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创始于春秋时期的儒家思想，自其诞生之日起，便高举了“德”之道义大旗，瞬间让人觉得高大上许多，再附加“礼”之风度儒雅、文质兼有的彬彬气息，直击人类内心最纯洁的深处，无怪乎孔子被后世奉为圣人，也无怪乎孔子可以站在道德的制高点，成为文明之化身。

什么是“德”？怎样做才是“有德”？这实际是个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问题。据郭沫若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成书的《周羲（非本字）中之传统思想考》中，根据西周青铜器铭文找出了周朝“德”之奥义：“于文以省心为德，故明德在于明心。”所以《说文·心部》一书才会说：“德，外得于人，内得于己也，从直心。”故而周朝所谓的“得”更多的在于内心的修养。

对于道家学派的“德”，则是另外一个意思。《老子》云：“上德不德，是以有德；下德不失去德，是以无德。”老子眼中的“德”实际指的是“得到”，如果一味地索取、喜欢占据财物，就是失德表现，反之则是有德。故而道家主张清静无为、无为而治，反对“与民争利”，这就是“至德”之表现。由此可见，相比于周朝的修心之德，老子的“德”具体多了，也更有利于老百姓休养生息。

众所周知，孔子是周朝的小迷弟，《论语·八侑》有云：“子曰：‘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既然对于周朝的一言一行都十分顶礼膜拜，自然必须要继承周朝的“德”之奥义。果然，《论语·泰伯》引孔子曰：“周之德，其可谓至德也已矣。”孔子认为周朝的德，已经是人类文明中的最高级别的德，无须再发展了。

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儒家思想中的德均以修养身心作为衡量标准。《论语·宪问》有云：“修己以敬”。《礼记·大学》有云：“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这就是流传千古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由来，准确来说应该是“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

当然了，孔子对于“德”的认知并没有完全止步于周朝的修心层面，还做了一些深化，不过很可惜的是，这种深化不是发展，不是认知范围的拓展，而是走了一个极端——无脑膜拜，而这种无脑的膜拜，最终让儒家原本高大上的“德”露出了违和感满满的“马脚”。

在孔子看来，既然“天上不可能有两个太阳，人世间只可能有一个君王”，那么“德”也必须有一个最高层级的标准。

那么什么才是最高级别的“德”呢？《毛诗·皇矣序》如此称赞：“美周也，天监代殷，莫如周。”《毛诗·大明序》：“文王有明德，故天复命武王也。”战国竹书《子羔·孔子诗论》也给出了孔子对于文王之德的“呜呼哀哉”：“孔子曰：此命也夫！文王唯欲也，得乎此命也？待也，文王受命矣……怀尔明德，害？诚谓之也……有命自天，命此文王。”

由此可见，孔子认为的“德”之最高标准，实际就是“文王”之德。为何“文王之德”可堪如此大名呢？从孔子以及其他无脑崇拜周朝的文人来看，周文王既修明德，为德厚之君，所以天帝才会诚心诚意将天命授于文王，让周朝代殷商。

懂得人都懂，这不过是孔子等一群迷弟给出的高大上的说法，真实原因为何？还得看司马昭的解读。

《三国演义》中，司马昭当街暗示自己的爪牙贾充弑杀了皇帝曹耄，装模作样为曹耄举行了葬礼之后，就又开始“舞照跳、妞照泡”地玩耍了起来。酒足饭饱的贾充瞅准时机站了出来，先是当着众人的面吹捧了司马昭，然后带领百官恳请司马昭登基称帝。

虚荣心得到极大满足的司马昭立马挥手让众人坐下，随后发表了一通“道德言论”：“昔日，周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却仍事殷商，故后人称之为至德。”由此可见，周文王之所以被称为厚德之君，不是他人怎么好，品行怎么端正，也不是他待人接物怎么有礼貌，怎么乐善好施，而是他明明有实力推翻殷商自立，却没这么做，仍旧甘愿称臣，这就是“至德”之表现。

说白了，对于孔子等一批无脑膜拜的读书人而言，“忠君事主”才是最大的“德”，哪怕自己的实力已经压过龙椅上的皇帝，哪怕自己已经是实实在在的当权之人，也要无脑侍奉君王，才是至德啊。

被司马昭这么一解读，孔子嘴中原本高大上的“德”，瞬间露出了马脚：不就是让人听话嘛？不就是让人甘心给别人当牛做马吗？不就是一直要做到心中有“主子”吗？这种“德”不要也罢，居然还是“至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