贡沛诚遗稿 一九三六年“双十二事变”时，我在南京任参谋本部边务组专门委员。惊闻之下既喜且忧。 十二月十三日清早，肖铮(地政学院院长)匆忙来我家(公园路体育里)，告知张溥泉(继)老先生在家等待我前往面商营救蒋委员长的急事。肖和我急速驱车驰赴陵园小筑张寓(在中山门外二华里)，面聆张溥老意图。他爽朗地要我尽快秘密进入潼关，到大荔会见冯钦哉军长，把他的信递交给他。要求冯不受“乱命”，悄悄地掩护中央军进出潼关、二华(华阴、华县)。在座的张夫人崔振华恳切指出：“张先生同冯钦哉的关系非同泛泛，这是贡同志所知道的。何况你和冯相识有年，具有较厚的情谊。这样堂堂正正的接触，并不需要冒多大风险。通过公谊私交、定能成功。”
末了张溥老拿出写就的信给我，又郑重其事地说：“这是我党中央多数同志一致的主见，旨在冲淡危言耸听的什么“轰炸西安”“讨伐张、杨”之声浪，保住和平解决的大门。同时还嘱咐我即去常府街陈果夫家，商量安排好具体的西去事宜，以便快速行动。 到陈果夫家，商定增派两人同行。一是长安籍人的李润琛女士，家居西安，当时供职于中央党部民众运动委员会；二是在河北省党部调查科工作、河北籍的张怀琨同志。由李、张二人到西安了解情况，汇报南京。由我电约相会于郑州。 十二月十五日，我同李润琛先到达郑州，十六日张怀琨及时赶到。十七日凌晨，三人共抵洛阳，西行无客车，于右任老先生的专车亦停于此。为了首先完成递交密函，早到大荔与冯密谈，我得先行，李、张二人则暂留客寓，等我返回洛阳提供如何妥善前进的新信息，汇报给陈果夫。 我在十八日凌晨兼程西进，穿越崤函，直插潼关，北渡渭水，取道朝邑至大荔，喜与冯钦哉秘密握晤于军部。冯看毕溥泉先生手札，站起来激动地说：“临潼兵谏，太突然了!我心中很不安，今天捧读溥老函示，心情大为开朗。说实话，我近来对来访人员颇具有戒心，但溥老嘱咐的事一定遵办。我将亲自作复，用昭信守。既然要团结抗日，怎可扩大内哄呢! 十二月二十二日凌晨，冯军长递给我复张溥老的亲笔信后，我便跨马由原路东返洛阳。二十五日傍晚，和李、张二同志会面，二人异口同声向我描述今日洛阳城郊遍放爆竹，喜庆张学良护送委员长经此飞返南京的热闹场面。我们营救任务也随此喜庆爆竹声响而告结束。可是，深藏于我内心的“既喜且忧”的矛盾思想依然耿耿在怀。
十二月二十八日返回南京，首先趋谒张溥老，在喜气洋溢的接待下，面递冯钦哉亲笔复书，并细述和冯密谈经过。继至陈果夫家，汇报到洛阳、去大荔的往返情况，我说：“仅仅完成送信任务。”他欢乐异常地接过话头就说：“真是意料不到，委员长这么快就返旆首都，国家大幸，国家大喜!” 我始从南京到洛阳、大荔，所接触的人员，几乎人人流露出国将大乱，恐惶不安的情绪。从十二月二十五日经洛阳返南京时，则又个个喜形于色，但在言谈中没有一个人提起中共代表人物周恩来到西安居中周旋，力挽危局和对张、杨及各方面施加的巨大影响。也不谈蒋介石被迫同意放弃“先安内后攘外”，两党一致团结抗日的诺言。这就是我忧过於喜之所在。 一九八六年五月二十九日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