屈折的历程 悲惨的结局-回忆东北军第67军（4）
从反共到联共，同红军化敌为友
西安事变前，67军的三个师分别驻在洛川、富县、宜君、黄陵等地。1935年秋，蒋介石亲赴西安，逼令张学良将军对陕甘地区的红军15军团进行大规模的“围剿”。67军在同红军作战中受到重大损失：4月，110师在甘泉县崂山被歼大部，师长何立中被击毙；接着，107师619团在榆林桥被芳，团长高福源被俘（其时，我已被任为该师参谋长）。高团被外后，遗缺由何立中师残部630团补充，107师仍保持三个团的建制。
这时，67军广大官兵已开始意识到反共，与红军为敌没有出路；对蒋的阴谋也有所认识，思想上处于徘徊和逐渐觉醒之中。这中间发生了一件事。我师621团团附周振声同129师参谋长张文清各率一部，在由延安返回富县(107师师部驻地)途中，被红军围困于甘泉城内。弹尽粮绝，每日靠西北“剿总”派飞机空投的物资维持。但大部空投物资都落在城外，甚至129师参谋长张文清的家属给张空投的皮大衣、高级烟酒，也都落在城外，被红军扣留；守军跟看红军士兵在城外挑着张的狐皮大衣，喊话劝降。在长达五个月的围困期间，守军无力突围，红军也不攻城，西北“剿总”更无计可施。
谁知到1936 年三月初，我师突然接到军部让我们出城迎接甘泉官兵解围归来的命令； 军部还用电话指示我师要开会欢迎，盛情接待。届时，师长和我亲率一部官兵到富县北十里外把他们迎接了回来。这些狼藉不堪的残兵败将，衣服滥褛，面容憔悴。翌日开“热烈欢迎胜利归来的全体官兵大会”，师长、县长、地方士绅讲话后，演出了我编排的反动京剧《陕北曙光》。不久，张文清率残部去洛川军部附近，108师归还建制。
当时全体官兵对红军主动放出被围困的官兵这一行动，都感到分外惊讶和深深的感激。不久又听军部来人说，红军对滞留陕北、处于困境的一部份东北军骑兵，不仅不计前嫌，反而发动群众帮助解决粮草困难，使其顺利地 返归原部队的事，一时被传为佳话。而陕北红军派人去西安采购服装及用品，途经我师防池时，我师也不加阻拦。 一时间， 双方车辆、 使者往来频繁—大家对此，也都心领神会，不言自明。
1936年初，由于中国共产党提出“停止内战，团结抗日”的口号深得人心和统战工作的正确开展，更由于蒋介石大打内战反共卖国的西目的明显暴露，使东北军内部发生了深刻的变化，陕北战场红军和东北军的作战行动不仅基本上停止了，而且两军的上层还建立了秘密的接触。 张学良将军在67军军长王以哲陪同下，到延安107师防地的天主教堂，秘密会见了周恩来副主席。
1936年7、8月间，我师在延安接待过红军的一位贵客，即遐迩闻名的红军叶剑英参谋长。当时师部设在一个学校里，师长单独住在另一个院内的校长办公室。在这间敞亮、大玻璃窗的房间里，叶参谋长曾住了一宿。由师长刘翰东秘密招待的。事后得知，叶参谋长是受中共中央的委派到西安协助张学良、杨虎城将军改造东北军和西北军部队的。
记得那是一个傍晚，我去师长室吃晚饭（师长和我起一个伙），刚走到小院门口， 师长的随从副官迎出来说： “参谋长， 师长今天陪一位客人吃饭，请你单独吃吧。”我忙问：“什么贵客?”副官凑近我压低声音，极神秘地说：“是叶剑英，红军总部的参谋兰!”第二天上午，我和师长见面时才知道，客人是傍晚来的，只住一宿，天明就起程赶路了。刘师长对贵客备加赞扬，十分钦佩。他对我说：“这可是个大人物啊!有气魂，有学识。比咱们站得高，见得远。想不到红军里有这样的人才。”又说：“这下可好！咱们东北军和红军团结友好，倒霉的仗就不用打了。部队今后能稳定了。”我说：“确是这样，因为和红军打仗，不仅受尽苦，吃大亏，而且十分不得军心，开小差的兵越来越多，官兵们消极厌战，怠战，反战，乃至怨气冲天， 军队的稳定就真成问题。”予感到这些，又联想到不打内战，抗日复土有望。因西心里到十分鼓舞。似乎几年内，就可打回老家去了。一股乐观想法，涌上心头。
这件事，虽说是绝密，西消息还是不胫而走。不多几天，全师多人都风闻此事。特别是士兵和下级军官，虽表面上不敢公开声扬；但在暗地里，却时常谈论。一时，第107师似乎换了样，士气有些振奋起来了。
陕北大旅行 1936年的9月到10月初，蒋介石为阻止中央红军的会师，令其嫡系胡宗南第1军(3个师、6个旅)为主力，以107师（附骑3师）任左侧背掩护，分兵三路向陕北红军大举进攻。蒋介石亲自飞到西安，作具体布置，对张学良、杨虎城两将军施加压力。
第107师，虽然不很情愿，但迫于命令，不得不应付一下。当时107师配属骑兵第3师郭希鹏部，总部即以刘翰东为首改称为“刘纵队”。在出发前刘声称患有胃肠癌，步行困难，不能骑马；所以只好坐在大师椅上，用两匹毛驴驮着走。关于纵队作战计划、具体布署等一切事宜，统由我代表纵队与胡宗南参谋处及郭希鹏部参谋处往返协商、共同研究策订。当时决定：刘纵队主力由延安经两河口、吴起镇，走定边、盐池之线；骑三师由庆阳经环县走惠安堡、吴忠之线；胡宗南主力走延长、延川、绥德、榆林之线；胡另一部走安塞、瓦窑堡、横山之线。双方互相保持联系前进。出发前，曾召集各团长会议。师长指出：“鉴于过去经验，红军贯用避实击虚、机动灵活的口袋战术；这次进军，务必要提高警惕，十分小心谨慎，以免中伏。”接着，由我根据平日演习过的警戒防费行军法，布署行军序列：由620 团、621 团、630团轮流担任前卫（一是用“乌龟行进法”，向六面伸出触角，多方警戒，以防不测；二是以“蛇脱皮法”，使各营交替前进，行进中详细搜索，严密警戒，以确保安全。）最后，师长又规定：“一定要稳扎稳打，缓慢行进，每天行程不准超过三十华里。”
开始时和胡军并进，每晚由电台联系，了解清况。不久，胡军瞒怨纵队行进太慢，指责我们“胆小不中用”。师长知道后，非常气愤，命令我们不理他们，并让电台告诉胡军：有事直接和六十七军军部联系。从此我们和胡军就音讯不通了。
在将近三个月的缓慢行军中，我们象乌龟般的爬行，根本没遇到一个红军，更谈不上交峰打仗了；即使这样，全体官兵无不胆战心惊，唯恐红军神兵天降，遭到袭击。
一天，部队走到吴起镇北马家大山附近，发现山顶有密集的人群蠕动，并向部队连发步枪弹数发。我驰马到前卫团用望远镜观察，并令部队停止前进，同时立即派人请示师长。师长不相信这是正规红军。我根据指示，命令前卫团用轻迫击炮向山顶打几发，然后派尖兵连前去搜索。我在望远镜中见到，炮弹落后，人群逐渐星散。又等很久，搜索部队前来报告：“山顶人全都跑光，仅发现有牲畜粪便和几处斑斑的血迹。后在山洼处抓到一个老汉，经盘问说此地并无红军经过，是老百姓听说你们的军队来了，害怕，牵牲口，抱娃娃，上山躲避。几个年轻人，不听劝阻，放了几枪。经炮轰后，都逃到山后去了，幸没伤人，只轻伤了牲畜。又搜查一会，见确实无人，只得把老汉放了。回来复命。”如此，只好作罢。
白天如此，晚上就更加心惊胆战了。师长和我因为了解一些内幕，估计红军不会大规模地打我们；只是部队的民愤大，可能有一些游击队、赤卫队前来骚扰。但属下的官兵心中没底。因这次是向主方红军的“进剿”，万一碰上，红军是绝不会手软留情的。所以一般人在行军宿营中，只希望遇到好运气， 千万别和红军相遇。在这风声鹤唳、草本皆兵的行军中，某天夜里,部队到达离终点盐池县城约百余里一个洼地的村庄里露营。正在熟睡，忽然前卫团620区的前哨响起了枪声，我和师长急以电话询问，据朱芝荣团长报告：“是哨兵发见前面人影憧憧，喝令不停，不答口令，就开了一枪；其他哨兵为了壮胆也跟着开起枪来。”至此一场虚惊才告结束。
我们就这样如履尊冰，如临深渊，慢腾腾地爬行，经过将近三个来月的时间才到达盐池城内（城内驻马洪宾部一个骑兵团）。因为没有任何情况，部队在盐池城内休息三天，亲命改道苗寨子、环县，返回富县。
在回来时所经过的路线和来时的情况就完全不同了。我们沿途不仅接连发现红军大部队行军时的连络信号，如用白灰在地面上洒成箭头；在转湾处将树木砍去一块树皮，刻一矢标，以指示前进的方向等。更明显的是，在衬中墙壁和树干的醒目处，都写了许多让东北军官兵触目惊心的大字标语，如：“中国人不打中国人!”“枪口对外，不打内战!”“团结抗日，打回老家去!”“不要忘记东北家乡的父老同胞!”“停止内战，团结抗日：”等等。证明主力红军，沿此路通过时，知道东北军的行踪，才在沿途写下这些感人心肺的标语。 107师官兵纷纷议论：红军对我们是团结留情，网开一面啊!不然为什么知道我们路线，却避而不打呢?但是对胡宗南第1军的态度，却迥然不同了。我们从军部电台得知：10月，红军主力已在甘肃全宁会师。11月中旬以来，胡宗南军的消息忽然断绝了。由电台询问军部，回答说无可奉告。又过了几天，军部电台非正式地告诉我们，胡军的3个旅被红军全歼于马城堡、萌城堡一带；胡军余部，正在溃逃。这时我们才恍然大悟，红军所以没理我们，是集中主力去消灭胡宗南的第一军了。当时，我纵队和胡军早已断绝联络。不仅来不及援助，根本也不敢和不想去援助。对于胡军被歼消息，师部和报务人员虽不敢公开宣扬，但全纵队的官兵还是很快地知道了。因为红军开灭了胡军大半，师长刘翰东唯恐红军主力回师对付我们，曾一再严令各团长千万不能疏忽大意， 所以部队每天 仍然缓 慢行军， 缩头夹尾地爬行。 官兵们都盼望早日完成 “陕北大旅行”。
西安事变之夜 纵队于 12月12日下午，宿营在环县城南一带。晓饭后忽然从收音机中听到南京电台对张学良将军进行辱骂，并声称已组成“讨逆军”向西安进发的消息。大家无不感到异常震惊。同时，接到 67 军军部急电：“该师星夜赶回平凉城固守，对陇县、潜阳一带的胡宗南部，严加戒备。”于是，当日晚饭后开拔，昼夜急行军，冒着寒流， 三天三夜，到达平凉。 以620团任城防（余两团驻城郊），并在军部统一指挥下，四门加岗，布置兵力，严密防守， 加固城防工事， 派出谍报人 员侦察胡军的动静。经向军部探询，才知道“西安事变”的发生梗概。此时军长王以哲因患伤寒病正在西安市私宅养病。师长刘翰东因病请假离职;师长职务由第620 团团长朱芝荣暂代；师部一切公务仍由我负责处理。
12月中旬，红军主力一部，轻装经平凉城外，昼夜向东 （三原、泾阳）急进；是与东北军共同保卫西安外围，准备迎击南京派遣的进犯部队。我们已接到通令。红军过路时，师部及军部人员，都自动到城墙上观看；大家把城头挤满，都带着一付激动的西庞，在零下三十几度的严寒里，我们穿着棉衣和皮大衣尚觉寒冷；而红军指战员不分官兵，一律上身只穿一件棉衣，下身是单布裤，有的扎着练腿，光着脚穿草鞋，背着细小简单的背包，队形严整，精神饱满，快步如飞地沿城北大路，向东急进。 看见我们在城头观看，都热情地频频招手，表示友好的善意；城上67军官兵，也频频举手打招呼，并热烈鼓掌。我军官兵无不对红军指战员吃苦耐劳、纪律严明所感动；也莫不为红军的相助而信心倍增。
王以哲被刺 12月下旬，传来张学良将军亲送蒋介石回南京、被蒋扣留的消息。广大士兵和下级军官无不义愤填膺，痛恨蒋介石不知感恩，背信弃义。但在东北军的高级军官中（军、师长级的）态度一下子就复杂起来了：多数人首鼠两端，不轻易表态，在看风使舵；过去力主杀蒋的如今反而媚蒋；个别的甚至向蒋暗送秋波，输诚表忠，准备投蒋。 而蒋介石正好利用机会在暗中拉拢、 收买。如107 师师长刘翰东（陈诚同学），他在招待叶剑英以后，了解到红军和东北军有秘密关系后，就消极抱病，于“双十二”后，请病假回西安，另有图谋；在甘泉释放出来的张文清，升了师长，听说张学良将军被扣时，就暗地里说风凉话，涣散军心，瓦解斗志；驻洛阳的炮兵旅长黄永安，甘心从贼，且准备开赴潼关参战，为全军将士所唾弃。但也有很多人，希望东北军内部继续团结，加强“三位一体”的联合，为营救张学良作准备；这是个别师级和大部分团、营干部和士兵的心愿。
1937年2月初，突然传来军长王以哲被少壮派刺杀于病榻的消息!自从在北大营建立独立第七旅以来，67军多数营、团、师级干部，都是王以哲亲自延揽培训提拔的（或是同学、同乡、学生、亲信）。可称班底牢固，感情融洽，关系密切。噩耗传来，官兵无不跺足捶胸，号啕痛哭。一致主张“杀回而安活捉×××，为王军长报仇!”当时，全军官兵戴孝，派代表集合开“誓师大会”，推举我会上读词悼，发表慷慨激昂的演说。会上大家痛哭失声。然后，通电西安临时军委会：67军“不日即向西安开拔”。就在这时，接到代理东北军总指挥于学忠和周恩来的复电，大意是说：为了防范南京部队乘隙而入和日军进犯，同时为了有利子营救张学良将军，切望贵军万勿开来西安，静候事态的合理解决， 因此， 我们强忍愤怒，仍留驻原防地，保卫西安。并晓喻官兵，为了顾全大局，按兵未动。后来，又听说王以哲军长遇难的翌晨，周恩来副主席亲率中共代表团，去军长家吊唁并安慰遗族。全军官兵无不交相敬佩共产党的伟大。（新中国成立后，周总理亲批王以哲为革命烈士。王家属迄今受到优待。）
当时，东北军内虽然发生裂痕与混乱，而67 军尚处于团结和同仇敌忾的状态。可以举一事为证：第107师师长刘翰东因托病请辞已离开平凉，师长职务由320团团长朱芝荣暂代。这时，西安总部曾指令原情报处长陈昶新（旭东）为107师师长，陈已就莲途中。因陈是蒋的亲信，又是少壮派的中心人物，全军官兵一面电西安拒绝原派令，一西派人在中途阻截，准备促回平凉杀他祭奠灵牌。而陈消息灵通，中途折返西安，未致照面。
不久，由于蒋介石乘机大力施展阴谋诡计，第67军就开始分化了。
就第107师来说，原师长刘翰东早已衷心投靠了陈诚、蒋介石。刘翰东字维之，辽宁丹东人。因体胖，绰号“刘罐肉”。保定军校八期毕业后，又留日攻炮兵专业。和陈诚是同期同班又邻座位的同学，一直交往很密，不断联系。刘在东北军历任炮兵团长、旅长等职、长成坑战期间，又活动陈诚，当了第107师师长。对指挥步兵操练及行军作战等都是门外汉。加之其体态拥肿，一倒头就鼾声大作，很难叫醒，所以全师一切事务由参谋长代拆办理；他自己仅对重要案件“划行”和“首肯”而已。 1935年部队在陕北反共时，参谋长朱佥波奉召去南京考陆大特别班，我由中校参谋代理参谋长职务，榆林桥战役后，尤以被围在甘泉的部队被红军解围全部放回后，刘已知道东北军和红军间，互有联系和停战协议。因胆小怕事，惟恐影响官运，乃故意怠职，什么事都托病不闻不问，让我全权处理，以便推卸责任。同时，密信西安家中，让他老婆向际诚密
报红军与东北军联系的详细清况。高福源的被宽释，以及红军参谋长叶剑英去西安途中，在延安师部住宿，刘受军长电令负责妥为招待，因而，他对两军相互情况，已经大部了解和掌握。到我师受命配属骑兵第3师郭希鹏部改称“刘纵队”，协同胡宗南第1军向陕北“进剿”时，他声称病势加重，不能骑马，就雇了两条毛驴，中间驼一把太师椅，在卫兵护卫下安坐太师椅上打瞌睡。一切行军、情况处置，都任凭我办理。在部队到达盐池后，受命返回的途中，适值双十二之夜。全师奉命连夜跑步赶回平凉，和军部共守县城。他却于到达的翌晨称病请假回两安就医，从此就一去不返，在师部和各团的他的爪牙们，则经常请假去西安看他，无疑是继续将搜集的“三位一体”的情报， 随时向他报告。 后来听说他对 “西安事变”十分不满，乃托病请辞，携带眷属去南京向陈诚、蒋介石面报“西安事变”的一切情况；深得反动头头们的赞许。所以忘北光复后，由陈诚推荐经蒋介石批准他当上了辽北省政府主席。师政训主任曾也石是戏的秘书长，实际是刘和南京政训特务之间的联系人。他们作了南京方面的奸细，在“西安事变”后，一西在东北军内部制造分裂，瓦解人心，一面向南京秘密汇报消息。
第67军第117师师长吴克仁，是日本士官和炮专毕业的。在日本期间就与何应钦有联系。“西安事变”后，全军改编时，他乖乖地交出师长职务，顺从地让117师被并编其他两个师内，被提升为军长。众人虽觉不服，但谁都明白这是南京“内定”的，所以就无人敢持异议了。上海佘山口突围时殉职。
继任的第107师师长金奎壁，是讲武堂五期，陆大八期毕业的。东北军反共时，他在南京任军令部的副厅长，后调蒋的待从室任武官。由于他老婆和钱大钧的老婆交往甚厚，靠着这种关系，由钱大钧力保，于1937年2月初，到平凉就任107师师长职务。
继任的第107师参谋长邓玉涿，和全奎壁是讲武堂和陆大同期同班同学，在南京又是同事。当南京方面发表金奎璧任师长后，金曾和他约好同来赴任。邓在松江抗战失败退却时，被水淹死。
改编以后的67军 蒋个石不仅以高官厚禄收买了上面所列的一些人，而且还使用了暗杀手法来消灭不听他话的人。最显著的例子，就是高福源之死。我已在《我所知道的高福源》一文中叙述了此事。
蒋介石继收买之后，又调重兵来两安附近，进行威逼。在其阴谋初步得逞之后，乃于1937年3月，先行将我们调离两北与红军隔绝。接着就派造亲信进行改编，如：对于学忠先远调后免职；万福麟、何柱国调离整编后免职；但对缪徵流却在整编后留在中央；刘多荃师则扩编为91军。第67军的调离、改编过程 是这样的；按国民党国防部的指定，第 67 军调到远离红军的河南、安徽两省交界，平汉、津浦两条铁路中问地区。3月中旬；军部率第117师驻阜阳附近；第108师驻在太和、涡阳一带；第107师调驻在临泉、沈邱、槐店地区.两条铁路线傍均派有重兵，进行监视。
改编办法：先是由军部招集各师参谋长到阜阳开会，经一周的研讨，确定将第117师整个的营连并编到其他两师内，余下的归各师的直属营、连。原师属连不动，新编师增设一个工兵营。在一周内改编完毕。原第67军，是直辖3个步兵师，每师步兵3团制；改编后为军辖2个师，每师2旅，每旅2团制。师直属有工兵营、骑兵连、通讯连、重迫击炮连;两各团仍如原编制有机、迫、平三个连。通过这次改编，将亲蒋集团的人调到重要岗位；有过反蒋亲共态度甚至涉嫌的人，则都降为副职或摆在空虚位置。改编后的第67军各级主官如下：军长吴克仁；副军长贺奎（辽宁兴城人，讲武堂五期、日本陆大毕业，全军在上海溃败后到武汉就职）；参谋长吴桐岗（沈阳人，讲武堂五期、高研班二期、留日步专，和吴克仁至交，上海抗战时与军长同时殉难)；第107师师长全奎璧；第107师参谋长邓玉琢；第107师319旅旅长朱芝荣（河北东光人和王以哲同期同学，松江战役殉职)；第107师319旅副旅长李树桂；该旅第637团团长朱金波；该旅第 638 团团长刘振欧；第 107 师 320旅旅长吴骞 (留日士官毕业，松江抗战时，消息不明）；108师师长张文清（原守甘泉反共的名将，全军撤消番号，他师却调归中央嫡系)。全军于六月改编完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