屈折的历程悲惨的结局-回忆东北军第67军(1)
李树桂/文
东北军第67军是于1933年张学良任北平军分会主任期间组建的，辖107师、111师和112师。107师原系东北陆军独立第七旅，号称张氏父子的警卫旅。该旅士兵素质较好，装备精良，是东北军中的一支劲旅。67军的经历是屈折的, 它成立于日寇进攻华北、中华民族面临危急存亡之际，有过于古北口抗战、滦河抗战等光荣的战斗历程，也有过受蒋介石的愚弄和驱使同红军为敌的不光彩的一页；它在陕北“剿共”中受重创以后，在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旅统一战线政策的感召下，同红军化敌为友，支持张学良、杨虎城将军发动了西安事变——这是67军历史上的黄金时代;也仅仅是在这 个时候，67军的几万名东北子弟才感到有了“打回老家去”的希望。出现了象王以哲、高福源这样有益于国家民族、有益于第二次国共合作、死后被追认为烈士的顺应时代潮流的历史人物。67军的结局是悲惨的，西安事变后，蒋介石对它“必欲置之死地面后快”，经过改编、肢解，调到上海战场，假手日寇把它消灭；67军几万名东北子弟中除少数人投靠了蒋介石，大多数人陷于颠沛流离的困境，其中很多人怀着未能打回老家去的遗恨，死在异乡。笔者早年曾在东北陆军独立第七旅，以后又在67军及67军的107师长期任职。现将亲生经历的67军的终始，记其大概于下，供史家参考。
67军成立以前的一段史实
成立67军是有来由的，它同热河沦陷前后以及长城抗战当时的形势是有密切联系的。
热河之行 1932年初，占领东北三省全境的日本帝国主义者，正极力巩固刚刚拼凑成的伪满洲国，并准备向热河与华北进犯;另一方面，刚撤退到华北北部地区的国民党东北军, 也正在进行整顿和频繁的调动，准备对日寇进行有力的抗击。因而，战事从表面上停顿了下来。可是这时，在东北三上层，发生了一次轰动一时的纷争，双方剑拔弩张，几近火拼。原因是：张学良将军周围的一些人,如万福麟、王以哲等认为汤玉麟在热河政治腐败, 怨声载道, 动辄以功臣元老自居，专横拔扈，不服令制，加上有私通日寇的嫌疑，所以主张拿掉他；但张作相、王树常等人则认为传闻不可轻信,外敌压境，激成事变，反弄巧成拙，主张留用。于是，张学良将军采取了兼顾两方面意见的策略。在王以哲的建议下，秘密调集了三个步兵旅，向热河进发。而热河的汤玉麟闻讯后也调兵遣将，以防不测。我恰于此时，接受了一个特殊任务，得以亲历目睹了两方面的情况。
1932年初夏，驻防在北平清河续整训的东北陆军独立第七旅王以哲部（当时我就任旅部少校参谋）， 奉命向古北口开拔。 予计进入热河后对汤玉麟所部，这攻势的战斗准备。部队行动迅速，动向机密，局外人知道的很少。该旅刚越过古北口继续前进中，忽受命暂行停止，警备待命。这时旅的前卫部队已经和巴什营子热军窦团隔河对峙，战事大有一触印发之势。部队停止前进的第二天下午，旅长王以哲和参谋长梁同淇把我找去，叫我即刻陪同刚从承德来的唐精武参谋去热河。旅长说：“唐是奉汤的命令来对我旅的动向探风摸底的，我只敷衍一下。可是你这次去可关系重大，汤玉麟有可能要亲自盘问你。”接着就把见汤时应当回答的话详细地告诉了我。还面授机宜：“你主要的任务还不在此，而是去搜集汤勾结日寇确凿的证据，发现汤周围人的矛盾。如果有人对你勾搭拉拢或提供这方面的材料，要热情接洽, 严守秘密。”梁参谋长同时指示我：“对去热河沿途的兵要、地理、地志可写成报告或绘图，雇人送回亲，供尔后行动的参考。”
当天下午，我就随同唐精武乘原车到了承德。受到热河军部责任参谋崔广森（辽宁人讲武堂4期陆大8期毕业）的热情招待，谈至深夜始陪送招待所就寝。翌日早饭后,崔参谋传话“请不要远离，汤大帅定十点钟召见你。”届时，一名副官领我进入省政府豪华的会客厅。
在沙发上就座，献上烟茶。看到墙上悬挂着张作霖的巨幅照片和一大幅张和汤的合影。在另一面墙上， 特别引人注意地挂着《猛虎下山图》和《猛虎长啸图》。虎视眈眈，威势逼人。这两幅图使人想起汤二虎”的绰号，望之使人悚然起惊。少顷，在一连串“大帅下来啦”的喊声中, 门帘启处，汤玉麟领着几个人阔步面进。这个被张作霖依为股肱骨的“双枪将”，原来是一个长相粗鲁、派头十足、年约五十多岁、中等身材的黑胖子。我首先起立敬礼，并问“大帅好!”经一番客套：“坐吧!坐吧!”他在条案头铺有虎皮的独座沙发上就座，汤首先问我“你在王鼎芳（王以哲的号）手下几年啦?都干过什么?你们第七旅何时开到古北口的?”我都一一如实地作了回答。接着他直接了当地问：“你们旅进入热河有何贵干?受谁的命令?为什么不事先通知我一声?”我回答道：“古北口是保卫平津一带的战略要地。第七旅是张副司令的警卫旅，这次是奉张副司令的命令进驻古北口--带的；至于进入热河境内，只不过是一般的调防和演习。因开拔匆忙，事先没来得及向你老报告，所以旅长派我来向大帅解释，请大帅原谅。”他又问：“听说万福麟在怀柔、密云的两个旅，也正向热河进发，不知是否确实?”我答道：“我听旅长谈过，只是换防，并不是向热河方向，详细清况，我就不甚了解了。”他点了点头，但脸上却显出一种不相信的表情。接着，他声言有些提高，以近似发牢骚的口吻说：“我汤某虽是粗人，但忠义二字，还知珍惜；少帅有时对我怀疑，不加信任， 我都不怪他，我知道都是那帮坏人挑拨的。他现在是主持华北和东北军的首领，我是地方官又兼军长， 能不服从他的指示吗? 我若有三心二意，不仅对不起他，也对不起老帅呀!我和老帅是八拜之交，出生入死的弟兄，怎能背信弃义，反叛他的家业和少帅作对呢?我汤某人良心未泯，怎能和日本人勾结，出卖祖宗?我知道王鼎芳是少帅的心腹，第七旅来到还没有什么，万福麟是个什么东西?事情都坏在他的身上。有本事的去收复黑龙江?如果他的部队敢来，想在我这里我便宜，我豁出这条老命和他拼了。你回去和王鼎芳说明我的意见，请他转报少帅：我汤某是个忠臣，绝不会有二心，绝不会和日本鬼子串通，阴一套、阳一套，不听他的命令。我是坚决支持和拥护他的。”我连连点头，应声回答：“是!”并欠身说道：“请大帅放心!这些话我一定如实地代达。”他很高兴。又问了北平的近况和第七旅的人事、装备等情况。约一个多小时，才让我下去。并说：“多玩几天吧，就说我留下的。”又对旁边的副官说：“这是我的客，好生给我招待。”于是，我就在承德多呆了两天。
两天来受到了十分特殊的款待。一日三餐都是高级官员请客（从省府各厅长到军部各处长），宴席丰盛自不必说，还招待土产的“巴拉罕”鸦片烟，我因不会吸，只能应景而己。第二天，游览了“避暑山庄”的内外八景。在内八景中值得一提的是“铜亭”，远看金碧辉煌，闪光耀眼，近看是个八角飞檐直径约五米圆形有座的凉亭，煞是好看。据陪同的人讲：铜亭上的瓦全是铜合金制成的,含赤金约30%至50%。铜瓦每块重约一公斤， 各瓦互相连锁，由一块主瓦作关键，主瓦不移开，整体休想拆散。但那块是主瓦?钥匙已不知去向，所以就无人能卸开了。传闻此亭是清康熙年代高丽国的贡品。当时感到毫无道理的是，这些美景均被汤划为私人游猎的围场（内有鹿场），方园数十里，四周岗哨林立，不准一般百姓接近。
第三天，以上街游逛及买东西为由，深入民间探询民情与舆论，并将两天的见闻作出笔录；去参谋处通过“聊天”的形式了解汤玉麟的兵力布置及其装备、实力等，直到深夜。
第四天下午返回古北口，立即向旅长作了详细的汇报。我在途中所绘略图，参谋长告诉已收到。当晚旅长交给我一封亲笔信，令我明早去北平顺承王府向张学良当面汇报热河的情况。翌日拂晓，我率原勤务兵, 骑马迳赴北平, 于下午五时许到王府。稍侯片刻里面即传出话来：“古北口王旅长的来人立即接见。”我被带到一间不大的会客室，刚坐在沙发上，有人掀起门帘，高声说：“副司令来啦!”话音一落，就见副司令身穿便服，拿着旅长的信，很潇洒泰然地走进屋末，我立即起身立正敬礼说：“问老师好!”他微笑点头，以手示意叫我坐下。然后他坐在上首沙发上，拿着旅长的信， 看了起来，……我过去曾在讲武堂、高研班，和阅兵大典，以及他巡视北大营的时侯见过他。但单独对面相见，这还是第一次。我发现他的精神很好，只是面庞瘦削了些。眼角、额头已出现操劳的痕迹。而潇洒的风度没有变化。 尤其那双富于理想的眼睛，此时多添了一层深思的神彩。他看完了信，问我：“你是亲去热河见过汤省长的李参谋吗?”我欠身应道：“是的。”他说：“你把经过谈一下，要详细些。”我于是就一五一十地说了起来。他边喝茶，边细心地听着。当我讲到汤玉麟大发牢骚时，他显得特别专注，但始终没插一句话。直到我谈完，才问：“汤省长接见你时都有谁在座?长相什么样?说了些什么?”我回答说：“因我不认识，事后听说都是省内的几个厅长。” 接着又问我 “请你吃饭的几个人都说了些什么?”甚至连他们的举止细节等等也都问到了；我都一一作了详尽地回答，我感到，他对汤玉麟周围的一些人是比较熟悉的。问过之后，他略微沉思一下，然后问我：“你总的感觉是什么呢?”我说：“他们对我都很热情，对你老都表露一种忠诚无贰的情意。可是，我总觉得，汤省长的态度是摇摆的，二心不定的。”这时，他注视着我的眼睛问：“何以见得?”我道：“汤省长本人是个直性子，还没直接的发现什么值得怀疑的地方；但是他最亲近的那部分人意见有分歧，他们经常当我的面发生公开争论，比如第7旅进驻古北口，甚至进入热河境内，合理不合理?日军战斗力如何等等……这些，都间接对抗日和对你老的态度有关； 如果汤省长的意志坚 决倒向某一边的话，这些人的态度就不会是这样的。”他听后马上询问这部分人的职务及其观点，我尽所知详细回答。接着他又问道：“依你所见所闻，热河的务战情况怎样?”我答道：“稍有一些部署，全军尤其承德附近的驻军，正在改装钢架的重机关枪，准备防空；在物资装备方面也有所筹划。然而，无论是军部、参谋处的高级官员仍然是花天酒地，准备打仗的气氛，几乎是看不到。高级军官几乎都抽鸦片烟”……我刚谈完，一种忧虑之色掠过他的面容，他似乎还想说什么，但看了看表，对我说：“就谈到这里，你回去吧。”我立刻站起未。他又说：“今天这些话，除王旅长外不要对任何人讲。”我立正应个“是”，就敬礼转身退出，由承启官送出中门。
张学良将军根据各方面的情报，并参证我的口头汇报，认为汤玉麟并没和日寇勾结，还能服从指挥，因此从抗日大局着眼，暂时没有更换汤玉麟省长兼军长的职务，一场风波幸告乎息。他把万福麟的两个旅调到冀东、长城各口布防；命令第7旅放弃对热河的攻势战斗准备。不久，又调王以哲到“军委会北平分会”任第一处处长。我也被调到军分会一处一组任少校组员（组长金元铮）。第7旅由南京改番号为第107师，师长戴联玺，戴病故后由张政枋接替。热河沦陷前后 1932年6月初，张学良采纳王以哲的建议，以热河东部地区做为抵抗日寇进攻的防御地带，选派战略家和工兵科人员十几人组成“热河国防工事考察组”，以军分会第二处处长杨正治（安铭）为组长，到热河进行勘察。我被指定参加。到承德时，受到汤玉麟的盛情款待。并由他下令各县、各部队，给与协助和方便，以热河军部参谋处崔广森为首的几个人也参加了考察组的工作，考察组首先研讨确定了防线的地段和位置： 主阵地线为乌丹城、赤峰、建平、朝阳一线（计划修三道纵深防线，每道隔五百米至一千米），背后依靠大青山。前沿以开鲁、朝阳寺之线为警戒线（前进阵地），以确保承德。接着研讨了据点和工事种类、布置、所需兵力、装备、构筑所需的材料和人工、时间、经费等等，予定在两个月内把这种半永久性纵深防御阵地带完成。
考察组分成若干小组，热情奔波，攀山下沟，实际勘查、测量，忙录了二十多天，初步拟定了方案和规划；返回北平后，又花了十余个昼夜，绘成略图十余幅、说明一巨册。由组长向张副司令详细汇报，张表示很满意，并派专人携赴南京国防部请示。国防部压了很久，在张副司令一再函电催促下，终以“国库枯竭，从缓办理”八个字作了答复，这等于给人当头一棒，泼面冷水。南京政府把热河全境国土弃置不顾。这不能不使人们感到十分愤慨和疑惑：
如果真的是 “国库枯竭”? 那么为什么同时在江西大部分国民党的“ 剿共”部队，却要什么给什么、要多少给多少， 供应源源不断呢?要说重要性，难道还有什么比保家卫国、求亡图存、抗拒日寇、进面收复失地，更为重要的事情吗?这一连串的问号，开始在北平军分会的全体人员的头脑里盘旋、萦绕，引起人们的深思。这个拒绝拨款，打击了东北军的抗战热情，破坏了全盘的战略部署，致使热河、长城抗战的迅速失败。而且对东北军在1936年发动“西安事变”从反面起了重要的、也是第一个心理上的准备与谁动作用——这是南京政府当初所没有预料到的。
顺承王府三个月 1932年末，热河边境和长城战略上的各大口，屡遭日寇的挑畔、骚扰。热河境内汉奸、日特也不断的造谣、 挑拨，猖獗滋事。日军在热河边境附近集结的消息也不时传来，战争己追在眉睫。张学良为了随时了解前方情况，令王以哲处长在顺承王府官邸的东院，设一地图参谋室，以便就近查询；处长令我和上尉组员惠德安负责布置。我俩携带大批有关地图及必需用品到官邸东院一大间会议厅（分内外两大间）布置完毕。 外间暂作办公室 （登记、 注册由电务室、 秘书处 转来的文件、 电报。 张副司令有关军事上的批件急需处理的，经过登册分类，由副官分送各处办理。非急件，即编号、登记、存卷备查）。里间，为地图室。一面山墙上，张挂百万分之一的东北四省彩色全图。正面墙上挂五千分之一的热河省全图。图上以红笔勾划出日军驻地、动态、兵种、兵力、预计的前进方向并用箭头标明；以兰笔勾划我华北部队及东北义勇军的活动状况及驻地等；另用红兰色小三角旗，写上部队番号，分别钉在驻地。在屋中大长条案上，铺着热河东部地区详图，以兵棋队标，摆好部队驻地位置，能随时按情况变化面移动队标（用布帘苦好）。翌日两位处长（副处长陈钦若）前来查看后，令我俩从此即来这里值班。这样，我和张副司令及来宾和所属部队将领，见面的机会就多了。 因 地图参谋室和他的内室距离很近，只要他在北平几乎天天必来几次。有时于傍晚携同其他高级将领来，或由处长陪来，就地图研究情况变化、兵力调动等。他们来时我打开地图上的遮帘，呈上“情况概要”附图表，随即退至外间。
有时副司令自己一人前来，查阅地名、位置、战况等。记得当时来过的和经常来的有张作相、万福麟、于学忠、谭海 、刘多荃，王化一、王卓然、赵毅等；还有没见过面（不敢探问姓名）的中央大员和来宾。这样我逐渐认识了许多北方将领；同时也熟悉了张副司令的脾性。我随时准各好情况概要，只他一进屋门，我立即面交;他有时问到什么就简要报告一句…如今天日军进逼某地，或今天情况没变化。然后，走向里间拉开地图遮帘，任他观看及提问。…从他每天面部表情，可以看出他的心情和战局的变化是息息相关的。随着战局的转移，我感到他的忧虑神态越来越沉重，对日寇的愤恨也越来越强烈。
1933年初，日寇悍然进犯山海关、九门口，何柱国军予以还击。长城抗战开始。2月初，山海关失守，我军退据滦河继续抵抗，张副司令立即调长城里的第二线部队的一部增援热河防务，统归新任命的“第二集团军总司令”张作相（汤玉麟任副司令兼兵团长）指挥。已集结几万人。我方部队还没调齐，日军即以三个师团、一个旅团和伪军共约十几万人，配备飞机、大炮、装甲车、骑兵等，分三路大举向热河进犯。开鲁、朝阳、凌源三个防线，急 电求援，不久，相继失守。同时万福麟部也腹背受敌，万竟放弃平泉向喜峰口方面撤退，将承德的门户完全敞开了。
热境战况骤然变化，使军分会第一处的工作立即紧张起来。此？时以前，我俩已奉命每晚来官邸值夜班。每夜紧张繁忙，有时连夜宵都顾不得吃。张副司令陪同宋子文从承德返回后，每天都到地图室来几次查询战况或问交办事情的结果。有时一宿来几次。每次来大都是眼有血丝，衣履不整，或仅披件皮大衣，显出昼夜未眠的疲备样子。他的心血情力，全部贯注在热河的战事上了。虽然败讯接二连三地传来，但副司令并没气馁，更没失去信心。三月四日承德陷敌的消息是在当天黄昏前得知的。我和惠德安刚到班，王处长还没走，当然他已了解战局的发展。这时张副司令来了，一进屋门，就对王说：“老鼎!你看汤玉麟不战而逃。万福麟违令撤退。”表情万分震怒。他用拳头擂着桌干愤恨地喊到：“可耻!可耻!纯粹是个孬种!一定要依法严加惩罚!”我还是首次看他发这样大的脾气。张和王以哲两人在里间研究一下，立即下达任命东北军宿将刘震东为“热河挺进军总司令”的命令。时已夜半。我奉命乘车把任命状送到刘的住处。据惠德安说：“副司令授权给刘震东，让他领导、组织溃散的热军，进行反攻的准备。”尔后刘终于潜入热境，号召旧部，组成一支救国部队。日寇垂手占领热河后，轻取滦平，稍事停留，即以快速部队为前导，兵锋直趋古北口，北平形势立即紧张起来。四月六日上午，军分会收到日军在飞机、装甲车和火炮支援下，向我古北口前青石梁的107师前进阵地，发动强大攻势的报告。傍晚，该师急电：“青石梁阵地伤亡惨重，敌军有向古北口进犯的企图，请求支援。”张副司令立即将古北口正面的107师和其两翼侧的东北军第110 师及112师合编为一个军，即第67军。任命王以哲为军长。我由北平军分会第一处少校组员调升为67军军部中校作战参谋，于1933年4月7日随同军长，星夜冒雪驰赴古北口前线，参加激烈的抗日战斗行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