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我说，没有什么准不准的问题，经济犯罪就是经济犯罪，打砸抢的、抢劫的、杀人的，有什么准不准的问题？是下不了手！”邓小平一边翻看着公安部的报告，一边对身旁刚刚上任的公安部长刘复之说道。

自从 1976 年十年政治风暴结束以后，就滋生了一大批犯罪分子，随着国内的政治形势愈发明朗，社会治安成为公安司法面临最主要的工作。

80 年代初，在中央的领导下，虽然连续开展了几次打击刑事犯罪活动的斗争，但由于认识上没有统一，出现了对于犯罪分子打击无力的现象，导致犯罪活动愈发猖狂。

短短的两年时间里，全国立案总计就达到了 150 多万起，到了 1983 年初，案件数量更是猛烈上升。在这种情况下，邓小平作出了开展“严打”的决策。

当时，刘复之刚刚上任公安部部长。经过与公安部党组共同研究治安形势后，刘富之向中央递交了一份报告，列出了他们认为急需解决的一些紧迫问题。结果在递交报告的第三天，邓小平就在北戴河接见了刘复之。

一开场，邓小平就直截了当地说，你们这个文件不解决问题。随后，邓小平态度非常坚决地、系统地谈了严厉打击刑事犯罪活动的方针、步骤和措施。

邓小平的严厉批评，彻底解放了刘复之的思想。

其实，早在革命年代，刘复之就多次受到邓小平的教导，对他在新中国成立之后走上公安部长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刘复之出生于广东梅县一户马来亚华侨家庭。当年梅县曾经是粤东地区的政治、经济中心，长期被国民党盘踞。大革命时期，梅县老党员杨广存的牺牲，对刘复之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1934年，刘复之在父亲的要求下，前往香港学做生意，这成为刘复之走上革命道路最重要的一步。那个时候的香港还在英国人的统治之下，中国人在香港的地位并不高。

在这样的环境下，刘复之的民族自尊心受到了深深的伤害，但这样的环境也让进步思想和抗日救亡活动不受限制，那一段时间，刘复之的思想发生了明显的变化。

1936年“西安事变”发生之后，社会上议论纷纷，刘复之和多数人的想法一样，认为抗日救国必须依靠共产党，蒋介石必须打倒。因此，刘复之萌生了到陕北找共产党的想法。

次年10月，做好了万全准备的刘复之，踏上了前往延安的征途。在大哥的资助下，刘复之先到了广州，转乘火车前往汉口，之后又乘车经郑州前往西安。到了西安的第二天，刘复之就找到了八路军办事处。

在八路军办事处的安排下，刘复之如愿来到了延安，先在陕北公学学习了三个月，后又进入中央党校学习了七个月，随后被调入党校教务处担任干事。

1938年六届六中全会召开后，党校干部部长找到刘复之，让他去担任朱德的秘书，跟着朱总到前线去。就这样，刘复之离开了延安，前往陕西参与和阎锡山的会谈。

会谈结束后不久，刘复之被编入总部秘书处，朱老总找到他，说刘伯承那里需要秘书，决定让他前去。此时刘复之在朱德身边不过只工作了三个月。

1941年，邓小平找刘复之谈话，让他选择去当党总支书记，或是到政治部锄奸部工作。也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刘复之做锄奸保卫工作，从此成了他的终生职业。

“你聪明能干，但不要搞自由主义。”调任前，邓小平郑重地嘱咐刘复之。后来这句话被刘复之铭记了一生。

1949年新中国成立前夕，中央成立中央军委公安部，刘复之被委任公安部办公厅副主任。在十年政治风暴期间，刘复之遭受冲击，被要求举家前往黑龙江，直到1970年，在周总理的过问下，刘复之才回到了北京，成为公安部核心小组成员。

1977年，黄镇被任命为文化部部长后，当即着手组建领导班子。当听说刘复之还在赋闲时，便去问罗瑞卿，刘复之可不可以用。

“当然可以，没有问题嘛！”罗瑞卿当即回复道。于是，黄镇提了刘复之的名，经过邓小平的同意，刘复之得以出任文化部副部长。

1983年，中央决定将刘复之调到公安部担任部长一职。结果上任仅仅一个月，刘复之就受到了邓小平的严厉批评。

在邓小平接见的第二天，刘复之立即在北戴河召开了公安政法领导干部的会议，传达了邓小平的重要讲话，并很快拟出了“严打”的初步方案。

从当年8月底一直到年末，各省市、自治区先后开展了统一行动，对犯罪分子进行了集中打击，摧毁犯罪团伙 7 万多个， 20 多万犯罪分子悉数落网。

第一次的“严打”战役产生了巨大的效应。从1984年开始，案件数量继续下降，这一年，全国刑事案件51万多，其中大案6.3万。但到了1985年，对于是否继续坚持“严打”又出现了不同的看法。

由于一些不知悔改的犯罪分子闹翻案，个别地方出现了“复出风”，导致又出现了八十年代初打击无力的现象。邓小平随即指示全国的政法工作者，对刑事犯罪活动的打击是必要的，今后还要继续打击下去。

由于继续坚持“严打”，1985年到1986年，刑事案件数量仍保持在较低的水平，社会治安有了明显的好转。但由于“严打”声势逐渐减弱，配套的治理工作不到位，导致大案数量出现了上升。

1986年初，邓小平在政治局常委会上讲了话，再次强调搞四个现代化一定要有两手，光靠一只手是不行的：“一手抓建设，一手抓法制，只有保持人民内部的民主，社会才能保持安定团结，才有可能把现代化建设搞成。”

在进行“严打”工作的同时，刘复之也在加强和改革公安工作。1984年，刘复之亲自率团出国访问，并申请加入国际刑警组织。同年，我国被正式接纳为国际刑警组织成员国。

1985年，公安部派出调查组，分赴各省调查了解推动县以下的公安基层工作，加强警务保障工作，建立警用专线网络。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和中国人民警官大学相继成立后，分配轮训县公安局长、教导员，为公安部队培养了大批人才。

与此同时，公安部召开全国公安纪律检查工作会议，严正警风警纪，并抓紧选拔培养年轻干部，逐步解决历史形成的问题。

也正是在这一年，刘复之从公安部部长的位置上退了下来，转入中央政法委员会，担任常务副书记。两年之后，中央决定调动刘复之的工作，刘复之主动选择去最高人民检察院。

就这样，71岁高龄的刘复之当选为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在古稀之年继续为四个现代化的建设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参考文献：

[1]隋从容.邓小平对公安工作的理论贡献[J].山东警察学院学报,2011,23(06):108-114.

[2]于俊道，邹洋编. 邓小平交往录. 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 2004.04.

[3]刘复之著. 刘复之回忆录. 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0.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