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不得因为丧事收受任何人的一文钱，但老朋友的不在此例；

二、赶快收敛，埋掉拉倒；

三、不要做任何关于纪念的事情；

四、忘记我过自己的生活，倘不，那就真是糊涂；

……”

面对死亡的即将来临，鲁迅利用极为有限的时间抓紧工作外，还在病中写下了一篇随笔发表，算是对自己身后事的一些交待。

过去以往，鲁迅的身体本就不好，1935年，瞿秋白、方志敏等革命志士的牺牲，给鲁迅造成了极大的打击，进而对身体造成了更大的损伤。不少人劝说鲁迅住院治疗或是到国外疗养，结果鲁迅为了继续斗争，对前来劝说的人一一婉拒：

“不是说‘轻伤不下火线’吗？等我觉得实在支持不下去的时候再说。”

转年年初，由于天气寒冷，鲁迅的病情开始加重。在相熟的日本医生久治不愈的情况下，家里人瞒着鲁迅请来一位美国医生诊治，结果美国医生得出了一个惊人结论：

“倘若是欧洲人，五年前就已经死掉了。”

听了医生对自己的诊断，鲁迅释然了，想必这位医生也束手无策，毕竟自己五年前就已经“死”了。自此，鲁迅开始更加投入到工作之中，再也没有请过医生给自己治疗。

入秋以后，鲁迅的病情变得更加严重。这天早上，鲁迅将悼念章太炎的文章写完，吃过午饭后又去拜访了日本友人，晚上还和弟弟周建人商谈了一些事情。躺到床上之后，鲁迅就感觉心情烦躁，难以入睡，到了凌晨病情更加严重，只能坐在床上缓解。

天亮之后，鲁迅支撑着托人请来医生，一番诊治之后仍不见好转。躺在床上看完当天送来的报纸，鲁迅就进入了时断时续的昏迷状态，到了第二天凌晨五点，鲁迅的病情急剧恶化，医生连续注射了两支强心针，都没能挽救回鲁迅的生命。

鲁迅病逝的消息传出之后，各界人士纷纷赶来吊唁，其中不乏宋庆龄、何香凝等知名人士，但更多的还是青年学生，他们大多读过鲁迅的作品，对鲁迅充满景仰之情。

据统计，鲁迅病逝后第二天，前来吊唁的人达到了5200余人，到了第三天吊唁的人较前一日更多，甚至一些鲁迅生前批判过的人，也赶到灵前默哀致祭。就在这一片轰轰烈烈的悼念声中，却出现了一个不和谐的声音，用尽天下恶语来鞭加鲁迅，称其“心理病态，人格矛盾，为党国之大患”。

而撰写这篇四千余字攻击鲁迅文章的人，正是民国才女苏雪林。

说到苏雪林和鲁迅的关系，其实在最开始，苏雪林对于鲁迅还是极度推崇的，甚至自己的一些新书发表，还特意给鲁迅送去，上面专门提了款，称呼鲁迅为“先生”，而谦称自己为“学生”。

那么苏雪林是从什么时候由尊鲁变为反鲁的呢？还得从一场宴会说起。

1928年夏天，上海北新书局的老板设宴招待曾经在他那里出过书的作者。当苏雪林顶着炎炎烈日赶到的时候，鲁迅、林语堂、郁达夫等文艺界的前辈已经到了。在书局老板的引荐下，苏雪林一一和这些前辈握手问候。

刚开始，林语堂等一些人还站起身来和苏雪林握手，对她的作品发表一些夸赞之词，可轮到鲁迅的时候，鲁迅既没有起身也没有握手，只是冲着苏雪林点了点头，就算了打了招呼，搞得苏雪林伸出去的右手悬在半空，很是尴尬。

回到家之后，苏雪林一直在想自己到底哪里得罪了鲁迅。经好友提醒，苏雪林经常在《现代评论》上发表文章，而鲁迅对于《现代评论》又十分痛恨。这样的分析虽然不太合情理，但苏雪林也找不到其他的理由。

这件事过去不久，北平女师大爆发学潮，不少学生遭到校长杨荫榆开除，结果学潮越闹越大。刚刚回国的苏雪林对于学生运动不太理解，坚定地支持曾经是自己校长的杨荫榆，而鲁迅却坚定地站在青年学生一边，不断发文痛斥杨荫瑜。

苏雪林对此非常气愤，认为学潮越闹越大是鲁迅发文煽动的结果，便撰文在《现代评论》发表予以反击，两人的恩怨自此越来越深。

鲁迅病逝后，蔡元培被推为鲁迅纪念委员会主席。苏雪林想劝阻蔡元培不要卷入此事，洋洋洒洒写了一封四千余字的书信，托人转给蔡元培。结果蔡元培因为一些原因没有收到此信，苏雪林就将这封信拿给一个新办的杂志发表，还将其中一切谩骂的词句改得更加激烈。

这封长信一经发表，立刻在全国引起了强烈反响，各地报刊争相发表文章声讨苏雪林。可苏雪林非但没有被吓倒，还认真阅读了每一篇骂她的文章，并剪下来收藏，最后用秤一称，居然有五斤多重。

这些让苏雪林还感到不过瘾。为了和“左联”名流来一场针锋相对的大辩论，苏雪林又给胡适写了一封长信，征求胡适的意见，让苏雪林没想到的是，曾经被鲁迅斥骂过的胡适，对于苏雪林的愤慨并不赞同，回信批评了苏雪林谩骂鲁迅的态度。

苏雪林对此始料未及，尽管她十分看重胡适的意见，但还是不顾胡适的忠告，将这封信拿到杂志社发表，公开了自己“反鲁”的旗号。自此，苏雪林就以“反鲁斗士”自居。

多年以后，苏雪林逃至台湾，对于鲁迅仍脱不开当年的“恶腔调”，“反鲁”更加升级，甚至到了一种癫狂的地步，用谩骂取代了研究，所写成的有关鲁迅的文章毫无学术价值。