提出两种解决方案，但其实质都殊途同归。
第一个方案，是来自于他的立法者的概念。卢梭认为，立法者最应该创立的法律是“风俗和习惯，尤其是舆论”。并且，他认为这是应该刻在公民心里的“真正的宪法”，并且立法者应该“不声不响地悄悄工作”。那么就带来沃尔夫对卢梭的理解了，即必须对公民进行教育和塑造（moulded），以至于公民可以为了国家忘记自我。
第二个方案，是来自于他的公民宗教的（civil religion）概念。卢梭并没有具体的选择哪一种宗教，但他说明了公民宗教的作用：“对国家来说，重要的是，必须每个公民都信奉一种宗教，才能使他热爱自己的天职。……要着重表述社会性的感情，因为没有这种感情，就既不能做好公民，也不可能做忠实的臣民。”
这时我们看到卢梭的思想可怕的一面：不管是立法者塑造风俗和习惯，还是创制公民宗教，实际上都接近于现代极权主义的洗脑了——国家对于道德与思想，甚至是情感都无孔不入的控制。如果在这种控制之下，公民还存在什么自主性的积极自由，那么我们可以说，纳粹德国和朝鲜的人民也具有自主性和自由。
从常识来说，我们的意志、思想、知识乃至人格，都是被家庭、学校以及其他社会场所所塑造的，很难存在绝对自主性的自由意志。所以从积极自由这个层面上说，谈思想与意志的自由是没有意义的。
这时我们可以看到古典自由主义思想家洛克，将宗教与道德教育和政治分离的观点，带来的实际意义。洛克认为，父权与政权不同，父权应该用于教育人的德性，而政权没有资格教育人的德性；类似的，政治长官也没有资格负责人类的灵魂事务。洛克并不是认为，道德教育与宗教对政治不重要，实际上他认为非常重要，尤其是道德教育是政治社会的基础。但是洛克还是认为，道德教育应该是家庭负责，灵魂拯救应该是每个人自己内在的事情。洛克虽然没有明确反对这种类似于政教合一（教指的是教育和宗教）的极权主义政治模式，但是他的观点实际上也防止了这种情况的发生。
三．积极自由与理性
积极自由的思想家们，总是把人类的精神世界分为理性的和非理性的，真实的和虚假的，高层次和低层次的，自律的和不自律的，有德的和无德的。并且认为，人只有通过理性，才能有对外部世界和内在自我的正确认识；也只有在理性的指导之下，才能有幸福的、有德性的生活，实现真正的自我价值。
这种积极自由始终认为，后一种被激情与欲望所控制的自我，需要上升到高级的真实的自我，所以需要严格的被教育、被约束、甚至被强制。因为要让理性者和非理性者在同一个世界共生共存，那么就需要理性者对于非理性者进行教育甚至是强制。那些理性者仿佛比非理性者比非理性者自己更清楚，非理性者需要的是什么，或者什么对于他来说是正确或者美好的生活。
这样看来，积极自由便不可能让人率性而为、放任自流，甚至不可能有得过且过的自由，犯错的自由，甚至是试错的自由，仿佛个人发展甚至是社会发展有着唯一正确的道路。
积极自由者正是以此一元观的认识论基础，才得以完成对他人的强制。正如斯宾诺莎所说的：“虽然儿童是被强制的，但他们不是奴隶，因为他们受到的命令是为他们的利益而下的”；“一个真正的共同体的人民不会是奴隶，因为这个这个共同体的利益中已经包含了他们的利益。”可见，如果以一种一元观为价值基础的理论，便必不可少的带来唯一正确或者是必然规律，比如马克思的历史决定论，个人便必不可少的会被强制。
更为可怕的是，一些积极自由思想鼓吹者，正如第一节所列举的，总是把个人的自由与集体理性融合在一起，并认为这种集体，即社会或者国家有着自己的目的，并只有在集体中，才能完成对个人自由的追求。卢梭认为个人意志服从公意时才有自由，费希特把它称为自我和非我的结合，黑格尔认为这是自我与实体性自由的结合，马克思把这个理解为自由人的联合体，法兰克福学派把这个理解为主体间性（intersubjectivity）。
实际上，这很明显是一种伪个人自由。如果社会或者国家有什么自己的目的，那个人将被这种集体所裹挟而失去实际的消极自由，也难免会被这种积极自由强制。
而消极自由论者，都不认为这种集体存在什么具体的目的，只承担一些普遍性的基本功能。哈耶克认为国家或者社会的功能，是实施正当行为规则（rules of just conduct）。奥克肖特认为，国家是公民团体（Civil Association），这种一般组织成本相对高，而且加入和退出的成本也非常高，但不具有特定的目的，只承担基本的职能以及强制性地维护某些基本规则，其成员在遵守这些基本规则的前提下，可以完全自由地追求他们各自的生活目标。
四．多元与消极自由
消极自由论者认为的自由，是每个人都平等地存在一个不能被他人强制或者剥夺的领域。消极自由论者承认这样一种状态：人类的目标与价值是多元性的存在；无法拿一把尺子准确地衡量各个价值对于每个人的意义。
就像上文所说的，个人发展并不存在什么唯一正确的道路。娱乐、发展、学习与工作、生活方式、人生目标等也不存在什么终极的目的或者是唯一正确的标准。
这些问题，早在霍布斯、洛克和休谟的认识论中讨论过，他们认为好坏、善恶、对错这些标准，在一定程度上依赖于使用者的主观感知，而非客观理性，理性只具有有限的价值，所以很难存在什么绝对标准。甚至对于休谟来说，如果道德存在什么一致的标准，那么一定依赖于人类共有的生活经验和感受。对于洛克来说，就连儿童的基本道德教育，也要依赖于人类生来共有的荣誉感和耻辱心。
在自由与多元这个问题上，洛克否定了世上存在某种人人都适用且应该追求的至善，从而肯定了个人选择的自由：“有的人所以爱研读、爱知识，有的人所以爱打鹰、爱打猎，有的人所以爱奢华、爱纵欲，有的人所以爱清明、爱财富，那并不是因为这些人不想要幸福，乃是因为他们幸福的对象是各不相同的……因此，古代哲学家虽然问说，所谓至善究竟在于财富呢？还是德性呢？还是思维呢？还是身体的快乐呢？可是在我看来，这个问题实在是无意义的……因此，最大的幸福亦在于享有那些能产生最大快乐的事物，而避免那些能产生纷扰和痛苦的事物。不过在各人看来，这些事物的价值是各不相同的……人们所选择的事物虽然可以各别，可是他们所选择的都是正确的。”
小结：开头提出自由的概念→伯林的消极自由和积极自由的概念，以及各个思想家对自由的不同，理解→通过梳理卢梭的思想，指出积极自由会带来对他人的强制→积极自由背后的认识论→消极自由依赖于人类多元化的价值和感知。
除了本人的思考与总结，其他灵感来源于：Andrew Heywood，<Political Theory: An introduction>; Jonathan Wolff, <An Irotrodction To Political Philosohpy>; 以赛亚·伯林，《自由论》；卢梭，《社会契约论》，《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大卫·休谟，《人性论》，《道德原则研究》；约翰·洛克，《政府论》，《人类理解论》，《教育漫话》；托马斯·霍布斯，《利维坦》；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约翰·密尔，《论自由》；唐士其，《西方政治思想史》；高全喜，《法律秩序与自由正义》。
段洪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