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之后，国家急于摆脱贫穷落后的局面，推出了一系列的加快、提高生产计划，但由于缺少经验而使国家经济建设走了一段弯路，这就是众所周知的“大跃进”。古人云：欲速则不达，1962年时国民经济不涨反降，中央意识到之前制定的高目标就像是一座不可逾越的大山，因此召开了一次“七千人大会”，会上毛主席三次让陈云发言，可他始终保持沉默，这是为什么呢？

“大跃进”刚提出时，全国人民都情绪高涨投入到生产建设之中，当时中国已经顺利完成了第一个五年计划，让人产生一种错觉——经济建设也是可以按下快进键的。然而，最初取得五年计划的胜利，其原因是新中国建设的起点较低，当提出“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口号时，全国人民也都是斗志昂扬。

当时陈云也看好这种生产精神面貌，毕竟全国人民拧成一股绳的力量是不可小觑的，然而随着“大跃进”的进行，全国上下搞起了“竞赛”，各个地方互相攀比而刮起了“浮夸风”：西北地区不顾地理环境这样重要的客观因素影响而提出了“人均粮食产量达到3000斤”的目标，为了完成这一目标，西北地区百姓省吃俭用才堪堪完成任务，而这只是其中一个例子，当时各个报刊上经常大张旗鼓地做高产宣传。

除了农业搞“攀比”之外，工业方面也提出了“大炼钢铁运动”，毛主席没有经济生产的具体概念，当时他只是试探性地提出意见：“钢铁去年的产量是530吨，今年能不能翻一番？”结果冶金工业部部长想也没想就一口答应下来。当赫鲁晓夫访华得知中国要实现年产钢铁1070吨的目标时，他提出了质疑，他的质疑刺痛了国人的内心，因此那一年全国人民只做一件事，那就是大炼钢铁。

这一指标是完成了，但其代价是巨大的：农业、学校等方面的发展出现停滞，在生产过程中出现大量的安全隐患，严重破坏自然生态环境，等等，最主要的是，炼出的钢铁大部分都是钢渣，合格产品不足三成。陈云此时想要发言，可他的声音已经被湮没在“大跃进”的热潮之中，还被说成“反冒进者”。

陈云对“大炼钢铁”忧心忡忡，当他思考如何向党中央反映问题时，1959年党中央又提出了年产3000万吨钢铁的指标。要知道年产1070吨已经不切实际，年产3000万吨可以说是天方夜谭，最终陈云向毛主席提供了一组数据：“英国人从年产869万吨提高到年产1655万吨，用了17年”，之后他没有再说话。

但是在这一年的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上，陈云深刻提出了“大跃进”面临的问题，此时毛主席也察觉到“浮夸风”，他夸赞陈云：“他这个人很勇敢，真理有时候并不在多数人手里”，而毛主席之所以这样相信陈云的意见，就是陈云是新中国最懂经济的人，拥有“中国掌柜”的美誉。上海刚解放时，资本家要给我党来个下马威，他们认为我党“打仗100分，搞政治80分，搞经济0分”。

是陈云让这些心存侥幸的资本家感受到我党搞经济的能力：陈云一边推动人民币在上海流通，一边对上海证券交易所采取强硬措施，同时发动各地方力量支援上海，他与资本家在控制物价上斗智斗勇，最终取得了经济保卫战的胜利。陈云虽然没有出现在解放战争的战场上，可毛主席评价他：“陈云指挥的这场战争，其重要程度丝毫不亚于‘三大战役’。”

1962年，经历三年自然灾害的中国经济已经不堪重负，党中央意识到“大跃进”运动扰乱了经济秩序，于是召开七千人大会，会议上毛主席主动承担了责任，周总理、朱老总、邓公等人也纷纷发言，一方面承担一定责任，另一方面对恢复发展生产问题提出了建议，当毛主席让陈云发言时，陈云却三缄其口，因为他知道，这次会议是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但党内的思想还不完全统一。

事后周总理非常理解陈云的想法：“他不好讲，陈云同志对每一件事，在没有调查清楚的情况下是不会轻易讲话的”，所以陈云在会议上保持沉默。“国难思良将，家贫思贤妻”，最终毛主席让陈云这位“贤妻”收拾“大跃进”之后的烂摊子，这一年陈云再次出任中央财经小组组长，在他的领导下中国经济有了明显好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