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进忠/文
我叫林进忠，字千臣。1897年生于山东省曹州府（今荷泽专区）钜野县六所营西坊一个贫农的家里。1920年因黄河泛滥，我流落东北，先在辽阳人地主家扛活，后到临江一带当木把。以后又被征兵，在奉系第十三师（师长是中将张久清）第三旅第六团当兵，参加了三次直奉战争。31岁时，升任排长。张作霖被日本人炸死后，东北军于1929年实行大削编，我被编在东边道镇守使于芷山的骑兵第一团第二连任排长。
1930年，我被送到奉天讲武堂学习。九一八事变对我震动很大，大多数学员们对日军的行为极为愤慨。我们被转移到山城镇后，由于于芷山早有卖国之心，根本不抗日，所以，不仅不抵抗日军侵略，到后来，还干脆投降了日军。当时，我们是一百个不同意，可是军权操纵在高级军官手里，我们无可奈何。何况，又有生活之累，便走上了背叛民族的道路。
但是，我的民族自尊心并未泯灭。
说起来，有个家庭渊源。
我们林家，原是福建人。八代祖父曾任郑成功反清扶明军队的参军。后来，流落到山东，扎根在钜野（如今从我们所在村庄的名字，还可看到军队编制的痕迹）。但传统的爱国教育，代代相传。使我在幼小之时，心头便深深扎下了民族自尊心的根子。
后来，我又在随军去“围剿”抗日民族英雄邓铁梅时，从他们身上又受到一次深刻的爱国主义教育。在作战时（那时，我在伪第二旅任连长），曾和邓的部下一位外号叫王大姑娘的支队作过战，基本上没有真打。后来，由于我放走过邓部的士兵，与邓有过书信往来。不久，邓铁梅被叛徒沈廷辅出卖被俘了。伪第二旅旅长、汉奸赫慕侠和日军让他写自首书，邓答应了，但有一个条件：必须当众写。敌伪答应了。是日，他们组织了不少军民，请邓铁梅登高桌书写。邓挑选出一支大笔，饱藤浓墨，刚写了“日寇”二字，便被抢走了笔。邓的这一爱国的壮举，对我的教育极深，也使我久蕴的报国热血沸沸扬扬了。
然而，我的心有千千绪（主要是摆脱不了家室之累），并未走上抗日的道路。但从此，我便将“行善”奉作为人之本，心头仍未泯灭民族之心。
以上，这就是我为什么在移防集安后，能为抗联红军做些事和不扰民被民众奉为“道德官”的主要思想基础。
下面，我重点回忆一下我在任伪军连长时，与抗联的一些联系。
一、驻双岔河马玉山营情况
我们营是伪军第二旅第一团第二营。团长是郑希贤，营长是马玉山。马营有三个连（序列是第四连、第五连、第六连）。四连连长是纪鼎山，这是机关枪连；五连连长是张禄；六连连长是我，这两个连都是步兵连。团部驻在集安和外岔沟两处，营部设在双岔河。
我们这个营当时有三个特点：一个是这三个连长都有民族自尊心，暗中支持抗联，但只意会，从不言明；二是马营的军官和兵士都加入“在理教”，都是老潘家的人；三是由于我们的营长马玉山，就是有名的道德官，马营官兵基本上不扰民。所以，我们驻防在双岔河时，当地群众对我们挺好，抗联与我们有联系，也不打我们。
我所在的第六连，驻在荒藏子，也有三个特点：一是六连的兵，基本上都是我们的山东乡亲，人称山东棒子连，绝对听我指挥。二是我有个较硬的后台，就是旅参谋长高明，在过去的廊坊战役时，我曾救过他。以后关系极为密切，一般人不大敢惹我。三是我的民族心未泯，又有后台，在马营中唯独我的连不打日本旗，不唱日本军歌，没有日本军官。正因为如此，所以，我在荒崴子驻防期间，跟抗联红军有些来往，与当地群众关系极好，从来没有打骂过群众，人们也称我为道德官。这是我在光复前退出军界到荒崴子为民，镇反时由山东老家二次回荒崴子落户的主要原因。否则，我是绝对不敢回去的。
二、与抗联是怎样联系上的
到集安不久，我们奉命在一次去“讨伐”抗联的战斗中，我的兵在山上的窝棚里抓到一个所谓的“红匪”，交给我处理。
我详细地盘问了这位“红匪”，知道他姓王，叫王玉侯，是抗联红军警卫旅第五团的战士，负伤后在这里养伤。这位红军战士很不得了，被俘后大义凛然，还向我们讲了不少爱国的道理。我听了脑子里开了不少窍。这是我第一次和抗联的人接触，对他的话，既感到新鲜，又很折服。最后，觉得这样的“红匪”不应该杀死。于是，我仗着我连弟兄大部分是山东人，和我感情上很融洽，便没有多大顾虑地将这位红军战士释放了。
没想到一个月后，小梨树沟里八宝沟开店的李掌柜，给我捎来一封信。我打开一看，竟是杨靖宇大队长（那时红军这样称呼他，我们也这样称呼他）写给我的。大意是：被我放走的那位抗联战士已回到部队，讲了我的情况。杨大队长向我表示感谢。并借此机会，向我进行了一番抗日爱国的教育。我从这封来信中，才知道共产党的主张与一些伟大的人物（如毛泽东等），使我很受教育与启发。觉得“红匪”不是匪，而是一些由真正中国人组成的抗日武装，从而产生了敬意。于是，我就请李掌柜代转杨大队长，对我释放红军战士不用致谢，这是中国人的良心应该做的。同时请他转告杨大队长，因讨伐队、日本守备队、宪兵队及走狗汉奸遍地皆是，以后有事，不必写信，由口头传达即可（派人或通过中间人均可）。总之，我在转告中表达了我一个中国人所应有的良心、民族心，希望大队长放心，从今往后，我决不会当狗、帮虎吃食和扰民。
从此，我便开始了与红军的联系，也使我的民族自尊心又开始强烈起来了。
三、我与抗联之间的联络员
我与红军有了联系不久，有坏人来向我密告，说花甸子乡土城子村的王殿喜通“红匪”（王殿喜是王八脖子的民政牌长），把两个儿子送去当了“红匪”。我一听，使想到如果让这个人做为我和红军的联络人，有两点可以保证：一是他对红军感情深，绝不会泄密；二是他若知我与红军有联系，绝不会出卖陷害我。因此，我便立即将他传来，秘密“审问”。
王殿喜来后，因他不知我的政治态度，对我极为鄙视。在“审问”中，他极有民族气节，有一股子大义凛然，视死如归的正气，骂得我很高兴，非常佩服他。在他骂过之后，我便将我心里的话告诉了他，他开始感到意外，后来见我说得实实在在，又很诚想，便相信了，并很爽快答应了我的要求。这样，王殿喜就正式成了我与红军联系的联络员。为了开脱他，他对外就说王殿喜的两个儿子不是他送去当红军的，而是被“红匪”绑走的。一些坏人见我这么说，再也不敢来讲王殿喜的坏话了，王殿喜从此也没再遇到什么麻烦之事。
四、给抗联三送情报助歼敌
1937年正月（公历2月）日本的侦察飞机发现了抗联红军在老爷岭一带活动，立即下令在正月初四(2月14日)对红军进行“讨伐”。我接到命令时，已是初三夜里。由于事情紧急，火烧眉毛，便立即派人找来王殿喜，连夜叫他去给抗联送信，让抗联部队立即转移到刀尖岭。结果，使去老爷岭“讨伐”的日伪军，扑了一场空。
1937年四月（公历5月），抗联部队一部分在大青沟沟里住下了，日军不知怎么得到的消息，秘密调动了一批部队进行“围剿”。我记得当时是调了两个团的兵力，一是由黄团长率领的伪步兵第一团，二是由郑团长率领的步兵第二团，还有日军守备队等兵力。我接到命令后，立即委托大青沟民政牌长赵守良（此人也做两面的工作）去给抗联送信。抗联由于兵多，地势又有利，居高临下，易守难攻，没有转移。那天日伪军不敢硬攻，抗联红军也不主动出击，双方战斗了一天，均无伤亡而告终。以后，抗联红军转移到砬子沟去了。
1937年秋天，抗联有一支部队在大顶子被敌发现。我接到去“讨伐”的命令后，便连夜派我的通讯兵张守仁去给送的情报。抗联那支部队收到信后，迅速撤出了日伪的包围圈。
五、马营长和抗联伤员马夫
我和机关枪连连长纪鼎山，曾将一名负了伤的红军战士，保荐给马玉山营长当了四个多月的马夫。
这是怎么一间事呢?
1937年秋，我奉命在倒木沟“讨伐”抗联红军，有一个弟兄在一户老百姓家里抓到一名红军伤员，交给了我。我经过严肃审问，那位红军战士承认了他是抗联第一军第五团的战士，负伤后在老乡家养伤。查明他的身份之后，为了避开坏分子的耳目，我命令队伍在双岔河村外等候，独自一人进村去找纪连长。因为我知道纪连长和抗联的蔡指导员好熟（据说蔡指导员是红军专门管后勤的），与红军有密切联系。现在出了抓住红军伤员的事，如何处置，我便找他商量。否则，我们不处理，落到日军手里，那位红军伤员必死无疑。纪连长听了我的讲述，我们便苦思对策，最后决定将这位红军伤员送给马营长当马夫，一来可以搭救他，二来给马营长当马夫，谁也不会怀疑，也不敢动。
商定之后，我俩便去找马营长。我说山东来了一位老乡，在山上打猎走火受了伤，现在无处落脚，想给营长当个马夫。纪连长帮腔说：“林营长这个老乡我熟悉，给您当马夫我做保人!”马营长经过我俩这么一说，说动了心。加之他那时确实也缺个马夫，便点头答应。于是，那位红军伤员，就做为我的山东老乡，给马营长当了马夫。
四个多月后，马营长不知从哪儿听到了什么风声。在一次去执行“讨伐”任务时，将我找到他那里，将此事捅开了。他斥责我不该这么乱来，把一个红军伤员弄来给他当马夫。他生气地说：“你们做别的，我可以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出事也可替你们打打场。可这事做得太过分了!让上级查出来了得吗?咱们都得被杀头的!”我知道事办得欠妥，就快承认了过错，最后说：“营长，你是有名的道德官，现在靠谁也不行了，那人只你能救他一命了。”
马营长是个有民族自尊心的人，他知道我们与红军关系密切。另外，据说杨靖宇他曾化妆成商人和他交谈过，他也同情红军。所以，他对我们的所做所为，一直采取不问不管的态度 如今红军的伤员命在旦夕，他不会坐视不救。于是，他叹了口气，看看身边只有我和他的通讯员赵丙文、我的通讯员张守仁，便说：“我看他伤也好了，快悄悄将他送走吧!”我按照他的命令办了，那位给他喂了四个半月马的红军，终于安全地离开了马营，回到了抗联大部队。
六、从敌人手中再救抗联伤员
1938年2月（农历正月）的一个午后，值勤兵向我报告：“第五连的松本连长从我防地一座小山下路过。”松本是日本人，他担任连长“讨伐”抗联最卖力。我听说他路过防地，不去见不好，忙下山去见他。不多一会儿，果然松本骑着马来到。我忙说：“连侨（日语即连长）辛苦了!”
松本说：“辛苦的没有，‘红匪’的两个抓住了!”他一边说一边指马后的两个抗联战士。
我一听，想到抗联战士落到日军手里，根本活不了。便决定搭救这两名抗联战士。
我想先将松本请上山，再想办法。谁知他不去，说：“‘红匪’前面的还有，我的还要立即追击!”
因为他骑的是马，他的兵靠步行，被他拉下挺远。他和几个军官边和我说话，边等他的士兵们赶上来好一齐走。于是，我就说：“连侨追击的大大辛苦，这两个‘红匪”交给我的处置吧!”
松本先是为难，后来在情面难却的情况下，只好点点头说：“约依!连侨!”
日军抓到的红军，在通常情况下，是决不会交给满军处理的。松本为什么迟疑了一下，就答应了我?说起来有一段小插曲。
那还是在1936年冬，在荒岔沟沟里有十个自称是救国军的人。由于他们入少枪也不足，不敢去打大户，专门祸害穷苦百姓。时值年关，好不容易弄到的年货，不少人家被这些人抢去了，群众恨之入骨，想报告当地驻军军官为民除害。由于驻军连长是日本人松本，怕他话听不明白打人，就不敢去找，而派人到我这里苦苦哀求，要求我派兵去剿土匪，必会引起他的不满。另外，更主要的是我对那十个人的来历，我还没有查明白。虽然从作法上，我敢说不是红军，可他们要是抗日的胡子呢?根据抗联杨大队长的训令，也是需要团结的。因此，我当时没有定下来去或不去，只是说：“你们先回去，我查查看。那伙人要真是胡子，我必定去剿就是。”群众走了后，我立即派传令兵去调查荒岔沟里那十个人的身份。通信员张守仁很快查清了那十人的身份，确是为非作歹、鱼肉乡民的胡子。于是，我决定为民除害，让群众过一个安心年。
由荒岔沟农民姜大牙（绰号）、农民徐大个子领路（群众也跟去三十多人），我率第六连直奔荒岔沟。进沟后，很快找到了那伙土匪，战斗立即打响了。这伙子土匪少、枪差，没一会儿便被击毙了6个，后来又击毙4个，战斗很快就结束了。
这事发生后，松本果然大怒。他由于军衔低我一级，不便对我发作，便将姜大牙、徐大个子抓去，要以通匪论处。为了救出这两个人，我想了一个办法，就是把歼灭的十个胡子的人头，全部送给松本，说这是以松本连队为主攻、六连为侧攻歼灭的十个“红匪”。在当时，一次歼灭十个“红匪”不是个小数字，不仅有奖赏，而且还会加官进衔的。松本听了我的建议，果然转怒为喜，放了那两个农民，我们就一齐填了呈报表。呈报表由营呈报到团部，团部立即嘉奖了我们不少钱（当然松本得的最多），还将松本的少尉军衔晋为中尉。松本一枪未放，白白得了这么许多好处，自然对我十分感激。从此，我们俩有交情。否则，他这次路过我的防区，做为一个日本连长，根本不需要做礼节性的通报。也正因为如此，当我向他讨要这两名被俘红军时，尽管他内心并不乐意，但碍于情面，也就只好答应了我。
松本等他的士兵到齐，就匆匆走了。
我将松本送走，立刻命令士兵将这两名红军带进我的寝室盘问。这两名红军战士威武不屈，先是什么也不说。后来听说我是第六连连长后，便对我讲了实话，说他们是红军第六团的战士。一个叫闵庆山，一个姓王（实际叫夏景玉，现住集安头道乡团结村）。他们俩是在打十三道沟时负伤掉队，迷失方向被松本抓住的，他们要求我们搭救他们。
我听完他俩的讲述，认为既是红军，就该搭救，便想出了一个法儿，对他俩说：“要想救你们，只有一个法儿，那就是你俩不能承认是红军。承认了这一点，天神爷也救不了你们。你们得说自己是十三道沟的辅导工人，被红军抓去背给养，往回走时遇到了松本被打伤抓住的。你俩看这法儿行不行?”
他俩一齐说：“这法儿行，我们就按林连长的话办。”
他俩同意了，我就重新过堂。这次人多了点儿，他俩照我的话儿一讲，我就让文书登记备了案，并用电话又将此事告诉了松本。
第二天，我派人叫来荒崴子的王甲长，告诉他松本错抓了两个辅导工人，因负伤走不了，叫他安排在村子里吃派饭（一家吃一顿）。我为什么要这么安排?我怕有人报告。这一家吃一顿，那一家吃一顿，家家都吃，谁要想报告也有通“匪”之嫌!就不敢去告了。最后，我对王甲长说：“一切花销由我支付。”
王甲长忙说：“这点点花销哪能要用连长支付，难道我们甲连两个人也养活不起?一切由我们!由我们!”
王甲长领着这二位红军战士走后的第二天，我不放心，就下山去看。因是个白天，我看清了这两位红军身上的棉衣净是些小窟窿眼儿。这显然是久居深山的人烤火烧的，有经验的人仅从这一点便可断定他俩是红军。我怕在这方面出岔头，立即让我三弟给每个红军做了一套棉衣，买了新胶鞋并给他二人理了发。这么一打扮，原来的特点没有了，两个小伙子精精神神，好是英俊。只是由于伤势太重，一时走不了。
但不几天，出了风声，有人说我窝藏“红匪”，马营长派赵丙文来调查了一次，没有下文。我怕再出风波，便让家住荒崴子的石棉矿把头陶兴斋，将这两名红军介绍给他，去了石棉矿。
但风波到此并未完结。
团部又派日本人中原中尉来调查，我拿出备案，说松本不是在与红军交战时俘虏的，而是在路上抓获的，说是红军证据不足。中原中尉说是红军又拿不出证据，只好悻悻而回。
事情到此，仍未停止。团部后来又下令调我去任迫击炮连任连长，委派中原中尉去第六连任代理连长。我明白这是团长屈服了日本人的压力，采取调虎离山之计。目的是一旦我走了，中原接任后，就可以用权势将这件事调查清楚。我想，如果这事要调查明白了，不仅对我大大不利，而且对整个马营，甚至对郑团长也不利。因此，我没有屈服，我找到团长，直陈了我的看法（未承认窝藏红军之事，而且说这是有人想整我，整团长等等)，并说：“要实在调我走也可以，但不能叫中原来接我。中原是中尉，我连王廷贤也是中尉，怎么就不可以代连长?团长，此事如何决断?你可得为我、也为你好好着想。”
团长郑希贤是我的老上司，又是我老婆的干爹，听了我的直陈，心里自然明白其中的利害关系。在谁来接任我这个大事上，他采纳了我的意见，改变了原来的安排，下令我连中尉王廷贤为代理连长。我获悉后，自然十分高兴。
王廷贤出任代连长后，果然没有再认真调查我窝藏红军的事儿，事情一拖再拖，此事便不了了之。
我们彼此都松了一口气。
那两位红军伤员在我去迫击炮连上任时，特意从石棉矿赶到大路上来送我。我没别的相送，就将身上仅有的六元钱分给他俩，最后说：“你们身上的伤养好了后，赶快回部队吧!”说完，我与他俩洒泪而别。
我在迫击炮连上任后，最后见到闵庆山一面，他说他们俩在回山时被敌人的讨伐部队冲散了，他是来见我最后一面。果然，从此我再没见到他。那位姓王的（夏景玉），解放后，他听人说我未死，曾去看过我，一见我就下了跪。回去时，他非让我去他家作客，一进他家门，他们全家人也给我跪下了，表示谢恩。从此，我们俩有了往来。当时，我还被管制，他曾去找过当时的社教工作团领导，讲了我任伪六连长时，如何支援抗联的事。社教工作队调查后，解除了我的反革命帽子，有了公民权。
七、给抗联赠送子弹和衣物
我与抗联有了联系以后，杨靖宇大队长有事就派人和我联系。由于联系的次数较多，不能一一记住了，只记住几次。
有一次杨大队长从红石砬子派人来，对我说了抗联缺少匣枪和机枪子弹。我得悉后，就立即派我的可靠的联络员王殿喜给他们送去匣枪子弹150发，机枪子弹1500发。
记得那时送子弹，是将子弹装在金枪烟盒里（盒是硬纸壳的），再放进麻袋里，背在肩上为的是不引人注意，送去的地点是大青沟。这样的事，以后马永林也送过几次。
送衣物过去送过，但最多的一次是在1938年秋天，严格说最初不是送。那是我们第六连军官搬家，共有五辆大车，拉的全是衣箱，还有几个家属跟着。当走到王八脖子一带时，被红军的蔡指导员领人截住了。他们不知是我们六连的家属车，缴获了衣物后，把人放了，一点也没虐待，只是对她们讲：“秋天来了，我们没有衣裳穿，没办法，先借你们的吧。”家属回来一讲，我们心里都不大是滋味，认为红军不大够意思，我们帮助他们干了不少事，怎么好拦抢我们的衣物呢?不过大伙都没讲出来。
正在这时，杨大队长派人来了，说原来不知这车上的衣物是你们的，截误会了。直接送来怕给你们带来麻烦，请我们商定日子去取。杨大队长怎么会给我们来信呢?原来我们衣物被红军送上山后，从一件呢子大衣里，他们发现了我的名信片。杨大队长才知截误会了，很不好意思，便赶快特派人来向我们致歉，并商定取回时间与地点。我听了很受感动。当即对来人说：“请转告杨大队长，误会已经产生，没有什么，不知者不足怪嘛!至于那些衣物就不要退了，现在天气已经冷了，你们吃住在山上，没有衣裳不行。我们那些衣裳你们就留下穿吧，这也是我们一再送寒衣的难得的机会。要不，我们想送，也送不了那么多，也不方便送。”经我再三劝说，那位同志回去了。
就这样，那五车衣裳我们全送给了抗联。杨大队长后来捎信，向我表示感谢。
我在任伪第六连连长时，除了做了以上一些支援抗联的事外，我还默许了山沟里的农民离杨靖宇所在队指挥的抗联红军最近，他们找这些农民最方便，最安全。而且这些农民大都善良老实，纯朴厚道，有一股子乐于助人的侠义心肠。所以，他们之间的往来，我认为是不可避免的。不管谁愿不愿意，情况摆在这里，都无法摆脱。我还认为，民众去给抗联送衣裳、粮食比我去送强，而且很有力量，目标小。因此尽管有不少坏人向我来报告××通匪，x××通匪等等，我均以将严查严办答之，但多从未查问一件。
另外，我从民众对抗联的支援上受到很大的教育。特别是山沟里的农民，生活过得很穷苦，但他们支援抗联却异常大方，宁肯自己不穿不吃，甚至不怕掉头流血。这是股什么精神?当时我认为这就是民族的向心力，一个民族的灵魂。因此，我对自己常常说：林千臣啊林千臣，对于这样的民族，你只有保护的权利，决无镇压之心，就是为此死了也是值得的。在这种思想支配下，我对通“红匪”的民众默许之，而对告发者中的极恶劣者，决不手软。
比如台上乡山间有一户农民叫马永林，那年岁数刚到20岁，给抗联做了不少事。
他老婆有外心，为了想和奸夫达到成婚的目的，向伪甲长告发马永林通匪的事。伪甲长
报告我，我对马永林家的事早有耳闻，便将马永林传来。马永林对“通匪”之事招认不讳。我问他：“你老婆咋不早告你?”他又恨又羞地低下了头，后来才对我讲了他老婆有外心的事。
我当即将伪甲长（徐××）传来，对他说：“马永林的老婆和外人通奸，为了达到同居的目的，以通匪来陷害马永林。你把马永林领回去，速将他老婆传来!”马永林回家后，他老婆就被传来了，我让人将她吊起来一顿打，斥责她和奸夫妄想谋害亲夫的行为。最后严厉下令她好好回家和马永林过日子。她一一照办了。随后我又将她那个野流子抓来，不仅痛打了他一顿，而且还让他立即离开县境，永远不许回来。最后，我说：“要是我在集安再遇到你，非毙了你不可!”那人吓得一一答应，从此，他一去再没回来，我也再没见到他。
马永林的家庭保住了，他也没被杀头，对我很感激。虽然比我仅小十五六岁，却硬是认了我个干爹。从此，也成了我给抗联送武器弹药的心腹人，干得很是卖力。他老婆也再不敢去告他了，安安分分地过日子，两口子恢复了感情。
我和荒岔沟的民众如果说有感情，这个感情就是在这个期间结下的。
八、马营改组，我愤退伪军职
1939 年秋天，团长郑希贤退职了，马营长调走了，我也被调到第二团第一营第一连任连长。我知道，这是日伪当局对第一团、特别是对马营的不信任，这是一次大改组，我心里都不是滋味。
不到两个月，日伪当局对抗日联军的大“讨伐”升级了，规模大，使抗联处境更为艰难。而我自从调到外岔沟后，听说杨大队长率大部队向北转移了，从此失去了联系，心中空落落的，有些心猿意马。尤其是想到自己失去了一个熟悉的连队（我原任职六连，几乎全是山东乡亲，外号山东连），失去了可信赖的老上司和同仁，如今在一个生疏的环境里，对于我这样一个不善于奉承的大老粗，再也没有什么干头，唯有被排挤和歧视，下场将不堪设想。再说，我也实难以去领兵“讨伐”抗联--—这些真正的中国人。因此心里非常痛苦，便装病不到职，为此事，营长严厉地斥责我，我不服，和他吵了一架，并打到旅部。此时旅部还有我的老上司，就是高明参谋长。他当然庇护他的老部下，营长没得到好脸，我则依然装病，不上任。团部惧于高明的权势，奈何我不
得，只好让我去临江二道花园一个部队后方医院当临时负责人。我去后，没有多久，在惊悉杨靖宇司令在?蒙江遇难的消息之后，怀着无限悲痛的心情，决定退出这罪恶的伪军界。1940年4月，我提出退职报告。获批准后，我就回到了以前驻防的荒崴子为民，从此结束了我的伪军界生涯。
整理者附记
据调查核实，林连长在荒崴子落户为民后，种植人参（后被荒火烧毁）。土改时，土改工作队薛指导员曾安排人对他的历史进行过详细的调查，在一次会上给予表扬，并决定他可以在集安各地自由落户。他决定继续落户在荒崴子，并被选为学校校量，其妻任妇女会长（达三年之久），土改时定为贫农。1950年，因其妻病故，他回山东老家。后听说东北搞镇反后，又回到集安，到公安局交待以前的历史问题。当时的刘区长对此给予表扬，并欢迎他继续在集安落户，他从此定居东北。在荒崴子生活三年，后因生活没有亲人照顾，遂迁至通化县快大茂荒沟大队姑娘家，任过人参技术员等职。（李藕堂整理）
作者当时任伪满洲国第二旅第一团第二营第六连连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